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拉斯‧馮特爾（Lars von Trier）挑戰觀能極限的新作《性上癮》（Nymph()maniac）作為其抑鬱三部曲（Depression Trilogy）的最終章，除了是把絕望進行到底，也延續了他自《失落伊甸園》（Antichrist）以來益發被標誌的厭女（misogyny）指控。《性上癮》最令人不安的倒未必是坦蕩裸呈的肉體與情事，畢竟以此為綽頭的電影不少，只是上下集合共四個多小時[1]的色慾之旅竟是痛苦多於享受，不禁令人懷疑馮特爾是性負面（sex negativity）的信徒。馮特爾所呈現的性負面很是有趣，他既不忌諱性，理應傾向性積極女性主義（sex-positive feminism）所持的性解放立場；然而《性上癮》雖聚焦女性情慾卻又幾乎否定女性情慾之追求有任何正面可能，倒又類近於性積極女性主義的批判對象──反色情女性主義。本文嘗試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女性主義流派閱讀疑似厭女的《性上癮》，並分析以女性主義讀入此片的可能與不可能。
《性上癮》的厭女罪名不在傳統的物化女性或情慾化女體，使之成為被男性觀看或淫慾的客體加以剝削，而在女主角Joe（Stacy Martin及Charlotte Gainsbourg飾）自童年至五十歲以來積極投入各式各樣的性，多半興奮有限，代價卻是自我厭惡和生活脫軌。馮特爾堅持不讓他的女主角在性愛中獲得解脫、自我實現和滿足，難免遭到指摘他根本就討厭女人以及女人的性。在《性上癮》前後兩篇合共八個章節裡，最輕鬆快慰的情慾經驗要數Joe與好友B（Sophie Kennedy Clark飾）兒時在浴室脫去內褲，趴在濕滑的地面上模仿青蛙的一幕。雖不涉及實際的性行為，但一張一合模擬青蛙躍動的兩腿確可誘發無限的性幻想。這也是Joe最先向在路上救起受傷的她的Seligman（Stellan Skarsgård飾）提及的情慾經驗。及後電影便順著二人的對話發展下去，Joe續談她戒不掉的性，Seligman則以魚餌理論、斐波那契數列、宗教等非關性的知識加以解讀。偶然我們可以從Joe的敘述裡看到她穿梭於同性伴間的短暫歡愉（如第五章小風琴學院，三位外形、風格各異的性伴分別代表巴哈聖詩前奏曲的三個弦，三人與Joe的性關係合奏成和弦），但直至最終章，Joe終是被性慾磨難得疲累不堪，在得到Seligman的肯定後決定就此禁慾以求解脫與昇華。
若這便是結局，《性上癮》大概可以被理解為一部反色情女性主義的電影，近似於八十年代美國反色情片運動的代表人物如Andrea Dworkin、Catharine MacKinnon等人的論調。反色情女性主義相信色情就是性的現實，而色情的本質便是男性強權對女性客體的宰制，是一套全然不平等的性別歧視制度，因此，在性事上女人只有被當成客體剝削的份兒，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通過性或在性裡形成主體的可能；是以Dworkin宣稱性基本上是對女人不利的[2]；女性唯一可行的抵抗便是情慾分離主義，即在情慾上與男人徹底劃清界線[3]。若有女人企圖要成為性主體，必然會承受色情的不斷剝削，最終遍體鱗傷，淪為不平等制度下的終極受害者。
這可以是負傷的Joe的寫照。她一生竭力以女性身份作為性主體，按著自己的性慾主動狩獵可與之做愛的男人。假如這些男人與Joe做愛後蒙受了損失，那麼Joe即使有可能承受誘使男人墮落的「致命女人」（femme fatale）的指控，但某程度上卻也展現了女性在異性戀性愛系統裡實擁有反客為主的力量[4]。然而綜觀整齣《性上癮》，很難說有男人因與Joe做愛已遭受厄運或懲罰。比較說得過去的例子僅有苦惱自己未能滿足Joe龐大性慾的Jerôme（Shia LaBeouf飾），以及會錯意以為拋妻棄子便能與Joe雙宿雙棲的Mr. H（Hugo Speer飾）。但這兩個「損失」都非常弔詭。若說Mr. H損失的是家，那麼Mrs. H（Uma Thurman）携同三名幼子上門興師問罪的一幕不應該是如此荒誕的呈現。馮特爾顯然不同情Mr. H（和Mrs. H），也對維持傳統家庭價值沒有好感，因此安排Mrs. H以瘋婦形象登場，沒有直斥其非，卻笑問可否帶孩子參觀Joe的淫床（whoring bed）。作為正宮夫人的理直氣壯便都消散在滑稽的氛圍裡，實在說不上該同情荒謬的H一家人，還是不知所措的Joe多不點。至於Jerôme，他的婚姻與家庭確因Joe而崩潰，但最後他聯同Joe的養女兼伴侶P（Mia Goth飾）報復Joe，也不見得是全然的受害者。當然，並不是說男人必須在異性戀的性關係裡受害，才能逆轉男女主客的不對等。但與她的男人們相比，Joe為性事所付上的代價顯然更為沉重。於是，這似乎就呼應了反色情女性主義的觀點──這並不是女人的遊戲，拒絕再玩才是王道。決定禁慾的Joe完成符合了反色情女性主義的期待。
