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中的不可抗力》 ──男性的潛在災難

《愛情中的不可抗力》(下簡稱《愛》),原名Turist(瑞典語:旅客),從上映開始就被不少媒體推介成一部黑色喜劇。然而,儘管當中對白幽默吸引,它所呈現的其實是每個男性於社會中所面對的災難—失去主體性。於電影之中,一直牽動我的並不單是顯然而見的道德倫常問題,反而是在性別架構之中,男性所面對的詰難。在父權的社會裡面,看似牢不可破的男性形象、父親形象,其實漏洞處處,一戳就破。

《愛》(2014)由魯本奧斯倫(Ruben Östlund)所執導。喜愛滑雪的他把故事設置於一個瑞典家庭的五天滑雪行。一家四口趁著父親難得有假日到法國阿爾卑斯山滑雪場度假。由此至終,不論是妻子Ebba,還是子女Harry和Vera,他們都是帶著對父親的期望展開旅程,希望父親趁著這五天可以從過度忙碌的工作回到家庭裡面,演好父親的角色。仍然,正當一切準備妥當,就在第二天的午餐時候,坐於露天茶座的他們猝不及防地遇上雪崩。當子女不斷喊著父親求救,Ebba即時環抱她的子女,而身為父親的Tomas卻一手撿拾他的iphone和手套逃跑。就在這短短的幾分鐘裡面,電影的主線即時展開,而Tomas那男性身份隨即瓦解,男人那脆弱不堪的主體便開始揭示到觀眾眼前。

讀過一篇魯本奧斯倫的訪問,魯本提到他在拍攝之前一直對男人的英雄形象有所質疑。在他私下的資料搜集裡面,他看到鐵達尼號撞船等災難之中,往往生還的都是某年齡層的男人,而死亡的則大多是婦女或小孩(http://filmcomment.com)。可是,男人卻常被電影描繪成會犧牲的英雄,這樣令他費解。因此,他拍下了《愛》,同時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家庭觀念和性別角色。

男性/父親/家庭的主體?

電影中最為主要的事件是那旋即消散的雪崩,亦是男主角Tomas口中「可控制」的雪崩。可是,當慢慢發現前方的白霧愈趨愈近,似乎不再受控,Tomas瞬即選擇拋低家庭,獨自逃離災難現場。同時,他毫無防備地逃離了自己的男性角色,失去了在父權家庭裡面的主體性。

在這事件發生以前,Tomas一家四口拍攝過全家幅。透過攝影師的指導,他們擺著模範家庭的姿態,呈現著最討好的家庭結構,先是父親扶著母親,然後母親扶著子女。從這開場看來,Tomas 如大部分男性一樣,早就要扮演著家庭的支柱,父權統治者。就哲學家伊瑞葛(Luce Irigaray)來而言,Tomas 正是她所提出那自然、理性、主體、思想和男性特質的代表。

另外,當作為妻子和母親的Ebba欣賞著全家幅,她亦跟偶遇的友人提及他們可以渡假是源於Tomas百忙之中終於有放假的時候。基本上,整個行程,連同涉及的人,不論是攝影師、Ebba、Harry、Vera或是新相識的遊人,他們都期待著Tomas在這次旅行中可以回歸父親的身份,做稱職的父親,把自己分享並且貢獻給家庭,對其他家庭成員肩負起一定的倫理責任。正如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指出,所有家庭成員都早被定下了各樣的倫理主體,他們的主體性包括了他們為彼此所負上的責任。

無法否認,Tomas所代表的,不單純是Ebba的丈夫,或是Harry 和Vera的父親。他所暗暗擔當的正是大部分的男性的角色,他們從家庭而生,走進社會,眾人寄望他們成為有承擔的男人,有責任感的父親,之如此類的形象,幾乎令他們自己都相信,他們生成一個男人,就必須要支撐家庭、社會,甚至整個城市。可是,這樣的權力和寄望,卻不為人知地設下一個個令他們易於脆弱,趨向崩潰的陷阱裡。即使是稍稍一個意外,都足以讓他們脫軌在外,失去自我的主體。

電影中的一次雪崩便足夠讓Tomas以脆弱的男性形象表現在觀眾面前。起初,看到前方白霧瀰漫,Ebba、Harry和Vera已惴惴不安,這時的Tomas仍然擺出一貫父親的權威,把它解釋為「可控制」的雪崩,要她們放心,並且一直說服她們這是正確無誤的解說。一方面,他通過提出解說來確立理性的男性或父親形象,維持家庭的穩定性。另外,他提供的解說等同展現了他的「男性秩序」,隱沒了Ebba、Harry和Vera的聲音,顯示出家庭角色的分野。此時此刻,在Tomas面前,Ebba對於雪崩的意識幾乎是微不足道,單純是非理性的不安感。

