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俠》的互文愉悅

不少人看到《飛鳥俠》的戲片,就想到是英雄救世電影又一力作,以為與甚麼《綠燈俠》有關,殊不知,這卻是實實在在的反英雄類型的文青類電影。過氣「飛鳥俠」演員演舞台劇,劇目是「飛鳥俠」自行編寫,改編自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的《當我們討論愛情我們討論的是甚麼》(What We Talk When We Talk About Love)這小說,希望透過這次演出能留名於世,成就某種藝術上的偉業。這種年老男人大翻身的戲碼其實並沒有甚麼特別,《飛鳥俠》吸引眼球的地方,明顯地並不在於此。

最明顯的技法莫過於一鏡直落的鏡頭,但知者也知道這戲並不真是一鏡直落,中途有特技換鏡。其實真的一鏡到尾的電影不是沒有,索科洛夫(Alexander Sokurov)的《創世紀》(Russian Ark, 2002)當然最為著名,上年三谷幸喜也以一鏡拍了一部《大空港》。這種處理方法猶如把電影變成舞台劇,演員要有舞台劇的彈性和急才,而最困難的還是運鏡,在準確與互動間來回拉扯。不過,《飛鳥俠》並不是一百二十分鐘一鏡直落,十多二十分鐘的長鏡頭對這個團隊來說綽綽有餘,尤其是攝影師是曾拍攝《引力邊緣》的Emmanuel Lubezki,沒有人會對他的技法有所質疑。

然而,最叫文青大叫過癮的,並不是這種仿一鏡到尾的技法,而是電影中各式各種的互文(intertext)。互文是指本在他方已是文本的,被搬到這作品中來再次成為文本的一部分。在《飛鳥俠》中,最明顯的莫過於兩位演員米高·基頓(Michael Keaton)和愛德華.諾頓(Edward Norton)。基頓曾演添布頓拍攝的《蝙蝠俠》,這個互文(在後結構和後現代的世界中,演員也是文本之一)最為明顯。一個臉被罩著的演員如何能告訴別人他懂演戲呢?於是乎他就破開面具,以「真」面目視人。說到「真」,怎能不提到諾頓呢?他最深入民心的,肯定是1999年主演的《搏擊會》(Fight Club)。電影就是說諾頓如何要衝破物質世界的假面,到達真實(所透過的卻是從精神分裂幻想出來的分身,夠弔詭了吧)。而導演深怕觀眾未必看得清這層互文,就在中段重演《搏擊會》中「打我」(hit me)的一幕──「打我」就是《搏擊會》和《飛鳥俠》衝破幻象之始。

若說幻象在《搏擊會》中是以物質世界為象徵,那麼,幻象在《飛鳥俠》中就是以媒體世界為象徵了。《飛鳥俠》肆意攻擊各種媒體,說媒體不過是在製造幻象──社交媒體Facebook、Twitter,報章媒體《紐約時報》的藝評版,還有荷里活的大型電影製作尤其是英雄電影和Marvel系列的電影。若說《搏擊會》中精神分裂出來如野獸般的畢比特代表著幻象到真實的缺口,那麼《飛鳥俠》中的那個仿如精神分裂出來的飛鳥俠則代表著幻象之幻象──擬象(simulacrum)──之緊緊閉合。「飛鳥俠」最後在舞台上以真鎗擬似自殺一幕(不就是《搏擊會》中諾頓自己打自己的變種?),本是逃離擬象回到身體之實的一著。但他沒有打死自己只打丫了自己的鼻子,卻又為擬象提供養份,成就社交媒體的熱點,也確保著他舞台劇可以不停重演的機會。

以「飛鳥」象徵著自由的「飛鳥俠」,在最後仿似是從窗外飛走了,得到自由;然而,別以為「飛鳥俠」真的可以從擬象中逃脫,擬象根本不需要實體,空病房彷彿在說︰你存在不存在並不要緊,你的「象」能繼續輪轉事就成了。

* 原文刊於《時代論壇》第1433期(201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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