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愛我,我愛大哥──《返校》告密者的情慾與權力結構

台灣電影《返校》在香港未演先轟動,事緣上映檔期延後引起政治揣測,又因影片內容可呼應香港當下社會運動而讓人期待。一片唱好聲中要對此影片唱反調恐怕吃力不討好,但還是姑且一試,並從較被忽視的性別角度切入。

影片以台灣196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敘事以老師帶領同學參與的讀書會被查禁為主線,但着墨不多,影片重點在於渲染政治壓迫的氛圍,帶出恐怖片似的情節;兩個男女同學夢魘般回溯事件發生過程,不斷被教官化身的鬼魅追趕,呼應影片所取材的電玩結構,淡化歷史細節,以驚悚為賣點。

作為校園電影的一種恐怖類型變體,《返校》的影像風格當然不似《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或《我的少女時代》的小清新,但男生追女生的情節不能免俗;而女生別有懷抱,愛慕主持讀書會的男老師,這個情慾與權力結構其實也落入台灣電影常見的另一種套路。後面這個套路的性別意識鮮少被討論,運用在《返校》裡尤其問題重重,值得稍加分析。

男生追女生的情節設置了男性為慾望主體、女性為慾望客體,這是電影常用伎倆,女性主義電影理論早有批判,在此不贅。但被欲求的女性別有懷抱,而對象是比追求她的男生年紀較大且更有勢力的男性,這種對女性的慾望主體的設置,更能讓人反思對兩性情慾與權力結構的想像。小弟愛我,我愛大哥,這個女性的「我」到底愛的是甚麼?

《返校》中的男生乃女生的學弟,追求學姊這種行動,台灣有個俚語叫做「高射炮」。這個「高」表面上指涉年齡,但放在青春期女生的身心發展通常比男生成熟的語境裡,指出的更是男生的不自量力;學弟看重的或許是學姊生理方面的發達,但男生心智層面的相對稚嫩、社交與溝通的笨拙,在學姊眼中果真只是個小弟弟,他的崇拜可以盡享,談戀愛則不必認真。

比起在校園走廊上魯莽撞倒她的學弟,能文善畫、循循善誘的男老師顯然更具吸引力。女生的家庭不和睦,男老師被賦予情緒輔導的責任,師生兩人每晚於幽謐處碰面的場景更似幽會;兩廂情願的師生戀一直徘徊在禁忌與逾越的邊界,身體的距離愈趨愈近,女老師也留意到了,言語提醒男老師時被女生聽到,於是化為設想情敵。

女生家中父母的勃谿,鋪墊了她日後告密的伏筆。父母的不合顯然對女生造成心靈的創傷,但女生嫌惡的並不是對母親不忠且充滿肢體暴力的父親,而是求神拜佛、口中念念有詞的母親;後來母親發現父親的帳簿,揭發了他的罪行,使得原來快升官的父親身陷囹圄,從家中消失。女生對母親的告密不齒,但當她面臨自己欲求的對象可能被奪走,把女老師設為假想敵,她效法的卻是母親的榜樣,表面上向教官告密以換取父親的自由,實際上是讓女老師從她的生活中消失。

真相大白:在《返校》的敘事中,白色恐怖不是重點,讀書會不是重點,師生戀才是重點,女生因為愛戀男老師而告發女老師才是重點。恐怖的不是國家機器、政治壓迫,而是女性的慾望與權力結構,為愛告密犧牲他人。

這個女性的情慾與權力結構,情慾的對象是男老師的柔性男權的呵護備至,權力的象徵是父親和教官所代表的暴力父權與國家機器,而只有依附後者的惡勢力,才有坐擁前者的可能。與此同時,男老師越軌對女學生釋出愛意,女生對家暴父親的認同以及對受害母親的不屑,在影片的敘事中都沒有絲毫的質疑(女老師對男老師的勸戒可解讀為前者對後者的心儀),更遑論批判。對兩性關係的這些種種想像,究竟源自何處,又有甚麼意識形態的問題?

小弟愛我,我愛大哥,因為小弟一無所長,而大哥掌控實權,如父親在家中呼風喚雨、教官在學校叱吒風雲,依偎他們身旁的小鳥,總能撿到麵包屑般的甜頭。至於年輕帥氣、認真誠懇的男老師,既沒有父親的肢體暴力,又敢挑戰教官的權威偷辦讀書會,小弟自然是一條汗毛都比不上。女性的情慾主體性原來如此,為了獨佔智勇雙全、剛柔並濟的大哥,告密殺敵亦不足惜。

這樣的女性角色設置,在台灣電影中其實屢見不鮮,尤其是幫派電影。因為白色恐怖的共同歷史背景,最常拿來和《返校》比較的,是楊德昌1991年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導此片一般被視為他的巔峰之作,但其對女性情慾與權力結構的想像,與《返校》實則同出一轍。張震飾演的小四愛慕他心目中的純潔女生小明,但小明由始至終卻是不斷依附不同的擁有實權的男生,導致小四魯莽刺殺小明。小明被刺時對小四說:「你怎麼就是不明白呢?這個世界是不會為你而改變的,我就好像這個世界,是不會為你而改變的!」──權力的西瓜偎大邊,對於女性情慾主體性的想像,果然是歷近三十年不變,怎麼不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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