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近來香港電影風評頗佳，馬來西亞一口氣連上三部，計有《五個小孩的校長》、《暴瘋語》和《衝鋒車》。早些時候未在此間上映的《雛妓》被影評人舒琪大贊「今年最好的香港電影」，而《五個小孩的校長》賺得滿堂熱淚，在香港大獲好評；《暴瘋語》入圍電影金像獎新晋導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獎；《衝鋒車》則被譽爲久違的、散發著濃郁「港味」的警匪片，且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隆重首映。不過，《雛妓》是中生代導演丘禮濤歷經實驗後的巔峰之作，其餘卻是新人首執導筒，且有資深影人護航（爾冬升和鄭保瑞分別監製《暴》和《衝》片），接班意味明顯。然而，若從承前啓後的角度來看，《衝鋒車》師法杜琪峰，無疑是最忠誠的繼承者。
從片名來看《衝鋒車》自然是對應《PTU》，戲裡頭信手拈來又有《暗戰》、《柔道龍虎榜》、《槍火》等橋段和視覺符號的拼貼。對白大量使用市井語言，粗口俚語源源不絕，背景展現批評政府的橫幅，讓人聯想風起雲涌的香港社運和警察暴力，「正宗港片」一說由此而來。除此之外，其黑色幽默──警賊身份互換，抑或救兄弟不成，反救敵手的荒誕處境，也頗具杜琪峰神髓。
向杜琪峰致敬的黑色幽默
《衝鋒車》的主幹故事其實是對《PTU》的一次顛倒。《PTU》一衆警察尋找失槍，過程手法狠若黑道。《衝鋒車》幾個笨賊扮作執法者，路途上仗義相助平民百姓直追理想公僕形象。「失警槍」在此被改爲「失警帽」，由古巨基扮演的真警插上一脚。故事說的是捱過鐵窗的吳鎮宇出獄後召集昔日好兄弟任達華、譚耀文和鄭浩南重出江湖，異想天開將一架小巴改裝成警隊衝鋒車，計劃打劫走私黑錢的運屍車。不料，他們竟遇上同樣扮假警的重武器悍匪。尋找遺失警帽的古巨基意外卷入雙方的追逐戰，最後協助笨賊擊敗惡匪。
身兼編導的劉浩良其實不是新臉孔，曾寫過不下十部電影劇本，有不少還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作品，如《男歌女唱》、《幽靈人間2》、《深海尋人》、《三國之見龍卸甲》、《槍王之王》、《大魔術師》等。當然，劇本經導演之手大多面目全非，電影之成敗非編劇所能掌控。可惜的是，熬了多年終於修成正果的劉浩良在全盤控制作品的條件下，《衝鋒車》並未展現資深編劇應有的素養。
本片不是沒有巧思，假警打劫遇到假警，結果當真維護治安，而真警不是執迷於制服和警帽，就是自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對白除了粗話，其實妙語如珠──「警察是打工的，要領薪水，英雄沒有薪水，都是自己當老闆」、「這個世界真是怪，龜苓膏沒龜，奶茶沒茶，壞人不壞」，令觀衆發出會心一笑。再者，導演關切當下香港社會現象，針砭時弊，批評公權力不彰，質疑警察身份（不免引發對佔領運動中警察暴力的聯想），念茲在茲人性善良和正義，處處可見劉浩良的言志傾向。
問題是，故事前盛後衰，手法稚嫩生硬，情節一厢情願，尤其後半部急於說教心態破壞整體黑色荒誕風格，難以讓人相信出自有十年編劇經驗的導演之手。影片一開始便插入與叙事無關痛癢的政治符號，從吳鎮宇出獄到計劃劫車，導演不斷提醒觀衆事件發生在蟑螂肆虐的虛構現實中，各處更可見標語痛陳政府滅蟲不力。毫無疑問，蟑螂意象乃意有所指，標語也大刺刺表明導演不滿，對現實的批判呼之欲出。可是它到最後並沒有進一步和香港任何重要的社會課題作出或隱晦，或立場鮮明的連結，究竟是批評梁振英領導下的港府不合格，還是痛心執法者無能控制「社會亂象」──佔領運動／蟑螂？《衝鋒車》閃爍其詞，傾中與本土派皆可以有各自的解讀。（日前報載指出，「蟑螂」直指數年前爆發的「蝗蟲論」。電影在中國壓力下删减若干情節。若是如此，這表示導演采取了手法粗淺的民粹主義立場，無疑很容易取悅港人。惟發泄情緒猶可，但完全無助於思考問題的出路，更危險的是加劇日漸孳生的排外主義）【註】