不過，《性上癮》作為一個頗為複雜的文本，反色情女性主義的閱讀有其局限。最明顯的一點，是反色情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情慾是男人建構出來的（好鞏固色情系統的運作和剝削），根本不是女性自發、內在的本質，但《性上癮》裡Joe早在兩歲時就對自己的陰部有所認知（“I discovered my cunt as a two-year-old.”）。 十二歲時，她有恍如聖經登山寶訓的神蹟經歷，所見的卻不是摩西和以利亞，而是巴比倫大淫婦（The Whore of Babylon）[5]和淫姬麥瑟琳娜（Valeria Messalina）[6]。只見動彈不得的Joe漂浮半空，迎來人生第一次高潮。Joe的性慾是與生俱來（而非後天建構），至少電影如此告訴我們，而在性事上她也不見得是反色情女性主義者所認定的被動和弱勢的一方。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否定女性情慾，認定性就是對女性的侵略和佔有；但Joe的痛苦正是來自她天生的過多的性慾，而不是在性愛過程裡被當作客體承受男人的肆意剝削。某程度上，Joe的確成功在性愛裡實現女性主體，只是徹底的性解放並未為她帶來性積極女性主義所信奉的性的正面意義。《性上癮》（如同性積極派／不如反色情派）肯定了女性情慾的存在及實踐，卻（如同反色情派／不如性積極派）拒絕認同性是女人的救贖所在。
表面上看來，《性上癮》似是刻意要拍來給女性主義分析，但它遊走於兩種女性主義之間，反而更似是一部批判女性主義的電影。女性主義是衝著父權而來，批判女性主義便是要批判女性主義抗衡父權的成果如何。在性這一環上，馮特爾似乎並不認為這兩派傳統的女性主義路線可以把女性引向出路。事實上，不論是反色情還是性積極，都有其盲點所在，都有可能在對抗的過程裡不自覺淪為父權幫凶。反色情女性主義為抗衡異性戀性系統對女性剝削的而假定女性情慾的不存在，姑無論這可能導致另一種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更形扼殺女性情慾尚待發掘的多樣性；這種女性無慾形象正好與父權向來所規範的低慾女人形象相合，最終反而會強化反色情者本來宣稱要批判的色情意識形態[7]。衝著這些論點反對反色情的性積極派同樣也遭到反色情派的反擊，指性積極不必然導致女性（情慾）主體的建立，反倒有機會落入滿足男性慾望的陷阱而進一步強化且合理化父權剝削，結局很可能是女性主體的去權（disempowerment）而非充權（empowerment）。
以「父權幫凶」的角度看來，《性上癮》未必人人可以接受的結局實是精彩非常。聽畢Joe作為性上癮者的心路歷程後，Seligman發表了一番女性主義十足的偉論，稱Joe之所以受苦皆因她是女性而非男性，若是男性一切根本不成問題。這不但肯定了反色情派念茲在茲的父權通過性愛對女性實施宰制（因此苦是男性，情慾的外顯不但沒有問題，反而是父權機制所鼓勵的），同時也肯定了性積極派致力捍衛的女性情慾主體。在整晚的對談裡，Seligman不斷為Joe開脫，每當Joe說到自責之處時，他都會搬出他的學識來辯稱Joe根本無罪之有（例如少女Joe曾在火車上色誘儲精良久趕著回家與正值排卵期的妻子行房的頭等艙男乘客，Joe自責可能壞了他們生孩子的計劃，但Seligman反指性愛頻繁有助男性生殖能力的旺盛）。Seligman是無性者（asexual），他似乎可以完全避過父權性愛的不平等，以對等的位置理解Joe的女性痛楚；他肯定Joe的女性情慾，又站在Joe的女性身份對父權大加鞭撻。然而就在Joe感激他的聆聽和理解，安心去睡後，他卻偷偷潛入房間企圖侵犯Joe。
若Seligman不是無性者，從頭到尾都是想著與Joe上床的其中個男人，一如她在火車上勾引的眾多目標，或她悉心編排好時間表以免重疊的床伴們，那麼我們至少可以將其侵犯歸咎於這就是父權異性戀男人剝削女人的最佳例證，進而寄望一個父權被推翻以後的美麗新世界。然而馮特爾對於強調人類之光明、進步的人文主義的解構是其來有自。藉由Seligman這個滿腹經綸、無性、看似無害且隨便就能使用女性主義語言與女人同聲同氣批判父權的角色，馮特爾要徹底揭穿父權的偽善與狡猾。Seligman看似認同且鼓勵Joe的女性情慾主體之實現，然而最終依然暴露了男性視女性為慾望客體可供予取予求的父權思想。他的無性因而顯得更加邪惡，他下垂的陽具說明他甚至不是出於慾望本能而侵犯Joe，只是覺得既然這具女體已習慣被剝削（“But you’ve slept with thousands of men.”），即使我沒有性需要，為何不能分一杯羹？這是純粹的權力支配，比以情慾之名施暴更為可怖（當然，任何形式的性侵都是可怖、可鄙和可惡的）。
