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如果談起電影導演，我們或許能隨手拈來一群男性導演的名字。若提到女性導演，也自然聯想到在商業市場上大放異彩的少數。然而，當「女性」加上「獨立電影導演」，我們或許會啞默無言。近年，香港電影在制度與市場的限制下盡現疲態，商業電影彷彿只餘下「本土」與「非本土」的分野。相反，本地獨立電影卻在主流的商業電影界限外另闢土壤，從挑戰我們日常對影像的思考，到直面社會邊緣，獨立電影一直繁花千樣，無法輕易被定位。而女性走進獨立電影這個領域，亦形成一股異流，反覆逾越社會與藝術的界限。近年亦有不少新進獨立女導演，繼續灌溉獨立電影的土壤，例如首部長片被喻為香港第一部長篇實驗電影的許雅舒、關注社會運動的賴恩慈，與紀錄中國藝術與市場關係的黃思源。如果你認為近年香港電影很沉悶，或許能從這幾位新進獨立女導演身上，窺探出香港電影另一種多樣性的面貌。
《董夫人》
超越電影的可能性
女性導演一直是香港電影裡被忽略的群體，不論是電影的製作模式，還是風格與內容上，女性的聲音也是一直被掩蓋的。而香港女性獨立導演的故事或許可以從唐書璇（Tang Shu Shuen）說起。六十年代末，從美國回港的唐書璇摒棄慣性的片廠制，自組資金在廢棄的片廠拍攝《董夫人》（The Arch，1969），以前衛的風格展示古代女性被壓抑的慾望。她又於1974年文革仍如火如荼時拍攝《再見中國》（China Behind，1974），敘述四位經歷文革的中國青年偷渡來港的故事，一度成為禁片。唐書璇比當時的男性導演走得更前，示範了獨立電影的創作：自主，獨立於大公司，題材與風格大膽，成為香港女性獨立導演的先驅。
女性的獨立電影創作一直未停。七、八十年代，本地湧現獨立實驗電影，民間電影組織相繼成立，如七十年代初的「火鳥電影會」（Phoenix Cine Club），孕育了不少錄像藝術（video art）創作人，其中不乏女將，例如馮美華（Fung Mei Wah）及鮑藹倫（Ellen Pau）。直至九十年代至千禧年，游靜（Yau Ching）、黎肖嫻（Linda Lai）及麥海珊（Anson Mak）等女性創作者繼續以錄像藝術探索電影與社會，廷續女性拍攝獨立電影的傳統。九八年從演藝學院（HKAPA）畢業的許雅舒（Rita Hui）同樣身處這個脈落裡，拍攝了錄像藝術與短片多年，近年開始拍攝獨立長片。從未進入商業市場的她，以獨立電影叩問電影的可能性，「獨立創作是一個很重要的空間，讓我重新界定或認識電影是什麼。」
Rita在2009年拍攝她首部獨立長片《慢性中毒》（Dead Slowly），入選了釜山電影節的「New Current」環節，「當時是很想拍一套偵探片，很想拍一套警察查錯案的戲，因為現在的偵探片太男人了。」表面是偵探片，最後依舊成了風格獨特抽象的前衛片。Rita直言作品的「怪」是想打破主流電影的悶局。「這跟我一直以來怎樣看電影有關，其實一直以來想瓦解現在電影單調式的存在，這亦是一個我想做電影的原因，我覺得電影的可能性很闊，而不是如現在只有一種呈現方法、一種主旋律的電影存在。」
2013年，Rita完成了第二部獨立長片《哭喪女》（Keening Woman），不改實驗風格，更選取了香港已鮮見的題材「鬼」。「鬼片是一個很有趣的genre（類型），由中外到泰國的鬼片目的都是嚇觀眾，但沒有人去思考鬼的世界與存在是什麼。」《哭喪女》除了顛覆「鬼片」的形式，更加入道教思想與中國山水畫的元素，「如果我想將東方美學或影像放入電影這個西方container裡，那會是怎樣呢？」Rita坦言，希望能透過其作品探索中國的世界觀以及怎樣構成我們的文化。
《哭喪女》
《哭喪女》片末出現了黃衍仁《再會吧，香港！》一曲，將抽象迷離的影像帶回現實，拉闊了電影的視野。「當我拍攝這部作品時是2012年，正值是大事之春，香港發生了很多事。」在思考影像本質的同時，Rita亦不忘關注香港現今的狀態。「將衍仁的歌放進去，剛好能address兩樣東西。一是電影裡女主角的離開，二是我們是否需要跟香港說再見。」電影反覆出現的意象「羅酆山是地獄，地獄是現世」原來亦暗有所指。「無論我們走到哪裡，我們的現世都是羅酆山，都是地獄。」Rita強調，獨立電影不一定需要直接地介入社會，但需要在制度上有所反思。或許是這種複雜難辨的「鬼」與政治意識，導致《哭喪女》在深圳藝穗節被禁播。
