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一頁頁《星火》散落雪堆，飄搖欲墜。後人以石頭固定書刊，朗讀字句，將前人竊取的火焰重新點燃。大陸獨立電影人胡傑拍攝紀錄片《星火》，講述六十年代前後異見雜誌《星火》被淹沒的真相，亦以星火為焰，編織官方檔案以外的歷史和傳承。
《星火》事件發生於一九五九至六一年，中國歷經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蹂躪，共產黨中央對各省人為的大饑荒罔聞罔問。蘭州大學一批被打成右派的學生遭流放武山、天水等地，經歷農村的洗鍊，決定編印三十多頁《星火》，藉此反思中國農村當時的實況和出路。《星火》付印數月後遭告密者揭發，二百多名教師、農民及學生被捕，隨後四十多人被判有罪，林昭、張春元及杜映華更因此被判死刑。
有份出席映後座談會，達八十高齡的《星火》成員譚蟬雪一再強調，《星火》構想之初並沒有準備對外發佈，整個編印過程僅僅是為了讓志同道合的朋友作思想上的交流。《星火》的成員被打成右派，放逐於農民間進行「學習」；但農村天天餓死人的實況及知識分子的自覺，逼使《星火》成員走上更「右」的覺醒之路（在共產黨扭曲的光譜下，民主、自由、人本關懷皆是罪名）。由於《星火》骨幹成員分散於武山、天水及上海等地，難以面對面交流，將《星火》付印及秘密流傳成為辯證真相唯一的辦法。
即便如此，將《星火》付印的集體決定並不能完全交代個別成員的決心。導演胡傑通過訪談式拍攝，將《星火》成員根據當時情勢而作的決定逐步還原：化學系學生向承鑒經過北京、山西、陜西等地考察，驚覺於大躍進橫屍遍野的慘況，遂決定為真相獻身；「老黨員」杜映華生為農死為農，對大躍進「浮誇風」不以為然，叮囑武山縣農民寧願多休息也不要瞎趕數據；孫自筠面對右派的指控，依然故我，以為能夠藉此跟上級幹部「理論」……
開映前，譚老師向觀眾展示《求索》。
後景的主持人分別是
無論是林昭〈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詩）、向承鑒〈食母記〉（寫實小說）抑或張春元〈論人民公社〉（論文），我們看到一代年輕人如何以文字指涉比他們更大更兇險的社會現實。《星火》不僅要求共黨承認三面紅旗的失敗，更提倡以民主社會主義取代國家社會主義，直指共產黨當年以至今天的死穴。以文撲火、以筆撲火、最終以命撲火，《星火》四十多位核心成員毋寧是以行動回應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點題一句：「是清醒的時候了」。
清醒的代價隨之而來：青春、自由、愛人、性命。縱然《星火》案在七九年獲得「平反」（經《星火》成員多番奔走後以賠償三百元了事），官方檔案仍然不獲公開。今天《星火》紀錄片所呈現的零碎資料，更都是譚蟬雪在出獄後耗費三十年心力所追尋回來的。即使是五十年後的今天，胡傑在拍攝《星火》一片的時候仍然遇到一定阻力。導演沒有刻意將困難放大，畢竟鏡頭已經清晰傳達了幾位受訪者言辭間的不欲說、不敢說和不消說。
座談會尾聲，譚蟬雪以平淡的語氣扼要概括情人張春元行刑前十天的生活點滴。據譚所述，張春元生前做了最後兩件事：一是將最後晚餐（米饅頭）掰成等份，請監倉裡每個人吃；二是反覆背誦毛澤東的詩，以毒攻毒，臨終掙扎。無獨有偶，在《星火》中段，鏡頭捕捉到一位大智若愚的無名者在破爛貨車裡高唱紅歌。即使譚婆婆拒絕回答跟當下政局有關的問題，明眼的觀眾都明白：當年的《星火》、今天的《零八憲章》；過去的人民公社、今天的城鄉矛盾，一脈相承。「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麼温暖／多麼慈祥／把我們農奴的心照亮」（〈北京的金山上〉），革命紅歌在荒腔走板的演譯背後埋藏多少代無名者的控訴。
相片承蒙香港獨立電影節答允轉載
相片來源︰香港獨立電影節2014「叛逆中國」環節Facebook活動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