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訪問／陳卓君
澳門年輕導演徐欣羨於七月底帶著紀錄片作品《荒蕪中栽花》（Farming in the Wasteland）到香港藝術中心作首次外地放映，影片講述三個澳門女作家（包括凌稜、周桐和玉文）的個人經歷、文學作品以及她們對澳門的情懷。《荒蕪中栽花》的命名是以寫作人「筆耕」為概念，導演希望引申出三個作家在澳門持續寫作的心態與現況，比喻猶如在荒蕪的土地上一直持續以筆觸開墾耕作，直至有日文學的花朵漫山遍野。其實，電影創作這回事，何嘗不像在綠野中覓尋，直至看到仙蹤？
拍攝紀錄片，為的是……
年方二十六歲的新晉澳門導演徐欣羨，本科在台灣主修電影學，去年剛於香港演藝學院完成碩士課程，從小夢想執導演筒，閑時也愛創作電影劇本。她於2012年完成的首部紀錄片《櫃裡孩》已多次參與世界各地的影展、放映會，包括美國、法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台灣、印尼等。她笑說，作品比她本人或整個拍攝團隊已走了還要遠的路，見過還更多的人。2014年，徐欣羨完成個人第二部紀錄片《荒蕪中栽花》。乍看這個簡歷，可能會以為她是專長於拍攝紀錄片的導演。然而，她坦言紀錄片絕非自己專長，本科主修的其實是劇情片類型，「大學時，最多只是為交作業，寫過拍攝紀錄片的計劃，但一次都沒有實拍過。」
徐欣羨一次都沒有實拍過紀錄片，卻在畢業回澳後，因澳門文化中心的資助拍攝計劃，拍了第一部紀錄片《櫃裡孩》，並藉此公開同志身份。徐欣羨用《櫃裡孩》言明個人身份看似浪漫，但籌拍此部作品的開端，卻與所有電影製作均需面臨的資金問題有關，「我會拍攝紀錄片，其實是與澳門的資助形式有關。當時見到文化中心有資助拍攝紀錄片的計劃，自己又剛從台灣畢業回來，與攝影師朋友連拍攝器材、剪接軟件都無，但因參與資助計劃，有了第一筆資金去購買器材。」徐欣羨補充，幸好《櫃裡孩》最後得到評審大獎，才可以「計到條數」支付必要開銷（如後期混音）及購買基本攝影器材，但因資助金額沒太多，參與拍攝的工作人員、借用拍攝場地等，就只能「拍膊頭」找朋友義務協助。這次拍攝紀錄片初體驗為她換來的很多掌聲與榮譽，是她所始料不及的；而《櫃裡孩》亦讓她直面自己的同志身份認同，並有機會藉紀錄片與雙親互換心底話。
澳門電影人的起步點
近年來，有不少愛好拍攝的澳門人，都從澳門文化中心舉辦的「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內「澳門製造」環節得到資助完成製作紀錄片及劇情片。這些關注本土的紀錄片嘗試透過影像、鏡頭記錄澳門城市發展，及澳門人生活的種種面貌，探討議題相當廣泛，包括家庭倫理、城市發展、教育制度、土生葡人文化、性小眾議題，以及民間信仰等等。當中不乏佳作，為本地社會面貌留下重要的影像紀錄。
徐欣羨十分慶幸自己兩次完成的紀錄片均能獲獎，亦鼓勵其他對電影創作有興趣的澳門年輕人參與計劃，藉此取得一個集資及嘗試創作的起步點，「文化中心（計劃）對初起步的電影人是很好的，始終拍攝紀錄片的技術含量是較低的。透過資助，讓本地有志於拍攝的人先得到資金完成製作，並可從中購置器材設備。相反，如果拍攝劇情類型片種，則需涉及眾多電影製作人才，但現時澳門的電影行業離真正的『正常運作』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送飛都無人睇