預想不到的是,Tomas那看似鞏固的男性形象,隨著白霧的迅速接近和消散而朽壞。在白霧加速接近之時,Tomas發現他眼中的「可控制」已變得不受控,他的解說不再確定,為了自保,他逃離了現場,亦躲開了他作為父親和丈夫的身份。即使雪霧消散之後,他設法裝出甚麼都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坐回到餐桌前,笑談這次意外,面前的妻子和兒女心裡以各種早定下的價值作出批判。他不可挽回地失去男性的主體。

否認話語如同否認主體

自意外之後,Tomas的主體性如同雪霧那樣抹消了,而Ebba對他的的質疑卻如雪球那樣愈滾愈大。與此同時,Ebba透過反覆敍述她的經歷和感受,卻一步一步奪回女性的主體。

雪崩完結之時故事似乎才正式開展。就如許多一時三刻的意外之後,人與人之間的爭持才是戲肉。無論Tomas多不當成一回事,避談這次意外,Ebba 還是想方設法地承認先己的感受,還有自己的版本的故事。

在與朋友的飯局裡,Ebba製造機會把事件攤開,並主動要Tomas講述。在Tomas的語言之中,他講述事件的時候,都不自覺地以「我們」、「所有人」這個位置說話,掩藏了他本身擁有的「我」。因此,在他口中,情況都被說成所有人都害怕、我們都預料不及,他就埋藏於很多很多的「我們」中間。對於Ebba坦然的告訴朋友他不顧一切地求生,Tomas反覆表示這並不是他所認知的實況,他一而再的否認妻子的說法,並且否認自己當初的行動。Tomas不願意承認他是這樣的人,如同男人不願意承意他沒有負上保護妻兒的責任、犧牲小我的責任,亦如同這個時代仍然不承認有弱勢的男人。

到了第二次的朋友聚會,Tomas甚至保持沉默,隱去自己的聲音,無法提供解說,更直接否認自己確實進行過的逃跑。他在對話之中否認了自己的存在,否認了自己的經驗,將自己變成事件的潛伏者。

甚至,對Ebba告白的那段話語中,他選擇否認「我」的存在。Tomas面對著Ebba的臉目,他把為了自保而拋妻棄子的自己說成「他」和「那個被物化的人」。到了這個地步,他無法接受自己作為這樣的人,無法忍受處於弱勢,便把「那個人」說成他者,消去自己。如他所說,他是「他」的受害者。就故事而言,他無疑把自己說成受害者,兇手是「那個被物化的人」,自己的某一面。可是,在思索下去,他的告白正正說明了男性所面對的種種糾結。那些不容易哭、難以認錯、努力剛強的男人們,他們都是男性形象下的受害者,「他」的受害者。

Tomas: 我知道你對那個被物化的人很失望。我也真的對他很失望。我憎恨他……我他媽的憎恨他……他太悲哀了。我不能再跟他生活下去。我不想。你並不是這裡唯一的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是自己本能的受害者﹗

經過大量的對話和互動之後,Tomas的主體性變得愈來愈鬆動。借用威廉斯(Caroline Williams)的話語,他再沒有男性的主體。重覆把事件透露之後,他的否認讓他的角色有著很多問號。一如伊瑞葛來所說道,通過恢復和重覆話語中的女性特質,如感受和經驗,知識論上的男性特質會旋即受到質疑。因此電影中,Ebba有意無意的對Tomas 的多次責難,反覆傾吐自己的恐懼和失望,除了釋放自己之外,同時亦批判著Tomas的男性角色,直至全然瓦解,導致他要否定「我」來賴以生存。

男人總是不定性

電影的前名是《男兒免責》,然而男兒又可否容易免責呢?到了最後,Tomas一家乘巴士離開雪山,又遇意外,再次驚慌失色的Ebba主動提出要離開巴士,眾人都急著安撫她和其他女乘客。但細心留意,其實Ebba正正重覆Tomas的行動,為了自保,帶頭要走出車箱,頭也不回地沒有看過Tomas和子女一眼。可是,車箱內的人,甚至戲院裡的觀眾沒有責難的想法,反而同情Ebba。女性成為弱勢,需要自保,是比較合情合理的情狀。換句話說,她們都有受害的本錢,要受保護。即使女性很多時都成為小眾、受壓逼者,但同時間男性亦因此無法渲洩,無法柔弱,只可以迎接柔弱帶來的災難。Tomas的心路歷程,由捍衛到崩解,說明了如旅客那樣浮動的主體性,本應浮動的男性的形象。過分相信穩定性,相信牢固的性別形象,同時也讓自己陷入危險的境況。

 

參考資料:

Griffiths, Morwenna. Constructing Ourselves. Feminism and the Self: the Web of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rint.

Östlund, Ruben, dir. Turist. TriArt Film, 2014. Film.

Williams, Caroline. “Feminism, Subjectivity and Psychoanalysis: Towards a (Corpo)real Knowledge”. Kathleen Lennon & Margaret Whitford ed. Knowing the Difference: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Epistemology.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4.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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