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獸裡的人性:The Monsters & Godzilla

Susan Sontag形容看電影彷如「被綁架」,整個過程浸淫在實體影像之間,才需要置身在大大的影院之間與陌生人共賞。放映結束以後,我們由幽暗的放映院走到現實的都市。走出戲院的過程,腦袋一半在回憶著剛才電影的畫面,另一半飛快想著電影引導我們在社會裡去想的事。電影是一面鏡子,多麼怪異、離奇的異托邦也會反映觀眾身處的世界,多麼巨大、恐怖的怪獸也會讓我們想起了自己。Gareth Edwards 首兩部電影《異獸圍城》(Monsters, 2010)和《哥斯拉》(Godzilla, 2014)裡的怪獸,嘗試突破固有怪獸電影的傳統,將社會問題投映在電影之上。

《哥斯拉》

Gareth Edwards這個名字聽下十分陌生,但他就是去年暑假大電影《哥斯拉》(Godzilla)的導演。對災難、科幻電影情有獨鍾,《哥斯拉》僅僅是他執導的第二部作品,當導演前他就花了十年時間當數碼動畫師。轉眼間,這位新晉導演已經接下Star Wars外傳的籌備工作,《哥斯拉》同時亦確認將拍續集。在他鏡頭下的哥斯拉,不是單純賣弄特技效果。災難、怪獸電影要帶來共嗚,先要面對時代的恐懼。《侏儸紀公園》(Jurassic Park, 1993)呼應90年代的基因科技發展,《末世凶煞》(Cloverfied, 2008)不禁讓人想起911般的城市災難,《D9異形禁區》(District 9, 2009)重塑南非的種族隔離,而這集哥斯拉則探討核災難的後患。

要知道第一代的《哥斯拉》攝於1954年的日本,就是要呼應四五十年代冷戰時期的美俄核試,哥斯拉,是核爆下衍生的變種巨大怪物,連核彈也無法把它消滅。相隔六十年,核爆的威脅仍然存在,導演Gareth Edwards曾在訪問說過要透過電影反思福島核災的問題。主角Joe(Bryan Cranston飾)就是套用了日本福島災難中有家歸不得的情感。家在封鎖線內,Joe要為核事故中逝去的妻子討回真相,嘗試返回舊居尋找當年數據,殊不知發現封鎖區內沒有輻射,卻在原本工作的核電廠裡找到巨型怪獸,掀入哥斯拉的故事當中。不過,當電影嘗試拓展現實社會議題,花上三分一的片幅交待核事故的同時;他兒子既要與家人團聚又要延續為父親尋求真相的時候,交待就顯然不足。

《哥斯拉》

哥斯拉,其實是一隻經常被誤解的怪獸,沒有看過電影系列的人,只會以為哥斯拉是一隻沒有智慧,隨處破壞的龐然巨獸。但戲中它被形容作天道,是回復世界平衡的使者,沒有忠奸之分。Godzilla在日語本為Gojira,意譯即猩猩和鯨魚的混合,譯至英文時卻有“God”一字,也算是少許的提示。有天道自然也有人道,人類如何對付怪獸,怪獸才會這樣對待人類。這種看法,也是從Edwards第一部的電影《異獸圍城》所呈現出來。

《異獸圍城》裡的怪獸出現時間少,只是以寫實的方式記敘兩位主角要在限期內由南美北上,回到文明美國。故事設定怪獸已於中美洲邊界定居一段時間,美國南部建起巨牆,南美等國則設下大片緩衝區。往返兩地,一是乘輪船,一是冒被怪獸吃掉的風險,越過緩衝區返回邊界。電影裡南北對比十分明顯,南美居民活在緩衝區內,無法離開,因為這是他們的家。相反,北美邊陲則早已全部疏散,換來軍隊駐守。教人最好奇的一幕是美軍來到拯救兩人之前,兩位主角目睹兩隻怪獸求偶、交配的過程,沒有人受傷,只是看著怪獸嗚叫、觸鬚拂動,不禁讓人去想究竟怪獸有多「怪」,而人類軍隊要動刀動傷,喊打要殺。怪獸只也不過是生物,可不可能與人類共存呢?電影主線只鋪敘一心北上的兩位主角,角度略有不足,看不慣文戲的觀眾很易喊悶。但知道Edwards當時只獲配兩位演員、六位劇組人員到墨西哥拍攝三星期,導演本人還要當上攝影師、電影動畫師、場景設計,對於電影在有限預算下的小規模製作還是可以理解。

《異獸圍城》

看完怪獸電影,步出影院,我們不禁去想,當怪獸出現在城市的時候,我們會怎麼辦呢?電影往往訴諸無力感,科技多麼發達,人類如何進化,當更巨大更高科技的生物出現時,電影一是回復原始社會;或者美帝式意念戰勝敵人,自我催眠人類具備存活下去的意志。不過Edwards的兩部電影,均嘗試跳出二元對立之間,人物和怪獸,可以是共生而不用導致滅亡。哥斯拉居於生物金字塔之首,只志在回復世界的平衡,非外星人侵襲地球;《異獸圍城》裡的怪獸更加沒有交待由來,只是一直活躍於中美洲而已。與其敘述怪獸的到來和人類的反擊,Edwards這兩部電影反而預設怪獸一直存在。怪獸,不是天外異獸,而是現實社會被扭曲放大的倒影。與我們細小的身驅作對比,才顯「怪」,襯上我們自以為高等生物的性格,才稱上「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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