說回澳門電影的發展前景，徐欣羨指出，澳門人口少，單靠本地市場支撐的商業電影運作，是一定不可能拿回投資成本，「文化局成日講文創產業化，但人口只有六十萬，如果只靠澳門本地觀眾，又欠缺明星助陣，根本不足以回本，我亦聽過有本地電影都只是『送飛』出去。」當澳門本土沒有正常運作的商業電影市場的時候，劇情類長片的票房亦只可半賣半送，相對觀眾群更少的紀錄片，情況又是怎樣呢？「從市場而言，澳門及香港其實都好少人會買票入場看紀錄片，兩地的觀眾大多對紀錄片有刻板印象，認為是好悶，或者像《鏗鏘集》、《星期二檔案》之類的。對比劇情類長片，澳門的紀錄片，可能是『送飛』都未必有人來看的一種。」她提到的觀影水平問題涉及更宏大的議題，包括本土藝術消費、藝術教育以及藝術鑑賞力等。但是，因紀錄片比劇情類型片種更沒有市場，作品面世後，放映場地及放映時間即為更大更現實的首個難題。
以《荒蕪中栽花》為例，紀錄片一拍經年，但完成製作之後，在電影院規格內公開放映的就只有一場，徐欣羨笑說，「受訪的作家都會問，怎會只得文化中心一場？其實這套紀錄片的製作水平，個quality是足以放在電影院播映的，沒有理由完成製作後，就只燒錄光碟招呼親朋好友嘛！」在澳門，製作一套電影或紀錄片的過程是千辛萬苦，由組班、選拍攝場地、正式拍攝到完成後放映，均集結了一眾「捱義氣」無計較的朋友才可完成。然而，在放映制度不完善或電影行業不發達的局限下，好不容易完成的心血之作，其公開放映的場數卻可能只有一或兩次。隨後，有些作品會因本地機構或組織對題材感興趣，再作內部或小眾的放映會、分享會，題材吸引的則有可能到海外參展，得到業界認同。
《荒蕪中栽花》的題材涉及少人關注的本地文學，同樣，近年完成的紀錄片均以不同角度講述本土議題，但更多卻成了滄海遺珠，只有三幾個有緣人／有心人才得窺一眼，一般澳門觀眾則無緣觀看。在澳門先後完成了兩部紀錄片的她，指出資助計劃雖可讓年輕電影人得到拍攝機會及小額資助，但因放映場地的問題，卻沒法接觸一般的普羅大眾，徐欣羨強調，紀錄片不應被這樣對待，「有外國經驗是，當地電視台會購買紀錄片版權，再於電視頻道播放。這樣的做法，除可令紀錄片的拍攝團隊得到相應報酬，同時亦可讓作品曝光，使更多觀眾有機會看到。」徐欣羨慨嘆，在澳門完成了紀錄片作品，在文化中心只上一、兩場，走進主流電影院放映又不可能，電視台亦不會購買，更可悲的是，澳門連一間藝術電影院也沒有，更遑論將本地製作可作長期放映的場地。
澳門電影人應往外看
在八月底，徐欣羨收到消息，她的劇情長片計劃《戀家》將得到澳門文化局「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劃」的補助，而該項計劃的最高補助金額為澳門幣一百五十萬元。回歸拍攝自己專長的劇情類長片，她在接著的半年需著手準備長片的前期工作，「在澳門，靠funding是很重要的，因起步好難，過往自己雖有幾部短片，但在外地是很難得到認同的，長片才是導演的『卡片』，文化局現時給予的資助，算是讓新導演有一個起步。」
無可否認，澳門的人口基數小，面對的競爭亦更少，徐欣羨亦慶幸自己處於澳門，「（得到資助）份屬好彩，在澳門已得到比同齡朋友更多機會，自己在台灣讀書的朋友都會講，台灣的行業發展成熟，機會較多，但相對競爭亦更大。」然而，如果要電影行業更健康地發展，在單靠本地票房無法支撐成本的時候，向外地看是澳門電影的唯一出路，「不可能只靠本地市場，所以一定要考慮外地市場，鄰近的必然看香港、中國，但國內又有一定的題材問題。電影人就要考慮，是否要遷就市場而更改內容／題材呢？」徐欣羨提出的這個問題，相信對於其他香港或澳門的導演而言，在每次創作之前，都是日夕思量，反覆推敲而苦無結果的問題，只是，前路如此，到底是前行或後退，對新導演而言，只有繼續在綠野中覓尋，直至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