導演立場模棱兩可的社會批評與情節發展關係不大，換了另一個時空背景《衝鋒車》照舊可以原封不動地玩下去，這使所謂的「批判」淪爲僵死、點綴式的空洞口號。若將《衝鋒車》比喻爲一部機器，那工程師可謂是以蠻力拼裝部件，生産不良品。如古巨基在追踪四個笨賊之際與一瘋婆子相遇。這一段表現模範公僕協助迷路老人回家的情節完全脫離故事主綫，目的就只是爲了讓産生身份危機的古巨基從「智者」指點中領會「身上穿什麽制服不重要，其實心底的善良才是真諦」。同樣的，笨賊之一的鄭浩南打劫途中陰差陽錯地救了一名被綁架的少女，沒想到就在他和兄弟分散，勇氣和信心跌落谷底時與少女重逢，令人錯愕的是，幾個小時前剛逃出火坑（《衝鋒車》的故事發生在一個晚上），她旋即在荒山野嶺開著雪糕車（導演以萬聖節試圖合理化少女的現身，但只證明劇本粗枝大葉，草草過關），把鄭浩南遺失的眼鏡交還，離去時還不忘爲他打氣加油。
黃子華被刪戲份
狂歡後一厢情願回歸秩序
這種解决角色心理危機，以便把故事情節帶進最後高潮的手法自然是主流電影（尤其是好萊塢）不可或缺的一道主菜。到了《衝鋒車》導演手裡卻變成把某些人盡皆知的道理不作包裝地直接捧給觀衆，不啻為小題大作，庸人自憂。導演的一厢情願並未就此打住，笨賊一笨再笨，爲了正義警賊合作也就罷了，他們自認是賊，蹲監獄天經地義，不用真警動手自甘住進牢房，真可謂爲社會治安出一份力。四個好兄弟甚至感激涕零，樂在其中。監獄此刻完美地符合了國家機器的想像——改造人心、革除陋習的道德機構。這是對權力的反諷，還是對執法當局的諂媚？
本片文戲一塌糊塗，偶爾閃現的機巧和笑點也挽救不了整體的衰落。在政治丕變的新時代裡，《衝鋒車》的意識形態完全未超越前人，儘管劉浩良一開始時大膽質疑警察和政府的能力，同情社會邊緣分子的處境，頌揚法外之徒的正義和道德良心，然而他一再利用古巨基的角色重新建立公權力的理想形象，迷戀好警察廉潔的幻影，連盜賊最後也認同國法不可違抗。導演渾然不覺在公民抗命的大局中，警察絕對站在對立面，隨時搖身變爲對民衆合法使用暴力的「魔警」。（由此可見，中共利用港片對大陸市場需求實行的文化愚民政策做得有多成功）准此，所有的嘲諷、語焉不詳的批判、身份的顛倒、權力的翻轉……，演繹了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言的內在僭越（inherent transgression），一種依舊由現存秩序規定的狂歡和對禁忌的逾越。它不是對秩序的顛覆，是爲了讓我們「安守本分」。換言之，內在僭越是系統的安全閥。
我們需要瞭解，每一個社會大厦的基礎都依賴於某種週期性的出軌犯忌，以便適時釋放內部的壓力和不滿，疏導可能危及政權的力量。於是內在僭越不僅沒有成爲破壞性的能量，反而是維持權力運作的儀式。劉浩良應該做的不是肯定這種對身份與權力的認同，反之，是「去認同化」，去顛倒標準的意識形態——爲普羅大衆提供了身份認同，同時將他們束縛在各自的「社會角色」上的那些意識。警察可以是賊，賊也可以是警察，或者兩者皆不是，因爲在面具角色底下，是一個複雜獨特、慾望變動不居的個體。讓電影裡的每一個角色扮演多重、不斷變化、自由建構身份的人物（而不是到最後又回到原點），恰恰可以把約束我們存在的社會空間變得模糊，激發人對政治、社會以及身份的想像力，乃至使觀者成爲變革的潜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