製作人智鬥審查制──美國三、四十年代「無定向神經喜劇」講談

今年夏日國際電影節的專題節目是「無定向神經喜劇」(screwball comedy),精選了侯活鶴士、披史頓史特治等六位名導的六部代表作,讓觀眾重溫神經喜劇之王加利格蘭、之后嘉露林白等一眾「癡男喪女」大耍嘴皮,互相鬥氣,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絕讚演出。主辦單位在8月15日《一夜風流》(It Happened One Night,1934)放映後安排講座,邀來影評人張偉雄作客,與主持王勛大談這個歷久彌新、智慧火花絲毫未減的電影類型。

《寶窗選婿》(My Man Godfrey,1936)

喜劇多於浪漫

王勛首先談到screwball comedy一名至今沒有定譯,書上一般譯作「脫線喜劇」或「神經喜劇」,但他認為未能拿捏神韻,所以今回節目起題為「唇槍舌劍,兩性之戰──無定向神經喜劇」,以新潮用語讓觀眾明白這種喜劇的玩法。張偉雄補充screwball原為棒球術語,意為「飄忽球」,透過指頭施力令投球路徑變幻莫測,有影評人借來形容嘉露林白在《寶窗選婿》(My Man Godfrey,1936)中飄忽無定的演繹方式。因此screwball主要形容女性特質,而非兩性關係。

有人將神經喜劇視為浪漫喜劇(romantic comedy)的次類型,但張認為兩者應是辯證對立。王指出神經喜劇反轉了傳統浪漫喜劇,絞盡腦汁將每個浪漫位變成喜劇位,一點都不浪費。往往情到濃時吐出一句絕核對白,給對手潑一盆冷水,將愛情片的氛圍一下子打回喜劇的原形。

例如Roger Ebert激賞為浪漫喜劇史上最性感又最惹笑的一幕,是《鞋邊蝶》(The Lady Eve,1941)20分鐘左右男女主角臉貼臉靠在椅上,芭芭拉史丹域的角色不斷撥弄亨利方達的頭髮,令他心裡十五十六,與觀眾一樣喘不過氣來。這場戲完結前,女方卻冷不防說:「我想我可以安詳地睡了。」(I think I can sleep peacefully now)亨利方達哭笑不得,抱怨地答道:「我希望我可以如此說。」(I wish I can say the same)相比起推進戀情,創作人更用力於寫男女主角鬥嘴鬥氣。

Roger Ebert稱為喜劇史上最性感和惹笑的一幕

沒有性的兩性喜劇

編劇費煞苦心經營對白,無非是與荷里活片廠的內部審查制度鬥智鬥力。三十年代初,教會不滿荷里活電影道德水平低下,影響世道人心,深怕票房受影響的片廠不得不讓步,通過行業協會定立「電影製作守則」(The 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因發起人為Will H. Hays,又名Hays Code),對1934年以後出品的電影作道德審查,務求出品體現正確的道德觀念。床戲自必在刪剪之列,即使兩夫婦站在床邊,也不可以同時雙腳離地,必須有一條腿站著。

因此,「製作守則」對三、四十年代荷里活片的美學有深遠影響。不過愈出色的電影製作人愈能在規範下「走位」,用弦外之音表達出不能明言直說的事,這亦解釋了編導為何費盡心思將浪漫位改為喜劇位。以往電影常見的擁抱、情深一吻可免則免,《一夜風流》甚至在最後一幕不拍攝主人翁而側寫閒角,令閨房之事流於想像,絲毫不落浪漫喜劇的窠臼。影評人Andrew Sarris有一篇討論本類型的專文,題目為〈The sex comedy without sex〉,深得本類型的三昧。

《再度劉郎》(His Girl Friday,1940)

有些聰明的電影人甚至用語帶相關的對白幽審查制度一默。《一夜風流》有一句調戲女主角的話,說:“The colder they are, the hotter they get.”心照不宣的意思是,愈是冷感的女人愈會熱情澎湃,但在字面上無可非議。王認為正好拿來說明片廠愈要禁「不道德」的題材,大編劇、大導演愈能在限制中華麗轉身,令所禁的東西欲蓋彌彰。

張認為神經喜劇作為「製作守則」下的一大美學收獲,並衍生出一種特殊的次類型:再婚戲。這裡的再婚是指女方嫁回原配,公式是一對俏冤家在片頭決定或已經離婚,經過一番波折後重歸於好,大團圓結局。由於二人本應在一起,因此避開了天主教所忌諱的離婚、再婚問題,成功繞過道德審查的法眼。

《再度劉郎》(His Girl Friday,1940)

九十分鐘唇槍舌劍:半失傳的藝術

神經喜劇的劃界一般為1934至1942年,此後的輕喜劇雖有繼承,已無法形神兼備。一來是美國參戰後,觀眾漸漸對情境過於不可思議、有逃避現實傾向的神經喜劇失去興趣,二來是守則實行十多年後已名存實亡,毋須再刻意迎合。王指出要維持的神經喜劇形式極為困難,像《再度劉郎》(His Girl Friday,1940)般連珠炮地你來我往,叫觀眾跟上這種語速已經辛苦,何況導演要維持九十分鐘妙語聯珠,用對白把故事凝聚起來,究竟要何等精力?今次的選片都是形式極為精練的佳作。

不過,神經喜劇彈性很大,可以融入不同類型,例如在週期剛開始時出現了《風流偵探》(The Thin Man,1934),成功將喜劇元素放進偵探片劇情,衍生出一系列續集。兩位講者同意神經喜劇在週期結束後,類型元素散入不同類型、國家的電影,像港產喜劇便繼承了不少,往往以男歡女愛作招徠,重心仍是以精練的對白帶出兩性關係;尤其當女主角是鄭裕玲、鄭秀文和楊千嬅時,傻大姐的形象頗有些飄忽的味道。但因為女角在情場和職場較少取得主導,與安排男女地位高低不同而造成拉鋸角力,並以女性主導的男女關係走向的神經喜劇仍有本質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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