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化的「自虐情歌」──《幻愛》的時代性、類型元素與階級想像

看完《幻愛》第一個反應是,成件事好 Cantopop……不論美學、視野,還是格調,都讓人想起粵語流行曲,有點像一首被「電影化」的 K 歌。朱耀偉曾經討論過千禧年後香港樂壇所出現的一些「自虐情歌」:部份這類作品由男歌手演唱,心態自卑自憐,把自己視作「爛泥」,對條件比自己好的異性對象充滿慾望,卻又感覺「高攀」不起,透過個人對愛情的失落感來宣洩對社會不公或貧富懸殊等現象的負面情緒。[1] 林奕匡的《高山低谷》(2014)算是近年這類型歌曲的代表作: 以它的歌詞拿來形容《幻愛》所描繪的香港也頗為貼切。[2]

「自虐情歌」受歡迎這文化現象,無疑反映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環境下,本地基層青年面對社會向上流動的不可能性所感到的絕望與唏噓。這類型歌曲可以說是經濟轉型、「後發展」社會所衍生的獨有文化產物:香港之全盛時期、所謂「魚翅撈飯」年代,是絕不可能在流行歌中找到這種極度自卑自憐、恐懼被遺棄的失戀心態。《幻愛》之所以票房大收,成為香港近期的熱門話題,也跟它能夠觸摸到時下一種民粹式、對社會現有制度不滿的情緒有關(大家也不妨可以把它跟去年大受歡迎的 《上流寄生族》或 《小丑》[Joker]從階級想像的角度來一併思考)。

還記得〈女朋友帶你返屋企食飯〉(2014) 這篇「公屋潮文」嗎?[3]  阿樂家住屯門,出自單親家庭,甚至患有精神病的「屋邨仔」。有趣的是,他想像出來的「欣欣」比他在食物鏈上還要低:她父親酗酒,讓阿樂可以幻想自己英雄救美,阻止父親向欣欣施暴。相反,現實中的葉嵐是一名典型「高妹」, 住私樓且擁有高學歷。她穿梭的世界充斥着通俗文化和民粹主義對上流社會、精英階層和專業人士的種種想像,包括只顧愛徒事業怎樣影響自己聲譽的 Dr. Fung(加上她那一身港英「手袋黨」的造型)、「斯文敗類 」Simon 教授和「衣冠禽獸」Uncle Wong怎樣荒淫無度、CP(Clinical Psychology)行家如何搞小圈子在半山嘆 high tea「圍威喂」等,彷彿都繼承了《法外情》(1985)這類港產片、通俗劇的一系列cliché/stereotype,還有無線電視劇風格的公式化、「老土」對白(那些涉及心理學專業、甚麼關於“erotomania”的內容或分析夢境的論述,顯得尤其兒戲和欠缺說服力)。反正這一切都是讓葉嵐這角色可以最終為了愛情向制度說不: 原來她畢竟不是一名真正的「高妹」或「上等人」,只是在 「搏上位」,透過性關係在社會力爭上游,同樣也是在「高攀」。[4]

跨越階級的界限或打破門當戶對的枷鎖都是浪漫愛情電影的重要元素之一: 不用想得太遠,《鐵達尼號》(Titanic,1997)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港產片方面,大家可能會想起 《天若有情》(1990)或《秋天的童話》(1987)。以《秋天的童話》為例,這種電影經常運用double ending:現實中,周潤發飾演的「船頭尺」和鍾楚紅飾演的那位大學生是注定要分開的,但商業電影始終要給主流消費觀眾逃避現實的幻想空間,所以電影結尾,男女主角還是遇上重逢的機會:table for two。《幻愛》也像 《秋天的童話》或《甜蜜蜜》(1996),同樣有double ending,以不播放手機錄音、模稜兩可的劇情安排,提供一個較合情合理和貼近現實的結局,同時也滿足觀眾的幻想和對浪漫愛情電影(romance)這類型的一些基本要求或期望。

