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2011年，主持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的電影藝術專業的譚家明導演和我談話，希望把紀錄片變成專業必修課，並由我主講。九月一開學，出乎我的預料，80名學生坐在我的面前。人數較少的課堂可以有很多討論，但是大課有大課的教法，我爲了這八十個人，動員了香港的紀錄片導演們，如張虹、陳安琪、鄭智雄、林偉雄等人，來課上放映和討論他們的作品，拜托他們「幫助教育香港下一代紀錄片人」。我能夠清楚地感覺到，這些導演們風格各異的影片、以及他們個性彰顯的討論，對於學生們巨大的影響。
三年多來，我已經教授了209名學生，這個數字超過了此前十年在城大修讀紀錄片課程學生總人數，可見香港學生關注社會的意識，在近幾年、尤其反國教事件之後愈見增長。從今年9月22日起，我有十來個學生已經把自己的課堂搬到街頭，而我也把每節上課的内容都傳上了網絡。前幾年，我有幸看著學生拍出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跟著他們的攝影機走入了香港不同階層的家庭、社區。今年，我則第一次有機會在他們拍片時，和他們討論實用的「行動主義」。
以下我想從這幾年在我的紀錄片課上引起最多「動靜」和討論的一部香港社運紀錄片講起，再看正在進行中的抗命紀錄片的拍攝。
大禍臨頭
學生們對於大部分課堂上觀看的紀錄片都充滿興趣，但是令他們最爲熱血沸騰的紀錄片，應首推鄭智雄在1995年拍攝的《大禍臨頭》。目前在香港電臺任職的鄭智雄，1988年前後和蔡甘銓發起「錄影力量」這個既不能稱爲團體、也不能稱爲機構的「合作社」。社員不是很多，但是大家有共識分享資源，包括拍攝器材、時間、素材等，在民主的理念下工作，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創作。他們最早的作品中，蔡甘銓在1989年春天之後拍攝的《五四馬拉松音樂會》似乎已經無從看到，鄭智雄的《少數人的民主》還以錄像帶的形式存在，不過因爲梁國雄、黎建標等人的聲音，大部分是以畫外音的形式出現，今天的觀衆可能理解上會有不少困難。鄭智雄1995年的作品《大禍臨頭》，則是一部反映之事件比較集中、内容和形式配合相對比較完整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仍舊有震撼觀衆的力量，我的兩百多名學生們就是最好的例子。
影片講述的是1995年初，旺角金輪大廈80多位天台屋居民，因爲政府在沒有妥善安置的情況下發佈拆遷令，要在4月1日強拆他們的居所，不得不上街示威、爭取原區安置的事件。影片中有很多元素都十分有趣，比如導演在不斷跟進事件的過程中，會把每天的情況剪輯出來，播放給居民看，而居民可以通過這個「金輪電視臺」的影像，了解到他們所正在參與的拍攝，與他們所接受的主流電視臺的採訪，有著天壤之別。再比如在拍攝的過程中，整日為生計忙碌的居民，不得不請假上街，爭取自己的權益；而社工與居民走得太近的時候，居然受到由政府資助的「公司」的壓力，而必須辭職；居民的和平請願，遇到了政府部門所在大樓的保安的攔截、跟著是與警察的衝突……所有這些居民和導演的合作體驗，都通過這部56分鐘的影片，在跨越了多年時空之後，還能完整地交給觀衆。
以上為錄影力量提供的金輪抗爭的圖片（鳴謝鄭智雄借出圖片）
抗暴記錄
在《大禍臨頭》的有些片段中，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的抗暴紀錄片的影響清晰可見。五十年代後期大學畢業，由拍攝學生運動開始紀錄片創作的小川紳介，從學生那裏聽説圍繞成田機場修建的徵地，引起三里塚農民不滿時，自己也沒有想到此後的幾年人生，全部都要交給三里塚系列的拍攝。2011年在香港獨立電影節上，放映了七部小川的作品，其中有三部屬於三里塚系列。我們看到，農民們開始只是觀察到政府派來了丈量人員，隨後在沒有徵詢他們的意見的情況下要向他們徵地。對於這些世世代代依賴土地生存的農民來説，訴求得不到回應，他們只能開始採取一系列行動捍衛自己的土地，比如婦女和兒童都把自己綁在樹上，防止樹木被砍倒。但是誰也沒有預期防暴警察的到來，讓鬥爭起了實質性變化：一方面農民面臨暴力；另一方面，他們獲得了學生們和知識分子的進一步聲援。攝影機在抗暴現場不肯退縮，在距離警察幾米的距離拍攝出最爲令人震撼的影像。
