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之不可能,沉默之不可能──《愛的幻象》、《告別言語》雜談

前一陣子看桑塔格談沉默的美學。

她以「沉默」為此一時代藝術的走向:一種自我取消的意圖。然而,沉默卻又不可能。正如不存在真正的空白,因為空白其實亦被空白填滿。

「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喧嚷紛紛,呼籲沉默。
發現沒有東西可說,於是尋求一種方式,來表達這種無可言說的狀態。」

她如此說。在表述和沉默之間繞圈,對語言(或其他表達媒介)失望和希望,就是看《告別言語》和《愛的幻象》時,我所能想到的。

《告別言語》:言語之不可能,影像之不可能

(一)

正如桑塔格認為,出現沉默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對語言的質疑。

《告別言語》中討論的就是,語言與真實的關係。縱然這早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

以下是一次示範:我嘗試解釋電影中的對白。

 

  • 「欠缺想像力的人,在真實中避難」。

    傅柯說,我們所以為的真實,由語言構成。我們迷信語言的神聖地位和透明表述能力,因此希冀藉語言的表達尋求真理,並以語言的排比獲得事物之間的秩序。然而,語言亦只是「其中一樣」事物,又如何凌駕一切而建立真實呢?因此,我們以語言構築的真實,只是一件自以為是的劣質贗品。以下是一個例子。

  • 男人說:「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是零和無限」。
  • 女人說:「不,是性和死亡。」

    我不懂得數學,但我一直以零和無限為某種恆定的、莊嚴的、絕對的狀態,近乎世界的根源或未來。然而我們並不能經驗又或感知零和無限,它們的真實只存在於語言(或符號,或理性)上。

    性和死亡卻是我們生命中必然的經驗,但當它們被概括成「性」和「死亡」兩個符號,還是否等同於「我們」的經驗。

    如果真實是既存的,我們能「發現」、能「描述」。但零和無限,性和死亡,是我們的偉大「發明」。而這種發明,這種創造,是對真實的模仿、簡化、剪裁、篡改,是一次極其偶然的配對。而這就是語言的本質。

  • 女人問:「如何區分概念和隱喻?」

    索緒爾說,「能指」和「所指」之間並不穩定。簡單而言,一個蘋果可以是「蘋果」是「萍果」是「apple」是「apflel」是牙牙學語的「果果」,只要我高興我可以把它叫作「香蕉」。語言上的存在,跟它本身的存在,是沒半點子關係的。

    所以教授說,隱喻是小孩子擲骰子,一次遊戲式的偶然。甚此答案本身亦是一次偶然的聯想。問題是,所有語言的本質,是否都是隱喻?是某種偶然的投射,是地洞中的影子和回音。我們能否接觸「概念」?教授說,問古希臘人。但當柏拉圖以言語回答,告訴你地洞的故事,則又變成隱喻。換言之,我們無法以言語接近概念。

  • 情侶說:「我們不再相愛。」「幸福令我嘔吐。」「說服我你聽見我的話。」

    高達以兩對情侶為討論語言的主線,又何嘗不是一個隱喻。兩個不相關的個體,卻又以彼此來定位自身,互不理解而又被認為親近。於是我又想起一個名字,羅蘭巴特。他質疑敘述和符號時,也選擇了戀人。戀人思緒萬千,語絲雜亂,拼命製造符號,再供自己消費,「戀人絮語」是不斷的言說,然而無秩序、無意義、無法接近「愛情」。巴特以《戀人絮語》為「斑駁拉雜的辭典」,「辭典」所暗示的,就是無法接近。

  • 學生問:「我們能不能創造一個概念來表述非洲?」

    德里達說,「延異」。他說,個別符號的意義來自與另一符號之間的差異,語言系統因此運作。好像查字典,以另一組字句來解釋這一個字,而兩組字的意義之間又存有微妙差異。我們以不準確的符號「非洲」來表述非洲,卻又嘗試繼續創造更多符號以求更準確地表述非洲。但其實只是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在語言系統中繞圈子而始終觸不到真實。永遠搔不到癢處,使人何其痛苦。

    這種痛苦,不只如此。電影中人物的獨白,每每是引述前人的句子:沙特、貝克特、馬克思、約翰伯格。巴特說,如果我們要說些甚麼,那只是無數引語的交織物。真實一被敘述,就只在語言的領域中存在,而我們此後只能重複地引述,並且解釋這些引述。這就是一部巨大的辭典:

    「生命只不過是對書的模仿,書本身只是符號的交織物,只是對丟失的、無限延期的事物的模仿。」

高達是一次示範。我是一次示範:引述、重複、繞圈。同時,我沾沾自喜地以為自己正從敘述中把握了某種中心意義。而其實我們把握的,只是真實的不可言說,意義的不存在。我說,但我等同沉默。

(二)

而高達的表達媒介,不只是語言,更是影像。他告別言語的姿勢,是否同時告別影像?