Rita曾就讀中大人類學女性研究，女性身份在其作品中清晰可見。她坦言，性別身份亦曾是她關心的議題。Rita對性別身份的思考亦呈現於其流動深邃的影像中。「Gender studies與Feminism其實最終帶出的重要性是『不確定』，所有東西都是unstable。Unstable才是能夠衝擊思考的一個重要元素，例如我不斷push自己去思考什麼是電影。如果電影是一種很unstable的狀態會是什麼呢？性別身份是一種很unstable的狀態又會是什麼呢？當所有東西都可以動搖的時候，其實會發現我們太多東西都被框限了，而失去討論與可能性。」
「獨立電影有一樣很有趣的東西，由於你的limited time，limited人手，所有東西也是limited的關係，反而會用很多特別或很新或很多其他的方法最後來達到你的目的。」Rita駁雜的電影風格自是商業電影市場所不容。而她對獨立導演這個身份亦十分自覺，明白獨立導演的能與不能。獨立，反成了她拍電影的籌碼。
「電影是我熟悉的形式，但我不想以電影導演這個身份來謀生。當我真的成為了商業導演，我的身份會不同了。不同的意思是我要為老闆賺錢，我不能拍一套《哭喪女》。這不關乎是你捨棄什麼，而是你的身份容許你做什麼。而當你是獨立導演，你要拿盡優勢，不斷challenge制度。」
影像行動者
Rita躍出電影藝術的界限，思考比較內化的問題，但仍從遠距離觀察香港。而近年的獨立電影亦有一個明顯的趨勢—直接參與社會，如盧鎮業、陳浩倫與林森等。在一眾關注社會現實的新導演裡，亦不難發現女性導演的身影。例如阿Mo（賴恩慈，Lai Yan Chi）。
阿Mo從小到大也不固守規範。大學時代由浸會大學英文系轉至電視電影系，大學時期曾為了遊歷南美而翹課兩個月，她在旅程上拍攝了紀錄片，同時奠定了她關注現實的世界觀。回港後繼續堅持拍攝自己關心的議題，曾因拍攝紅燈區而跟學校老師鬧翻。阿Mo的堅持與自主，已注定了她走往獨立導演的道路。
阿Mo於2006年畢業後一直從事劇場工作，重新拿起攝影機是2009年的事。2009年反高鐵運動觸動了阿Mo，「當時我了解到菜園村事件，我便想：除了包圍立法會和參與他們的遊行這些被動式參與，我還可以主動做些什麼呢？」擅於排演劇場的她原本想製作一套有關菜園村的舞台劇，但她清楚自己的創作是「functional」的，希望能改寫現實，於是她改以更快的方式，拍成了獨立短片《1+1》。
《1+1》
「社會運動的激烈與衝突已有很多媒體報導，不需要我去重現出來。而且對我來說，那些並非最真實的真相。在這些衝突的背後是源於有一班人很有人情味地做這件事。」《1+1》並非如一貫敘述社會議題的獨立電影般沉重，相反，它以充滿溫情的爺孫關係娓娓道出菜園村的故事。雖然菜園村最後被清拆，但阿Mo仍繼續探訪菜園村居民，但發現他們仍住在臨時屋。而當她重臨菜園村舊地，昔日的天堂亦被推土機轉化為地獄，她驚覺：「事件仍未完結，我還有話要說。」就這樣促成了她2012年的首部獨立長片《N+N》。
「對我來說，電影是一種行動。」當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掀起，我們或許未及了解事情的始末，它們已經消失在媒體的影像裡。但阿Mo主動以影像繼續行動，關注無人注視的角落。「獨立精神很重要的一點是行動。獨立是需要你action，主動爭取，解決問題，才能實踐你的作品。」拍攝《N+N》是阿Mo在英國唸碩士時回港的暑假。時間緊迫，亦難以籌集資金，阿Mo便徑自攜起攝影機，帶著演員回到菜園村拍攝，更因此捕捉了演員與真實場景的互動。
