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全球各地的電影業裡，女性大多時候都在鏡頭面前。相較近兩三個世紀裡為數眾多的女作家而言，女導演的數量還是稀少，這似乎顯示，女性雖已證明她們能以個人身份進入公共空間，但卻難以用主導和決策者身份投入分工合作的環境裡，這亦反映了我們的視覺文化仍然將女性視為觀看的對象。大眾商業電影固然如此，但藝術電影圈子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的新浪潮電影都以政治觀進步前衛為典型，但最令人記住的導演，幾乎清一色是男性——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感恩香港有許鞍華一個反例。要數著名的女導演，或者會先想起蘇菲亞‧哥普拉（Sophie Coppolla）——她的作品有其個人獨到之處，但要徹底擺脫她父親和整個星光熠熠的家庭還不那麼容易。瑪嘉烈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在電影方面亦頗有建樹，但她最為人熟悉的依然是她的文學。然後，就數到烈妮‧雷芬斯達（Leni Riefenstahl），一號永遠難以洗脫納粹污名的人物。
《漢娜鄂蘭》一幕
在「女性導演」這個細小但仍令人喜出望外的世界裡，瑪嘉烈特‧馮佐妲（Margarethe von Trotta）的名字具有特殊的地位。除了身為女性導演，她亦從不吝於在電影裡探索女性身處更大的社會背景中的生活經驗。傳記電影是她最常拍攝的類型，原因很明顯，因為要以本人的角度打開個人經驗，傳記是最佳選擇。波蘭裔共產黨員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以及中世紀女聖人希爾德格特修女（Hildegard von Bingen ）就曾是馮佐妲以往作品的主題。大多數本地觀眾或者是透過年前她以漢娜鄂蘭為題材的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Hannah Arendt，2012）認識這名導演的，但作為德國新電影的領軍人物之一，她的獨立性早在講述婦權運動與解放恐怖組織的《德國姊妹》（Marianne and Julianne，1981）已開始為人熟識。兩齣電影均取材自真實事件。《漢娜鄂蘭》講的是鄂蘭本人在六十年代發表對納粹黨員Adolf Eichmann被送耶路撒冷受審過程的報告，以及在美國隨之而來的爭議。《德國姊妹》則以西德七十年代極端組織首領Gudrun Ensslin為藍本，虛構由她姊姊角度出發的故事。兩齣電影同樣將女性置於敘事中心。
鄂蘭與馮佐妲一樣對女性知識份子深感興趣，她成為馮佐妲電影的主題並不令人意外。我們甚至可以說，鄂蘭對人物傳記的興趣深深影響了馮佐妲的電影，而馮佐妲在電影裡亦展示了鄂蘭對她傳記主角寄寓的強烈認同，這是她思想裡一個相當獨特的特點，但卻沒有人因此為她擊節讚譽。鄂蘭在她初踏上知識份子生涯時，曾試為十九世紀柏林沙龍主持人Rahel Varnhagen的生平立傳，但全書要到她逃離法國傀儡政府所設的猶太集中營再到美國定居之後才完成。鄂蘭的其中一部文集Men in Dark Times輯錄了她為不同知識份子而寫的文章，這書亦成為馮佐妲關於盧森堡的電影之養份。鄂蘭最重要的著作《人類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中可見，她珍重人類敘述故事的能力，遠超在她之前的所有政治哲學理論——對她來說，公共領域是由人一同說話和行動而構成的，而故事就是政治場域記憶前人前事的方法，透過故事，人超越了他有限的生命。鄂蘭本身的思想縱使以哲學或理論的形式出現，故事敘述仍是不可忽略的一環。
《漢娜鄂蘭》一幕
如此構想傳記之用，令人想起女性主義一些主要主張。「個人即政治」是五十至七十年代婦解運動以及次文化運動其中一條顯眼的標語，有些運動不無胡士托遺風。然而這句標語的實際意義人言人殊，對於當時方興未艾的性解放運動而言，它的意義在於將性權利——即瓦解父權核心家庭、女性以至所有人的性自主及自主繁殖權、異性戀規範以外的性欲可能——視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這些政治運動背後的思想內容來源眾多，質素也很參差（波娃對父權社會的分析在我看來仍然是最嚴謹，「父權」一詞她絕少套在個體頭上）。