今天我們坐在戲院裏面幾個小時，觀看那場持續了六、七年的戰爭，仍舊驚心動魄。農民們在「非常態」的生活之中度過了幾年光陰，政府最終征服還是修建了成田機場，但是小川的紀錄片讓他們抗爭的影像成爲跨越國界的永恒。在今天的香港想到小川的電影，感到抗暴這件事，即便在不同的國家、情境發生的時候，還是有很多共同的特點。比如當我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表達訴求而遇到暴力的時候，我們的抗爭會在瞬間爆發出巨大的熱力，希望能夠儘快解決問題；但是當運動進行一段時間之後，我們開始感到疲憊、看不到希望；接著，可能外援出現，我們又有希望了，這一次我們就會想要做得持久一點。三里塚農民到在第二部影片裏，已經開始挖地洞，做長久戰爭的準備。而《大禍臨頭》進行到一半，旺角的居民得到成功爭取到原區安置的荃灣居民的支持，大家開始在策略和心理上做好更好的準備。我想說，這部影片是在現存的香港本土社會運動紀錄片中，展示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協作反建制鬥爭的範本，然而它對於防暴警察卻沒有渲染，只是一個鏡頭帶過，讓我們知道現場有拍攝者，不用過多的鏡頭是導演的選擇。鄭智雄導演作爲抗暴者，是在居民被警察拘捕的時候，大聲質問：「請問阿Sir你正在拘捕他嗎？你正在根據哪一條法律拘捕他？」我想這個聲音，對片中的居民、對看片的我們都很重要。
小川紳介三里塚抗爭的圖片（鳴謝影意志借出圖片）
抗命拍攝
參與式的紀錄片，拍攝者肯定是同情被拍攝者的訴求，拍攝過程中也不怕展示自己的立場。在這樣的拍攝之中，被拍攝者不但了解拍攝者的目的，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還常常會主動配合。小川和鄭智雄也都會把影片放映給被拍攝者觀看。小川如果收到投訴，要求把自己從片中剪掉，他一定會做。而鄭智雄這部影片獲短片比賽大獎後，在幾間大學和不同場合放映時，還會邀請金輪天台屋居民參加、分享，達到了社運紀錄片最爲理想的實踐。其實攝影機前、機後的人，都在這個過程中，更加深刻地了解影像的力量，以及影像的局限。應該說，在小川和鄭智雄拍攝時，警察都沒有迴避他們的攝影機，日本的警察曾把攝影機打落在地，香港的警察在金輪事件中還算克制。
在智能手機普及之後，我們終於有了硬件條件，進入了全民拍攝的時代，香港的示威者、當權者和警察，全都開始在另一個層面上了解影像的力量。佔中開始之後，主流電視臺開始似乎沒有多大改變，有些原本陣腳穩固的報紙依舊穩固；但是到了兩個星期以後，網絡上原本沒有什麽影響的獨立媒體，陸續登出各種揭露主流媒體内部矛盾分化的報道，雖然是短平快的報道，但似乎足以分裂了主流媒體的陣綫。我們不但可以在網上找到各個方面的消息，可以自己播放我們的影片，甚至還可以下載別人的素材、重新剪輯自己的影片。比如，當政府發言人說TVB記者拍到的警察在「暗角」打人的影像「黑嘛嘛」，就有人把這個錄像調亮之後重新貼出。再比如，媒體攝影師拍攝的鏡頭，被配上新創作的抗命歌曲，來剪成MV給街頭的人們打氣。還有一度在網上傳播的航拍鏡頭，簡直可以借用今年臺灣大賣的全航拍紀錄片名《看見臺灣》的片名，叫做《看見香港》！前者展現的是被過度開發、砍伐、污染的臺灣，而後者則展示的攝影機飛過港島繁華的商業區時，大廈森林中湧動的人群。
鳴謝石明輝借出圖片
獨立媒體
如果說，鄭智雄在《大禍臨頭》的拍攝過程中，還在有意識地在對抗主流電視媒體，最近香港的媒體格局已經有所轉變。除了最近與學聯的對話是「獨家報道」以外，滿街的雨傘、激動的人群、冷靜的學生、失控的旺角，還有獅子山上蜘蛛俠們攀岩挂「我要真普選」的條幅，都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傳遞到我們的電腦、手機、iPad的屏幕上。即便條幅很快被清除，香港蜘蛛仔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面對諸多獨立媒體的挑戰，電視必須要自我更新，才能繼續部分保留其主導輿論的力量。因爲數碼技術的發展，主流媒體之外的拍攝者們，也可以用不多的金錢，就能保存自己拍攝的影像。從很多意義上來說，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視自己為獨立媒體的一部分，為自己保留獨立的影像、獨立的思考。
遙想2003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那天，每個人都在呼喊著要一起創造香港歷史的口號，無數人都頂著酷暑拿起照相機和攝像機。然而至今爲止，除了張虹導演的《七月》，就只有在翡翠台的「星期六檔案」的《七月一日》、《2003年香港大事回顧》中可以見到。其餘的拍攝似乎已經不存在了。這一次的抗命勢必會更加持久，希望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獨立影像作品來共同參與香港歷史與現實的記錄。
* 文章刊於《明報》（2014年10月30日），承蒙作者允許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