Seligman所示範的是一種比起明顯壓迫更為進階的父權──假裝認同女性，實質進行收編。Seligman不斷對Joe的論述加以各種學術、宗教詮釋，其實便是一個收編的過程，連Joe都不自覺認同其觀點。馮特爾刻意花那樣多的篇幅鋪陳Joe的性經歷，又大拋書包賣弄以不同知識對女人的性進行分析的技巧，他同時也引誘觀眾以不同的理論對其分析進行二次分析，包括女性主義，但最後卻以最粗淺卑劣的肉體性侵回歸父權。他的主題根本不是（女性的）性，而是無人可以自外於邪惡父權系統。性作為食色性也的人類本能是最佳的比喻，無論你是反色情或是性積極，是縱慾的Joe抑或無慾的Seligman，你都無法自外於性，無法在父權面前全身而退。
酷兒理論奠基者Judith Butler曾直言，女性主義若妄想有一種女性的性（sexuality）是先於（before）、外在於（outside）或超越（beyond）現有（男性）權力的，那不但是文化上的不可能，在政治策略上也是不切實際的夢想[8]。《性上癮》結局所指向的，也正是這個牢不可破的權力結構。若有人為Joe所承受的磨難而責難馮特爾厭女，那麼更應該責難的，其實是父權的本質根本就是厭女。任何企圖以女性主義閱讀這部戲而期望得出正面結論的，恐怕都要注定失望，因為馮特爾根本就宣佈了父權改變之不能，根本就沒有出路。
不過，馮特爾至少說明了他的立場：他讓Joe自衛殺人，以充滿男性象徵的手槍殺死了企圖侵犯她的偽善父權，在黑暗裡。馮特爾似乎無法想像女性終於會推翻父權，或推翻以後又會如何，因此以漆黑的畫面處理，僅能聽見槍聲和Joe逃走的聲音。但他至少肯定虛偽父權該死，這其實也呼應了稍早Seligman曾問Joe她反叛的是什麼，Joe回答說是「愛」。或者Joe反叛的不是愛，而是以愛之名的虛偽（“For every hundred crimes committed in the name of love, only one is committed in the name of sex.”）。Seligman其實是Joe唯一在肉體以外產生過心靈交流的異性──在他企圖侵犯她以前。然而再溫婉的聆聽、接納和認同，終究是騙局一場，便由Joe親手了斷。結局如此黑色，倒也展示了一種激進──面對父權的偽善、狡猾，甚至被殺後還是有可能以各樣的方式回魂，永遠不會改變，永遠陰魂不散，我們只得繼續污穢淫亂，繼續憤怒殺人。設若真有出路，也絕不在父權的改變或消退（虛偽的Seligman），而在今後都將不為安逸所動，永不妥協、永遠反抗的Joe。
註釋
1. 完整的導演版長5.5小時，於柏林影展上放映。第三十八屆香港國際電影所播放的是經馮特爾「同意」的删剪版本，分上下篇共四小時，但馮特爾本人並無參與剪輯。隨後在戲院公映的為通過電檢的再删剪版。
2. Andrea Dworkin是反色情派極具爭議的代表人物，1981年出版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1987年再出版Intercourse進一步指所有異性戀性愛皆為性侵犯（“All heterosexual sex is rape.”）。
3. 何春蕤，〈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朱偉誠編，《批判的性政治：台社性／別與同志讀本》，臺社讀本叢書5（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年9月），頁3-34。
4. 關於「致命女人」並無一致的解讀，有人將之歸類為厭女、對女巫或女性主義的恐懼；亦有分析認為「致命女人」展現了女性獨立及女性對性的掌控，是對女性傳統性別定型的反撲。
5. 「《新約聖經‧啟示錄》中提到的寓言式邪惡人物，大巴比倫指的其實是所有錯誤的宗教。她是『眾娼妓』的母親，因為世上各錯誤的宗教，包括很多基督教的教派，就彷彿是她的女兒，仿效她在屬靈方面肆意行淫。她也是『可憎之物』的母親，因為很多可憎的宗教習俗都源於她，比如崇拜偶像、占卜、以人為祭、縱酒狂歡吹捧假神，以及種種淫穢不堪的醜行等。」（引自《性上癮》宣傳單張）
6 「瓦萊里婭麥瑟琳娜是羅馬第四代皇帝克勞迪亞斯的第三任妻子。老普林尼的歷史書描述麥瑟琳娜夜裡趁丈夫熟睡後，帶著奴婢偷偷溜出皇宮，鑽進巷子裡的妓院。她曾經挑戰著名的羅馬妓女席拉，在冬天可跟多個男人同時發生關係。比賽持續二十四小時，麥瑟琳娜以與二十五個男人同時『上陣』而贏了比賽，名妓席拉甘拜下風。」（引自《性上癮》宣傳單張）
8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1990.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