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時代》︰一切必然如此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離場時，這句話想必浮現於不少觀眾心中。

蕭紅對「黃金時代」的一句反諷，置於香港難言好壞的大時代，難免叫人反思：我們的「黃金時代」又如何定義？我們何去何從？香港與呼蘭、許鞍華與蕭紅的重影對照，以至於一個女子獨立於時代的覺醒和出走，一時成為電影的焦點所在。內容意義以外，筆者卻更執迷於形式對內容的體現。廖偉棠亦有論及其電影語言：以欠缺戲劇衝突的瑣碎片段相互交織，形式上與《呼蘭河傳》呼應，秉承了蕭紅記敘歷史、現實時「越軌的筆致」。而電影中更讓人深刻的，卻是「對鏡獨白」的獨特處理，使論者幾乎一致窺見布萊希特「間離」的影子，然而這影子似是而非，卻又是怎麼樣的變種？

抽離與代入之間

布萊希特反對觀眾完全投入劇場，亦反對演員徹底投入角色，因為單單使人「移情」的戲劇是無價值的，反而應使觀眾抽離，才可進行思考和批判，達到劇場教育與改變社會的功能。因此，相對於「體現」事情，他更重視「敘述」，常於每場戲前以字幕預示內容，演員在台上亦會脫離角色回復「演員」身分，甚至批評角色，藉以提醒觀眾，眼前所見並不是真實的事件本身，而只是演員對事件的「扮演」。

《黃金時代》中的對鏡獨白，雖然形似，卻有根本的不同。獨白中演員從未離開角色，甚至流露出角色對蕭紅的強烈情感，如蔣錫金談到「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蕭紅」時痛哭失聲，幾次不能言語。與其說演員抽離角色、預示內容，卻更似是觀眾正在傾聽蕭紅的同代人訴說昔日點滴，無形中令觀眾有另一種「真實感」。許鞍華亦曾自言，由於蕭紅生平的資料參差不全，以不同角色敘述蕭紅一生，表現歷史的多面，亦是貼近「真實」人物的唯一方法。更甚者為電影後段，部分角色如丁玲、聶紺弩與蕭紅對話時，以與「對鏡獨白」相同的正面特寫鏡頭處理，一時令觀眾完全代入蕭紅的視覺，成為對話的參與者。

儘管如此，筆者又要自打嘴巴地問一句，觀眾是否真的完全投入電影？卻又未必。電影中雖未有打破角色的真實，但卻顛覆了時間的真實，使故事的「真實感」又隱含着異樣的不協調。如果不是「間離」，這刻意的顛覆又造成甚麼效果？

生與死的必然

「對鏡獨白」令電影大致分成兩個敘述層次，一為聚焦於蕭紅身上、對其經歷的「即時」呈現，二為角色以「過去」的口吻作出獨白，憶述事件。然而，第二層次的敘述者卻又同時是第一層次中的參與者，導致時間出現了詭異的錯亂：「進行中」與「已完結」並置了。而並置中透出的是「必然」。「進行中」的事情，雖看似仍有選擇和變數，仍有不同結局的可能性，但「已完結」的事情必然如此發生。正如生的結局必然是死。

蕭紅對生死是瞭然透徹的。她說：「生、老、病、死，都沒有甚麼表示。」她還說：「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來回循環地走，那是自古也就這樣的了。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的，就尋求着自然的結果，那自然的結果不大好，把一個人默默地一聲不響地就拉着離開了這人間的世界了。」

而許鞍華選擇放在電影中的字句、畫面，也處處是蕭紅對生死的思考。祖父和魯迅的逝世，魯迅病中所言「只有墳墓的未來」，與蕭軍在旅館雜物房中說到不死的原因，《生死場》中「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甚至面對自己的生死關頭，湯唯的表情也總是淡然輕鬆的，臨死時不是害怕，是「捨不得」。

《黃金時代》的開首、結尾均是蕭紅和祖父的後園，開始是「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結束是「偏偏這後園每年都要封閉一次的，秋雨之後這花園就開始凋零了，黃的黃、敗的敗，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滅了，好像有人把它們摧殘了似的。它們一齊都沒有從前那麼健康了，好像它們都很疲倦了，而要休息了似的，好像要收拾收拾回家去了似的。沒有多少時候，大雪又落下來了，後園就被埋住了。」這是貫串全戲的生、死、枯、榮。蕭紅唯一一次的「對鏡獨白」也是在開首。往後每一次蕭紅談到自己的事，都是服從時間「規則」的回憶，畢竟一個人總沒有辦法跳離自己的生命。而在那唯一一次，她沒有說別的，只說她的生和死。

選擇的必然

其中一幕「對鏡獨白」份外深刻：送走二蕭後，白朗、羅烽並肩坐在氣氛壓抑的房子裏，這次他們並沒有說蕭紅的事，白朗只說，羅烽即將被拘捕，而她將四處奔走援救。白朗望向丈夫，神情難過不捨，而羅烽只是抱抱她的肩。

「必然」有兩種，一種是生死枯榮，命運的必然，另一種是你明知結局如此，卻仍堅持作出此一選擇，「不得不如此」的必然。局勢緊張，白、羅的遭遇不難預料，而他們明知即將遇到的苦難，仍堅守他們的決定，又是甚麼使他們的抉擇成為必然？是他們的理想，是當時文人集體的理想。所謂理想，並不一定是熱血、革命、犧牲、偉大，正如蕭紅亦未選擇投身於抗戰和革命文藝，而是每個人所堅守的、執着的最重要的東西。

以蕭紅來說，那可能是自由。生死是必然的，但生與死之間仍可以是自由的：「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儘管這自由需要代價。她說：「我想飛，但是我同時感受到我會掉下來的。」但她沒有因此拒絕飛。他們在故事的行進中已預示故事的結局，未必是美麗的結局，但他們不願意選擇別的、容易的路，因此這成為一種決絕的「必然」。 

永久的萬年青

如前所述，「對鏡獨白」中各個角色述說蕭紅的故事，令「現在」和「過去」的關係變得複雜錯亂，時間不能成為直線。其實這亦是「說故事」本身隱含的時間觀。班雅明指歷史時間並非不可逆的線性，也就不能以一連串的因果關係去把握歷史的意義，而應以「現在」作為理解歷史的媒介和手段，因為「現在」是現代和前代所形成的結合體，是透入了無數歷史碎片的一個縮略物。「說故事」就是經驗同化的過程，過去的經驗經過沉澱累積重新貫注於說故事人、聽故事人的生命，作為一種「經驗」、「過去」的重生。換言之，角色的獨白其實是以他們的「現在」重新拼合蕭紅的「過去」，而在他們這群「說故事者」的拼合過程中，蕭紅的經驗得以重生。同樣，整套電影又是另一次「說故事」。

如此，藉着說故事，「恆常的真實與幻變的時序才彼此分離。我們幾乎可以說，小說的整個內在動作不過是抵抗時間威力的一場鬥爭。」

難言好壞，一切必然如此。但可能是一本小說，可能是一部電影，可以脫離枯榮，脫離時間的必然，在「現在」與「過去」之間不斷重生、留存。

蕭紅總是記起魯迅家中的一盆萬年青。屋裏不生火爐，也不壞死。魯迅說：「這花，叫『萬年青』，永久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