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現在將會是未來的歷史:吳文光的《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

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晚,我搭乘狹窄電梯抵達富德樓14層,第一次來藝鵠書店的新家,這一晚「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放映吳文光1993年的《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整個空間擠滿了人,我在第一排找到僅存空位,坐在中大教授彭麗君前方,右前方應亮正向觀眾說明已經另闢影意志空間放映,放映後回14樓參與討論會即可,另一紀錄片導演黃文海則用攝影機同步紀錄,使我感覺正在參與一項運動,心中暖熱。

原本擔心140分鐘長的紀錄片,如果都是talking heads會太沉悶,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受訪的五人太精彩(包括導演田壯壯與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轟轟烈烈的年輕經歷,國家社會的集體狂亂,從語氣眉目間生動再現,將觀眾拉進中年紅衛兵的青春往事,歷歷在目。1993間隔1966將近30年,歷史距離並未使受訪者記憶朦朧,鮮明的閃光燈記憶(flashbulb memory)照亮中國當代史仍需更多光源的一隅。1993過後21年(其實該說六四過後25年),中國尚未成為民主法治國家,就在今年五月三日,由徐友漁提議,在北京電影學院郝建教授家召開了六四研討會,之後與會者因「尋釁滋事罪」被居留,至今仍無徐友漁等人的消息,使《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在香港的放映別具意義。

影片分七段,都以鐘面與滴答聲作為音像的結構手法。鐘面很特別,一隻手不斷揮舞毛的小紅書,使人有不停揮動的手竟然發出滴答聲的錯覺,時間在此給人急促慌亂緊張感。我對看到四十歲的田壯壯感到興奮,他說自己性格自由散漫,觀眾也能從他自我剖析與「操」聲連連中,感受到他的真誠自省與人格魅力。像他說還沒天亮就去天安門廣場跟著紅衛兵等著見毛主席的過程,感覺是「操,挺受那個感染的」,周圍氣氛狂熱、激動、嗓子喊啞了,偌大的天安門注意力全集中到毛一點上。

但印象最深的卻是徐友漁「見到毛主席」的過程,他從成都串聯到北京見毛主席,漫長的等待過程中,維持秩序的解放軍傳授經驗,告訴他們很多人走過天安門心情太激動,毛主席沒看見就過去了。要「看見」毛主席,必須提前準備,還沒走到天安門城樓前就要集中注意力於一點,盯住最高大的人,那人肯定是毛主席。徐友漁聽話死盯最高的人,但卻發現最高的人在城樓上動來動去,忽焉在前,忽焉在後,可能錯盯了拍照紀錄的記者!

映後討論環節鐵成問黃愛玲,當初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策劃時,為何選吳文光的《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放映?喜歡黃愛玲說選擇自然不過,相信其他人在其位也會做出相同選擇。又提到紀錄片中14歲的田壯壯參與批鬥父母,負責喊口號的段落。田壯壯的父親田方是北影廠廠長,一起被鬥爭的還有導演崔嵬,美工師秦威,編劇海默。當他覺得自己喊了「打倒田方!」時,他哥哥問他怎麼不喊?原來是第一聲喊不出來,第二聲才喊出來,而且特別難受。我佩服田壯壯坦誠面對當年的自己,言說出年少的「失語」。也在揣想受訪五人在1989過後四年,六四記憶猶新的1993,面對學生運動激情的「失語」,六四在片中的「缺席」恰是最佳的「在場」證明。2014當徐友漁言說出1993的「失語」後被捕,我們何時才能自由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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