或者通過傳記，可以看出個人世界與政治場域之間微妙的關係，既可保留性別視野的重要，亦可看到一個比單個性別或單獨議題更大的政治世界。書寫傳記的責任在於洞察個人的承擔、經驗和反思對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有何重要。對馮佐妲而言，這個對個人生命的觀點正正來自女性獨有的經驗和獨到的能力。女性在歷史上被限制於家庭和親屬的空間裡，她們會更需要以個體為本的世界觀，對個人的獨特之處更易產生同情和關注。可以說，馮佐妲的電影批判以男性為主的左派陣營時，均是在指出這些男人情願用理性概念和理論去理解世界，把人類感情則完全擱在一邊，無力理解女性對探索他人複雜內心世界的需要。這個批判在《德國姊妹》中尤顯尖銳：一對同受婦解思想薰陶的姊妹，其中一人（Marianne）投身恐怖組織，以「城市游擊」為手段控訴西德政府，二人因而疏遠。當Marianne被捕之後，任職婦權刊物記者的Juliane探妹妹監，感受她獄中所受的不人道對待等等，雖不同意她的極端思想，但依然嘗試接近她飽受折磨的心境，甚至嘗試好像妹妹一樣被人用喉管強行餵食。妹妹在獄中猝死後，Juliane鍥而不捨的調查她的死因，令她和同居十年的男友關係正式破裂。她發現整個西德，包括知識份子男友，都只當她妹妹不過是個神憎鬼厭的恐怖份子。幾乎沒有人明白她苦苦追查的原因，她追查，不僅單純是血親的連繫，更暗藏疑問：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兩個背景幾乎相同而思想一致的人，為何長大後會成為完全不同的人？我們如何去捍衛罪大惡極而被千夫所指的人固有的人性，同時又不變成為她開脫？馮佐妲電影中描述的正正是理解的必要，在嫌隙和互相反對的情況下了解其他人、為他們塑造一個屬於個人、而又足以抵強外來壓力的觀點。
《德國姊妹》一幕
馮佐妲其中一個特點在於風格上的連貫性，以數個中心思想貫穿整個電影生涯。到2012年的《漢娜鄂蘭》，我們不難看到這些三十年前她已經處理過的主題又再浮現。馮佐妲著眼於鄂蘭撰寫Adolf Eichmann審訊的報告，藉此展現她對理解這個同時令導演和這位思想家都非常感興趣的思維能力。正正是理解的必要，驅使鄂蘭這個猶太裔思想家面對納粹的黑暗歷史。鄂蘭曾寫道，理解即是「我們賴以調節自己以面對真實世界，亦即是嘗試以世界為家的無休止的行動，過程必定是多變和不穩定的」[1]，而且，她續寫，「理解和原諒幾乎完全無關」。這句句子換些字眼，就成了電影中由Barbara Sukowa飾演的鄂蘭在結尾的講課所唸的對白——鄂蘭所做的，就是以同樣的原則面對在她面前的納粹罪犯。
鄂蘭在她的報告中，創造了「平庸之惡」一詞，雖然現時這個詞一般已經與官僚式的盲從混為一談，但事實上她想指出的是另外一個現象。她在這個納粹官員身上看不到任何超乎常人的魔性（她因而推翻了納粹扭曲尼采「超人」哲學收為己用的技倆）。對她來說，Eichmann一切所作所為，由對納粹意識形態的狂熱崇拜（而她亦力圖指出這點與崇拜希特拉的分別）以至全情投入參與種族清洗計劃，歸根究底，統統都只是他「思考無能」之過，而她用來支持自己觀點的證據，在於Eichmann在審訊過程中無賴的自辯、錯引康德之餘又重覆當時政治宣傳的套語。她的警言是，我們不能將Eichmann視為甚麼宏大歷史上的頭號反英雄（正如我們現在有時會這樣看待毛澤東），她想做的是要將這個罪犯和他背後的所有滔天大罪都視為是一場可笑的小丑戲（鄂蘭引用布萊希特去說明自己的觀點[2]，她大概也想起班雅明在〈暴力的批判〉文中的論點）。納粹極權並不是窮凶極惡，一切都只是「人性本該如此」。
《漢娜鄂蘭》一幕