情侶的房間中有一台小小的黑白電視。電視播放的畫面與情侶的相處,幾近鏡像:以被單半掩裸體的女子、情侶激烈的擁吻。是影像記錄了我們的行為,抑或是我們因影像的支配而有如此舉措,模仿電視、電影中的行逕?

「生命只不過是對書的模仿。」我們已經知道,語言並不能表述真實。但語言所虛構的真實,又成為一種束縛我們生活的權力,最基本是我們對事物的認知。輕鬆一點說,就是祖師奶奶的「先看見海的圖畫,再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甚至從事物被命名的瞬間,我們對該事物的認知已受到語言的干涉。複雜一點說,就是德勒茲所言:語言表述的世界,實際上是建構了另一個虛構的世界,但語言世界與真實世界並不是割裂的,而是彼此相涉、介入;具體而言,語言就具有對世界進行編碼分類、確定輪廓及指定其間關係的功能,為世界賦予秩序。

角色只能以引語為自身的說話,也許亦因如此,我們的所言所行又如何擺脫我們從一開始就透過語言和影像而認識的世界。

語言和真實的關係歷史悠久,但影像之於真實,又是一次猛烈的衝擊。

如果語言只能壓縮、概括,我們接收時需要想像,而想像又因個人經驗的不同出現差異。但影像就給予我們「複製」的錯覺,準確而可信地重現真實,甚至以鏡頭的機能把我們帶入肉眼無法捕獲的視覺。影像更為貼近真實?高達的答案似乎也是否定的。

他突兀地剪接大量不能構成意義的片段,部分片段模糊、失焦,聲、畫並不同步。如果說蒙太奇是「敘事的真實」,長鏡頭是「感性的真實」,但其實都只是「真實感」(必定是虛假的事物才需要真實感)。本雅明形容影像對現實的再現是「以多樣的片斷按照新的法則裝配」,那麼近乎雜耍的跳躍剪接就令影像回歸片斷的本質,拒絕偽裝成真實,觀眾無以代入,亦不能被灌注經過「處理」的「真實」。

如果3D電影的目的是模仿我們眼睛的視覺,令電影更具真實感,高達使用3D技術的目的大概是,打破3D的真實錯覺。電影中許多場面的「深度」過於誇張,令人感覺不自然,雙眼疲累。更甚者把「底、面」兩層畫面割裂,把不同角度的畫面重疊,使人目眩,甚或在平面的「2D」字樣上又弄一個立體的「3D」。於是,觀眾首次在觀映期間強烈地意識到,原來所謂3D只不過是不同的畫面重疉、拼合而成的錯覺。「真實」就此被戳破。

當我們作別語言和影像,又如何嘗試表述以至接收世界?電影中有好幾個場景令我莫名地感動:小狗沒有語言,沒有文明的產物,原始而沉默地傾聽溪澗的流動,看着草在風中擺動,似乎隱含某種睿智。也許這就是真正貼近真實的透明媒介。

《愛的幻象》:溝通之不可能,理解之不可能

退一千步來說,即使語言是有效的媒介,是否代表我們就能互相接近、互相理解?電影中對白佔很大的比重,Michael不斷言說,但Dr. Green對他的了解增加了多少?我們又認識了他多少?

由於說者與聽者間的不能逾越的距離,說話不免被曲解、過濾、誇大。想起多年前看《出埃及記》深刻的一段,警察對犯人行私刑時身穿潛水衣、蛙鞋,只為了當犯人控訴時沒人會相信他的話;當真相過於荒謬,我們會自動將它排除。我們只相信我們願意相信的。常言「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們其實已有既定的想法,因此我們只聽到我們想聽的,或者把對方的說話詮釋成我們想聽的。每個人眼中都有不同的真相,沒有孰真孰假,正如近日大熱《羅生門》,麥浚龍所信的,謝安琪所說的,都不過是各自的真實。

