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市場工作坊」小組討論活動現場。 © David Ausserhofer
圖:「市場工作坊」小組討論活動現場。 © David Ausserhofer

寫在瘟疫蔓延前:電影的想像共同體 柏林新銳營參與雜感

世界三大影展之一柏林影展,其培育專業人才的平行單元「柏林新銳營」(Berlinale Talents)自2003年舉辦至今已發掘全球超過8000多位新銳影人。除廣納導演、製片、攝影師、美術設計、錄音師等專業電影製作人才,也延伸發展出聚焦於電影市場實務面向之「市場工作坊」(Market Studio)──原由發行商(Distributor)學員組成,討論各地商業發行模式與市場趨勢,自去年起正式納入國際銷售(Sales Agent),放眼全球電影國際市場與脈動,讓討論與培訓課程更加完整。筆者即以來自台灣的國際銷售身份參與,今年國際銷售共計有四位學員,發行商則有七位參與。

今年新銳營主題為「Collectives」(共同體),其一活動使用的標題「Building on Common Ground」特別精準:共同體建構在共通點、同一塊交集的領域;電影即團隊合作誕生的產物,以此概念出發,希望所有學員經由六天的課程得到啟發和靈感。除了小組討論、多元的影人講座、電影放映與參訪行程,新銳營還有許多交流時間,包括各組、各職務之間的交流、認識與對話,例如200多位全體學員參與的「Speed Matching」,即是在短時間內不斷換座位與同學聊天交流的大型活動;大型交流晚宴「Dine & Shine」更安插由主辦方邀請的各界貴賓坐在學員之間,所有人以顏色分成兩區就坐。進行方式相當有趣,每道餐點用畢後,主持人宣布新銳營學員大風吹換座位,貴賓則留在原位。主菜上桌之前,全員更大搬風換去另一個顏色區域,儼然像是大型「快速約會」現場,有效活絡交流更拓寬人際網絡。

圖:「Dine & Shine」活動現場照片。© David Ausserhofer

圖:「Dine & Shine」活動現場照片。© David Ausserhofer

大型串流平台崛起 V.S. 傳統發行系統

每次參與這種「快速約會」筆者通常會說自己來自台灣,把台灣製作的電影銷售推廣至全世界,也會提到自己任職的公司去年與Netflix成交兩筆全球生意,作為成功案例之一。然而隨着市場工作坊的小組討論開始,「大型串流平台崛起 V.S. 傳統發行系統」的討論不斷浮出,Netflix大型內容生產與消費平台成了罪惡的一方,柏林影展較為偏鋒實驗且獨立的品味與此類串流平台理念抵觸,歐洲本地同學更對於串流平台瓜分院線觀眾現象感到頭痛。筆者對於自己為了輸人不輸陣說出的話,感到有一點後悔……彷彿自己即是站在邪惡的那一方。然而身為國際銷售,與發行商的立場或許原本就不同。

市場工作坊多數同學與導師皆來自歐洲,因此許多討論都以歐洲的模式與經驗為主。然而歐洲始終是一個聯邦概念,譬如希臘片可以由法國公司代理發行,甚至泰國片也可以由德國公司處理,電影超越了語言和邊界,那個屬於電影語言的「Common Ground」(抑或是三大影展權力版圖集中於西歐國家導致的結果)。一位歐洲同學準備創立只負責自己國家影片的公司而備感困難與迷惘,這些都是來自亞洲國家的電影工作者無法想像的問題,在亞洲,因為語言與政治的疆界,我們通常都是各自處理本國自製影視作品。

圖:Talents Table Talk: Places like Home 講座後合影,左起女星凱特布蘭琪、阿爾及利亞社會運動參與者Nardjes Asli、巴西導演Karim Aïnouz、演員暨導演Maryam Zaree。 © Peter Himsel

圖:Talents Table Talk: Places like Home 講座後合影,左起女星凱特布蘭琪、阿爾及利亞社會運動參與者Nardjes Asli、巴西導演Karim Aïnouz、演員暨導演Maryam Zaree。 © Peter Himsel

 

無處不在的政治

新銳營最眾所期待的一場講座邀請到知名影星凱特布蘭琪,氣場強大的凱特與來自阿爾及利亞、伊朗裔和巴西裔的影人一同聚焦討論各自作品中所觸及的政治與其歸屬感。這場活動的地理板塊部署很明白,一個白人女性坐在長桌正中間,以超級巨星的Star Power帶出大家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關注,在台上他們說這是餐桌對談(Kitchen Table Talk),其實很明顯地,他們比所有觀眾都高出一個舞台。

是的,凱特布蘭琪有夠聰明,邏輯清楚,在如此危險的對談中如此從容,如此優雅。然後一位看似來自中東的觀眾發問,你們西方人總說要有希望,但是你們真的見證過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嗎?會不會過多的希望其實是不好的?凱特回答說自己真的親身造訪非洲、中東國家等國家,見證了當地小孩眼中閃耀的希望,這樣回答又漂亮地贏得滿堂彩,儘管該名觀眾仍然欲言又止,滿場的掌聲卻宣告這題辯論已終結。

柏林影展是個國際影展,巴西同學說他們的電影預算被政府砍掉、香港同學講着從去年抗爭走到現在的事情,而泰國導演也解釋自己作品裡隱藏的歷史隱喻,立陶宛同學解釋他們語言中的深厚歷史,好像來到了這裡,國際變成一種很貼近當下現實的概念;人們也說柏林影展是一個很政治的影展,所有放映的影片、所有的講座和活動皆以歐洲為中心指向世界的彼端。筆者在某個工作會議席間,日本客戶慚愧地說他們對歷史因為無能面對,只能選擇漠視。筆者也與許多人解釋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以來整個社會的認同轉變,也提到荷蘭人、日本人、還有國民黨政權來台殖民等歷史流變與脈絡。「Dine & Shine」活動席間與一位荷蘭影展代表交談,才知道原來荷蘭人雖然知道關於台灣的歷史,卻也是近年才開始在學校正視殖民史,對方不斷說荷蘭對歷史感到羞愧,而且希望有機會補償。

二月中的柏林一派輕鬆,沒有任何人戴口罩,筆者也不敢戴,只能拼命使用酒精乾洗手,上廁所時盡量也洗一次,雙手變得非常乾燥。

柏林影展期間有那麼多場大型放映和講座,其實影展都沒有任何防疫措施,假如有任何觀眾有人染上Covid-19病毒,參與影展的大明星包括凱特布蘭琪、海倫米蘭等大明星是不是要也會被隔離……我想起那位觀眾的提問,希望總是正面的嗎?以及他仍然想要表達什麼的神情,或許病毒才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

圖:柏林新銳營活動開幕儀式。 © 許耀文

圖:柏林新銳營活動開幕儀式。 © 許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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