但電影中將所有戲劇衝突，全然放在鄂蘭如何在她的猶太裔同儕、朋友和大眾一面倒的反對浪潮中，捍衛自己的看法。她對Eichmann的報告中暗示納粹大屠殺有猶太人勾結的成份，被認為是在指責受害人而受到非議，亦有人覺得她將Eichmann描述得太過正面（一切就如Juliane要為其妹妹洗脫污名，要人記著國家侵犯她妹妹的罪行一樣）。有些評論已經指出，《漢娜鄂蘭》一面倒偏重鄂蘭這角色，像她這般複雜的思想家任何手法也難以一言蔽之，偶然道破她的不足反使她更完整。她自恃知識份子的傲慢，在戲中頓變得可以原諒。當她對《紐約客》（The New Yorker）編輯說，她的讀者「應該學」一個她文中引用的古希臘詞時，就營造出一個獨立思想家對抗整個思想平庸的大眾的畫面。馮佐妲拿手的題材更成為辯護鄂蘭的工具。猶太秘學專家Gershom Scholem對鄂蘭一個有名的指控就是她「無情（heartless）」，而精於挖掘內心世界的馮佐妲就正正在電影中安排了一幕戲，讓鄂蘭在自己家這個私人空間裡，將所有她在集中營領受過的恐懼和憂患一一向丈夫Heinrich Blücher流露，讓她講述集中營裡那些沒有像她一樣僥倖脫逃的猶太婦女的境況。最後的公開演講讓她有機會渾灑自如地向在美國那些不了解她的批評者辯解（馮佐妲可能真的不太看得起美國文化，片中絕大部份美國人均只是鄂蘭的附庸，或者不值一提的知識界小丑。所有真正值得鄂蘭注意的辯論對手全都是德語系猶太人。問題是，鄂蘭本人在《論革命》中相當欣賞美國革命的成就，而且亦贊成當時的學運和民權抗爭，她對美國文化的看法未必與馮佐妲一致。某程度上，馮佐妲刻畫的鄂蘭正正印證了Scholem對鄂蘭的指責，認為她的思想太親近德國左派，也正正是馮佐妲自己的政治陣營）。
這電影對熟悉鄂蘭的觀眾而言確實相當有趣。但電影對鄂蘭太過寬大，以致電影引起的爭議層次上不及鄂蘭思想在當年所引起的。在片中，鄂蘭要面對的倫理命題，不過是「如何堅持一己所思」，是故她要為自己辯護的話相當簡單而且流於煽情。從這方面看，馮佐妲一直堅持她的女性主義政治觀點，抗衡德國左派知識份子的男性中心。至於鄂蘭本人，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遠為複雜，即使由始至終也堅持對Eichmann的判斷是正確的。鄂蘭一再主張政治領域的多元性，對她而言政治不可能只是沉浸在個人的世界裡，而這個正正是她在西方哲學史中看出的問題。她一向認為哲學思考本質上有反政治的傾向，並因此不喜歡稱自己為哲學家。所以某些針對她的書的批評可能是正確的：在Eichmann報告中她將「思考」視為最崇高的美德，與平庸無能思考的納粹份子對立起來。但在其他地方，例如在蘇格拉底和海德格身上，她會質疑哲學思考之中某些引人同情暴政的傾向。而電影對鄂蘭年輕時與海德格的一段感情太輕描淡寫，觀眾無從得知當中的細節，而且亦無助觀眾理解海德格的思想哲學對她思想的影響（在她指Eichmann「無能思考」時肯定有想到這一點），也無能讓觀眾理解海德格後來加入納粹黨對她所造成的衝突和矛盾。
《漢娜鄂蘭》中的《紐約客》編輯
在片中所見的鄂蘭，在推斷論證和力陳己見方面相當大膽，但她的論據最引人入勝之處，反而在於她對人性複雜的認知，而在這問題上，是不容許浪漫的處理手法的。納粹主義之於她只是膚淺庸俗的潮流，但真正令她憤怒的是一些猶太領袖的「現實政治」，驅使他們對納粹的興起立場搖擺不定，覺得這樣比直面指斥它違反道德更加實際（這點比強調Eichmann在納粹抬頭中的取態或者更適切於我們現時的政治處境）。有人以為鄂蘭將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道德立場混為一談，但是她令人信服之處，在於她不遺餘力地將人性化的原則放諸所有人身上，即是在她手中她的主題永遠不是一些超乎平常的事物，而只是人性本身使然，甚至乎連種族清洗的極端邪惡都可以以同樣的角度解釋。她是有意為之的：因為她分析現代群眾社會所產生的極權政府時，正正由它本身非人化的傾向著手。當她說Eichmann「根本不知道他所做的是甚麼」時，她的意思不是指，Eichmann真是愚蠢得不知道在他手中的猶太人會被如何處置，她認為他完全沒有邪惡意圖的原因在於，他真是完全不當猶太人是人，故此他完全可以構想應如何解決他們，就好像你無意中就撥走一隻蟲一樣（只有從外面看的人才真正看出這隻蟲不是一隻蟲，並因此覺得這件連做的人都覺得尋常無比的事，其實是可憎至極的）。所以像Eichmann如此狹隘的腦袋，根本不明白他的行徑是如何邪惡，以至鄂蘭認為他屬於「思考無能」，又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他「無法以他人角度思考」——此處震撼在於，西方哲學傳統一向是將思考等同自我孤立的理性思維。她是在同樣的角度，懷疑猶太領袖活在納粹政權底下可能有同樣的責任，在她看來，猶太人也不可以視為殉難的聖人，而是會犯錯、道德取態搖擺不定的平常人。鄂蘭在遺作Life of the Mind中寫道：「世上的問題在於，世界中大部份惡行，做的都只是一群根本不能決定自己是要行善抑或作惡的人。」[3]