《1+1》與《N+N》同樣獲獎無數，更讓她獲得2012年度的十大傑出青年。難得的是，《1+1》能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反應熱烈，跨越了獨立電影與商業市場的鴻溝。阿Mo直言不抗拒商業，因為獨立不等於孤立，重要的是獨立的精神。「我不認為我的作品參加了比賽，羸了獎就完結，我希望我的電影可以更多人看。這亦是一種行動。重要性在於每次放映後的討論，每一次我也會跟觀眾重新討論這個議題。而當我的作品真正在電影院放映才真正發揮它的作用，因為能勾起觀眾『想做點事』的情緒，這就能尋找更多的行動者」阿Mo的例子說明，原來商業市場也可以壯大獨立電影。《1+1》與《N+N》後亦有投資者找她拍電影，她認為「商業電影不是壞蛋」，只要「對得起良心都會拍攝」。
不局限獨立與商業創作的阿Mo，亦不困於自身的性別身份裡。身為女性導演，她不喜歡以「女性主義者」自居。「我是不斷想找更加多可能性和追求多元的藝術創作者，如果我介定了自己為女性主義創作人時，我覺得反而局限了自己。」但阿Mo依然關注女性，例如正在籌備的新作就是以居住「劏房」的肥胖女子為題，探討女性在社會遭受的心理暴力。
《N+N》
超越本土界限
當直接與本土社會「埋身肉搏」的獨立電影遍地開花之際，黃思源（Gina Wong）在中環暗角開設了一間工作室Experiemnta，連結起更多世界各地的獨立電影，在外面的世界觀照香港。
六年前，Gina有感香港仍欠缺當代藝術的論述，遂在中環開墾了實驗電影與行為藝術的獨立空間Experimenta，亦同時與黎肖嫻合作拍攝了首部獨立短片《上海歌︰另尋天地》（Shanghai Saga: Other Skies, Other Lands，2009），呈現她在上海的見聞。「我覺得現今如果我們只住在香港，只看到香港的情況，而沒有中國大陸的視野已經是不足夠。你需要知道裡面正在發生什麼事來作一個背景，才能知道香港在整個picture是什麼一回事。」開設Experimenta的同時，她三份一的時間也住在上海，觀察國內的藝術生態，她亦因此於2010年拍成了首部獨立紀錄片《大東方》（Orient Top Town）。
《大東方》紀錄了上海一個空置樓盤被發展成藝術村，並藉此探討藝術空間與地產市場的關係。電影雖然在上海拍攝，但題材與主題亦跟香港密不可分。「雖然我在上海拍攝，其實我亦是在回應香港的地產市場、政府與藝術市場，但以上海來反映。」隻身走到上海，與國內的人合作製成首部長片，奠定了Gina往後製作跨地域獨立電影的基礎。「我希望第一部獨立電影production首先向外，我覺得是重要。不單只是大陸，而以後Experimenta一步一步由與大陸，到與智利、美國合作。亦是帶給香港獨立電影不論是talent，還是thinking co-production經驗的第一步。」
《大東方》
《大東方》後，Gina開始參與世界各地的獨立電影製作，充當監製或導演，例如2013年與美國合作的The Lives of Hamilton Fish及尚在拍攝的智利獨立電影The Salamander。累積了製作跨地域獨立電影的經驗，讓Gina擴闊對獨立電影的視野，更了解不同地方製作獨立電影的特性。「我覺得香港的電影人，多些跟不同國家的人合作是非常好。因為當你出去再回望香港會發現有所不同」Gina亦深明自己在本地獨立電影的獨特位置，「如果十個裡有一個好像我這樣走出去，都不乏為一個好的混合。有些人就紮根香港，因為這是他們的專長。而我的專長是特別容易跟外國人溝通，或者我特別容易travel，那我就做這個範疇。」
香港女性導演面對的另一個環境現實就是欠缺本地獨有的女性電影節。當鄰近地區如台灣、韓國的女性電影節愈來愈蓬勃之時，香港仍無法拓展整體女性電影的論述。Gina亦認為世界各地的電影節的觀點過於男性，亦無法容納一些比較「古怪」的獨立電影。例如她監製的The Lives of Hamilton Fish是一套全女性演出的rock opera，便相繼被不同的電影節拒絕。Gina遂於2011年在Experimenta創辦了香港地下電影節「菠蘿電影節」(The Pineapple Underground Film Festival, PUFF)，放映世界各地的獨立電影。縱然不是一個完全的女性電影節，但亦容納了不同國家的女性邊緣聲音。
（節錄版收錄在《號外》ISSUE 451）
（文章轉載自CinemAro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