我們「說話」,但不「溝通」,只是「自說自話」。當聽者因自身所信而判斷(而非理解),言者因各種處境而瞞騙(而非表達),於是說再多的話也不過是廢話,大家各自關在密閉房間而已。故事分成兩層:醫院委員對Dr. Green、Ms. Peterson的查問,Dr. Green對Michael的審問。(而我們觀看的其實是Dr. Green、Ms. Peterson接受查問時的回憶,是真相,或只是兩人眼中的真相?)兩次都是有明顯權力差距的審問,上位者抱持特定目的,權力的優勢亦令他們更容易擅自判定對方的言論。Dr. Green、Ms. Peterson均在受調查時說到「如果你知道Michael是一個怎樣的人」,而委員的反應是笑說「這是我今天第二次聽見這句話」。他並不知道Michael是一個怎樣的人,因此他不理解,亦不打算了解。但當Ms. Peterson提到Michael死時Dr. Green說「請原諒我」,他立刻顯得十分關切,反覆確認此句的真偽。因為這就是他這場對話的目的:找出事故的證據,而此句話必須符合他對事故的猜測。「原諒」甚麼?不重要,他已經直接詮釋成他所相信的:今次事故是Dr. Green的失誤。可以說,對話前後他對事件的看法沒有任何差別,他只是聽符合他期望的片言隻字,其他語句?早就煙消雲散。Dr. Green又何嘗不是如此。Dr. Green說:「我們說回Dr. Lawrence。」Michael回答:「但我只想說大象。」他對Michael的大象毫無耐性,因為那並不是他所期望的。

而Michael之所以能把他耍得團團轉,亦是因為猜得到Dr. Green在對話前既有的種種想法,便在對話中加以配合,提供印證他想法的說辭,於是他馬上對號入座,深信不疑。例如對被侵犯的暗示(源自醫院爆出性醜聞後Dr. Green的疑慮),例如自己內心的孤獨和創傷(源自精神病醫生成功觸碰病人內心的滿足感)。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整場對話中Michael不必存在,這不過是Dr. Green自己的獨白。

甚至是Michael回憶中母親死亡的場景:Michael在垂死母親的身邊唱着Elephant Song,那標記他對母親的情感,母親說:「走音了三次。」我們以為是母子的最後對話?不,她說的是自己的最後一場演出。最後時刻,近在咫尺,卻仍是自說自話。

那麼,其實Michael真正想說的是甚麼?如果他製造這場對話的目的是獲取自殺的機會,那是不是繞了太多冤枉路?如果他渴求一次「正常」的對話,渴求表述和聆聽,渴求被了解?平日治療的對話只是醫生看完病歷再從他的說話中找出印證病歷的證據,所以他不讓Dr. Green看他的病歷,讓對話在沒有前設下進行。然而,他又深知Dr. Green的目的,於是只順應他的一切猜測和想法來和他玩一場語言遊戲,這又怎算得上是「正常」的對話。他的目的,我不知道。他說的是真話還是謊言,我不知道。他說:「虛偽令我作嘔。」Ms. Peterson說:「他從不對我說謊。」但Dr. Lawrence也說:「象鼻代表謊言。」這差不多是「我只說謊言」的悖論,我們已無從解開。

唯一貼近Michael的,可能是他的「象」。可惜這是一個隱喻,而隱喻又是難以把握的。那一晚我們在電話中談到這個隱喻:

「我想,大概是,嗯,愛。(我們總恥於言愛)。他強調大象的孕期,大象的流淚,大象對親人骸骨的辨認。」

「我覺得這樣太武斷。大象亦關於謊言,被父親射殺,一首不斷延伸的歌。」

「但他的象布偶是甚麼意思?是『我』的分裂或代替?為甚麼他要以布偶代替自己跟Ms. Peterson說話?」

「不能太簡單地定論。其實不必是『一樣東西』。」

「好,那你說,你認為是甚麼?」

後來我們就掛線了。

這又何嘗不是一場「自說自話」。他心不在焉,我尋求認同,於是各自說話來填塞沉默。

後來我想,他是對的。隱喻是基於距離才成立的,只能接近但不能握住核心,令人似有所悟而又無以名狀。但當我們瞭然語言的不準確,這種含糊反而更為準確。如果我強行把隱喻命名成一個「答案」,我就不得不捨棄它的可能性,而令它局限於我個人的判斷中,卻遠離Michael的本意。

於是,關於Michael,仍然只是一個隱喻。

那一通電話後,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我無法書寫,亦拒絕表達(而導致這篇影評的過期)。因為不信任,我如何確定自己能準確表述所想?如何知道我對電影的擅自詮釋是否只是「自說自話」?如何相信對方會嘗試理解?如何否認自己只是於密室中喃喃自語而自我感覺良好?

但最後高達拍下了《告別言語》,Michael說話直到死亡。但最後我寫下了洋洋數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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