這齣電影所引發的爭論，很大部份並不見於香港甚至華語地區，部份原因是猶太文化於此地並不引起爭議，或者亦因為我們的知識文化傾向分黨分派，要質疑一個西方知識界明星只可以用另一個西方知識界明星的名義（我們更常做的是，將焦點轉移到一部經典的隻言片語，辯論其意義再挪為己用，轉移焦點）。馮佐妲讓她的女主角在電影中領受一面倒的讚許（除了猶太同胞以外），但電影後續的批評和回應似乎顯示，歷史中的鄂蘭並無得到同樣的包容。觀乎電影在美國上畫時引起的激烈回響，我們可以說，馮佐妲的確做到了帶起討論的效果，但她的電影有沒有釐清事實、以至介入辯論，卻是另一個問題。在這場爭議中，有些說法是不盡不實的。當年首先刊登鄂蘭報告的《紐約客》到了今日，就登了一篇事例和解讀都有誤的批評[4]，有些甚至是有意為之的（該文作者批評鄂蘭身為知識份子的傲慢，確是電影傳達的訊息之一。但這點忽略了鄂蘭本人是深感被德國知識份子背叛、要求他們為納粹冒起負責的。納粹黨中人和參與屠殺的人多有受高等教育者，她為此曾感到震驚。她對屬於精英階層並不特別感到自豪，相反她憂慮文化和教育在現代世界的意義）。鄂蘭最認真的挑戰者是紀錄片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他將她對Eichmann和猶太組織的分析與她「理解」的倫理一併否定，對他而言，大屠殺本身是完全超乎理解範圍的。[5]
《漢娜鄂蘭》電影末段的演講
鄂蘭以公共知識份子示人時，被人誤解好像並不帶有馮佐妲在戲中所賦予的個人意義。當然她從不為自己的見解退讓，亦確實因對她諸多誤解和歪曲而驚詫，但她從來不只是在面對一眾謊言中傷時為真理發聲的英雄式人物。她在“Truth and Politics”一文;中總結Eichmann風波，並正面處理了真實與虛假的問題。她寫道，真理本身是反政治的，儘管真理經常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扭曲，但真理事實上是人類的意見是多元不容篡改的界限。真理不容辯解，但生而為人，幸好我們不知道真理，好像機器知道數據一樣。如果說鄂蘭有一個中心思想的話，肯定不是要忠於一個嚴謹真實的理論，反而是「同行者的陪伴所帶來的快樂和滿足，在公眾之間一起行動和展現自己，用言詞與行動走進世界，並由此尋得自己的身份，開創全新的事物」[6]。電影將鄂蘭的思想描寫成獨自思考所得，也把鄂蘭的辯論對象統統描畫得比她遜色，這本身就在兩重意義上剝奪了鄂蘭的同行者，並單單將她的世界分割成友與敵。鄂蘭在同一篇論文中講及希臘詩人荷馬將友敵一視同仁的史學觀，雖然從《德國姊妹》中可以看到馮佐妲明顯會同意這個觀點，但在她為鄂蘭所拍的這齣戲，似乎未有做到這點。
最後要說說結束前的一幕演講。雖然有些句子聽起來就像鄂蘭會直接引自蘇格拉底和康德的句子，但即使有了Sukowa的演技，仍不難聽出引用許多句子後，戲中的鄂蘭其實沒有回應命題：到底她對猶太領袖角色的評價是否公允？到最後，電影以浪漫化了的普世人性光輝作結。或者如果電影裡面座上的聽眾是更有學識的話，結局就會不同；或者我們有時也懷疑，這種我們想要的觀眾在現實中其實並不存在。但電影有一點是做到的：鄂蘭的確致力將被僵化的意識形態和理論掩埋的人發掘出來，而與此相對的則是只懂重覆「官話」的納粹官僚。這兩個位置的地位並不是對稱的，而鄂蘭也深知此點。理論語言為自己設限，只著眼於可以放進理論框架裡的事物，而框架本身是不用質疑的（鄂蘭不認為，這只是平常人會犯的錯，讀書人也會）。但是，要洞察人性，卻要明白到，人本身就沒辦法安放在任何自設的框架和限制之中。現代世界的「平等」，恰恰需要這種視野。有些事情告訴我，即使是接受了最好教育的人，都不見得明白這個道理。