《幻愛》上映後,吸引了不少觀眾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批判它(在今天的香港,這些批評同時惹來民粹式對「左膠」的反駁也可算是意料中事),主要指電影所描繪的女主角 (阿樂心中分別是「純潔」的欣欣和「墮落」的葉嵐)充斥着父權主義的思維與幻想。葉嵐透過與不同男人發生親密關係來換取利益讓人不禁想起楊德昌的電影:《幻愛》是想向《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的小明還是《一一》(2000)那位拉大提琴的女孩致敬嗎?然而, 楊德昌的電影是反浪漫的,不但宏觀剖析了社會環境下驅使女性利用情感或色相求存之因素,還處處指出對異性的幻想是怎樣的精神上的鴉片:像音樂和電影,它是可以被當作逃避現實的避難所,但最終也擋不住現實的衝擊,或與現實發生悲劇性的矛盾。當然,楊德昌拍的是藝術電影,而《幻愛》這種通俗娛樂、商業愛情片一般都會像流行曲或言情小說般,傾向沉溺於幻想中。相比之下,《幻愛》對葉嵐性濫交的處理未免顯得單薄和庸俗(「係呀,我好 cheap 呀!」等 MK-style、令人尷尬不堪的對白就只能以陳腔濫調去形容)。

有女性網友嘲諷《幻愛》見證了「毒撚是怎樣 J 成的」: 電影之廣告味或「微電影」味濃,以 MV 美學包裝蔡思韵,活現連登仔傳說中的 「好 pure 好 true」,而破處那場飛機戲就睇到宅男自 high,女性觀眾則笑了出來,甚至有網民將電影預告片惡搞成為「天水圍阿樂」劉馬車主演的《幼愛》。同一時間,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似乎有不少男性觀眾想為《金都》(2020)的男主角 Edward 平反,說他的陋習不算是甚麼真正的毛病(慣常不收腳甲鉗或「唔閂門開大」是何等罪名!),不滿為甚麼鄧麗欣飾演的女主角要拋棄他。人稱「高先三寶」的三套電影分別從男性、女性和同志的角度去探討時下香港的社會與愛情,其中,《幻愛》和《金都》似乎又再把大家帶回港人最喜歡的「港男 vs. 港女」這種耳熟能詳、互揭瘡疤的討論。[5]  反之,《叔.叔》的兩位主角冇咁煩,但當前抑壓環境下,含蓄嘅佢哋又會否令大家掛念九七年放蕩不羈嘅黎耀輝同何寶榮呢?

 

注釋

[1]     朱耀偉,〈習慣失戀: 千禧年代的香港流行曲情歌〉,《橙新聞》,2019 年 11 月 13 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11/13/010131519.shtml

[2]     不論拍得好與否,麥曦茵的《前度》(2010)也可以算是從女性角度出發、同樣令人讓人想起當代粵語流行曲和 「K 歌」的「Cantopop 電影」。

[3]     詳情可參考 〈女朋友帶你返屋企食飯〉,《香港網絡大典》,https://evchk.wikia.org/zh/wiki/女朋友帶你返屋企食飯

[4]     葉嵐「向制度說不」放棄博士學位的那場戲,令人聯想到近期大熱的《孤城淚》(Les Misérables,2019)結尾一群年輕人向「制度」的復仇──兩套電影不約而同先呈現現有制度解決事端和維持現狀的既定「和解」方案:掌權者或話事人「傾掂數」,雖然弱勢持份者要「硬食」,但也算擺平事端。然而,《幻愛》與《孤城淚》的時代性就在於拒絕這種妥協,強調一切不能就此「按機制」解決。這種「決裂」精神也無疑跟 2008 年金融海嘯後世界各地民粹主義逐漸冒起有關,民眾籍此表達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現狀」(或可說是建制各方「精英」勢力與既得利益者所安排的「恆常機制」) 之不滿。

[5]     這三套電影可說是別具啟示地體現了「後金融海嘯」的浪漫愛情電影:經濟方面的問題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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