後記：上一則評論引來了一些批評和意見，大致上都是無任歡迎的，希望這一篇評論在帶出新觀點之餘，亦充當回應。如果要直白回應的話，大概只會演變成口水戰。我唯一覺得要公開指明的是，有人猜疑我是「踏在他人的頭上」。姑勿論我實際意圖如何，這種人身攻擊，連提出負責任的理據也不願意，如果就是回應我批評的唯一方法的話，我也沒甚麼要說的。
註釋︰
[1] “…an unending activity by which, in constant change and variation, we come to terms with, reconcile ourselves to reality, that is, try to be at home in the world.” Arendt, Hannah. “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s (The Difficulties of Understanding)”.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c1994. 307-308.
[2] 布萊希特的引語是來自他的劇作The Resistible Rise of the Man Arturo Ui. “The great political criminals must be exposed by all means, and especially by ridicule. For they are above all no great political criminals but the perpetrators of great political crimes, which is not at all the same…. The failure of Hitler’s enterprises does not mean that Hitler was an idiot, and the range of his enterprises does not mean that he was a great man.”下註3中所引文章故意引少了最後一句。
[3] “The sad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most evil is done by people who never made up their minds to be or do either evil or good.” Arendt, Hannah. Life of the Mind. A Harvest Book. c1978. 180.
[4] 見http://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hannah-arendts-failures-of-imagination
[5] 見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3/dec/05/defense-jewish-collaborator/
[6] “…the joy and the gratification that arise out of being in company with our peers, out of acting together and appearing in public, out of inserting ourselves into the world by word and deed, thus acquiring and sustaining our personal identity and beginning something entirely new.” Arendt, Hannah. “Truth and Politics”.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enguin Books. c1968. 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