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封面上是鍾先生,字是周作人給鍾叔河的信;書封由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

紙上的那片陽光——兼評《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

* 原作發表於《城市文藝》2019年第4期,感謝授權轉載,作者略有修訂

2017年的一天,上海女導演彭小蓮發來兩張照片,一張是她和影視編導汪劍與著名編輯鍾叔河先生的合影,另一張是她與七月派老詩人朱健的合影。我於是知道她去了長沙,看上去心情不錯。那一天,是小蓮和汪劍合作《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的開始。此前,小蓮和汪劍一起合作過電視紀錄片《把人字寫端正》,是作家賈植芳先生的肖像;汪劍也是小蓮最後一部電影《請你記住我》的編劇之一。2019年6月14日,小蓮發了書的封面給我,我也立刻答應會寫書評,並且第二天就開始看稿。我當時還不知道她的癌症到了即將奪命的狀態,但「紙上的紀錄片」這幾個字給了我強烈的、不詳的預感。五天後,小蓮突然離世。這本書八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竟成了小蓮的遺作。

 

那部老式攝像機

從2003到2006年間,我也是和她一起一次次出行,為了拍攝被稱為「新中國最大的文字獄」的胡風案,而訪問了二十六位詩人和作家,以及十四位已經去世的「胡風分子」的親友。那是我的第一次紀錄片之旅,也是和小蓮最為密切、長久的一次合作。小蓮做事爽利,寫東西也是快手,我們最終用六年時間完成的紀錄片《紅日風暴》,是她一生中耗時最長的作品。記得我們在SARS那年夏天最初開始拍攝,用的是我從我執教的香港城市大學借的標清攝像機Sony PD150,也是當時最好的小型專業機。小蓮夏天來到香港,看到我們學生拍出的DV作品,決定自己也買一部,十分愛惜,用了多次還像新的一樣。我那年也買了一個小攝像機作為輔助機,但是不到兩年就棄之不用,從2008年起改用準高清,到2012年之後改用全高清設備,都是從學校借的,因為我知道進入了數碼時代,任何一款產品都不會長久。汪劍在《緣起》中提到,她和小蓮在2017年「背着一台老式的、應該淘汰的攝像機去了長沙」,也就是她買的第一部 PD150,去記錄和鍾叔河先生的對話(在書中稱作「與鍾先生閑聊」)。這個細節很讓我感動,仿佛提示我們,日新月異的科技之外,我們有責任記錄可以跨越時代的人!

小蓮最後一部電影《請你記住我》,裡面有本英文雜志,是我買給她的。她平時看完書就會送人,就怕家裡東西多,別人送了不合意的禮物都會直接退還。她自己的東西也常常找不到,但這本雜志卻保留下來,還在她的鏡頭下得到一個特寫,事出有因。2014年初,好萊塢最大片場之一的派拉蒙宣佈停止發行膠片電影,我在國外拍片看到雜志馬上就想到給她帶一本去,因為此前小蓮一直都在關注膠片和數字電影的角力。幾個月後在上海見到她,第一次看到她剪了很短的頭髮,她笑説一直想剪成我那樣很短的頭髮,終於剪了我的髮型;而我那次卻因為沒有時間剪頭髮,留着她慣常的髮型。我們到外面草地上散步,我還給她拍了兩張照片。膠片電影畢竟發展了一百二十年,才被數字電影取代。對於膠片的質感、顆粒,及其脆弱又恆久的特質,小蓮像很多導演和影迷一樣情有獨鍾。小蓮拍了半輩子膠片,最後一部《請你記住我》,卻是她唯一用數字攝影機完成的劇情片,裡面充滿了對膠片時代電影的眷戀。戲中戲是四十年代成名的女明星黃宗英和影帝趙丹的愛情,因此順理成章地包含了他們主演的七部數字化的電影片段。黃宗英是小蓮訪問了不止一次的人物,她也曾用那台 PD150 拍攝黃宗英的訪談。拍攝《請你記住我》的時候,小蓮已經抗癌兩年多,居然堅持做完了劇情片導演這個需要極大體力、精力的工作。去年年底影片在巴黎中國電影節上獲最佳影片,黃宗英也得到終身成就獎,小蓮比自己得獎還高興。

《請你記住我》裡面,有一位蕭雄扮演的女導演,已經五年沒有新戲開拍了。她帶上白色手套,對着光舉起一段老電影膠片時、眼睛發光的樣子,我覺得就是小蓮本人的狀態。片中的攝影師男主角問這位「潘導演」,為什麽一定要堅持拍那麽小衆的電影,她回答:因為放棄比堅持更難。小蓮曾經說電影是她的夢想、寫作是她的救贖,後來又告訴為她寫序的黃子平教授,她「籌得到錢的時候,拍電影,故事片或紀錄片;籌不到錢的時候,寫作,虛構或非虛構——通常是籌不到的時候居多。」或許1999至2009年是她電影創作的黃金十年,但是2009至2019年絕對是她寫作的黃金十年。對她來説,還有一種比數字媒體更可靠、長久的媒質,就是紙,因此她最後一本書的副標題叫「紙上的紀錄片」。

五十年代「反革命小集團」成員鍾叔河、朱正、張志浩(從左至右)文革後合影,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

五十年代「反革命小集團」成員鍾叔河、朱正、張志浩(從左至右)文革後合影,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

留在紙上的紀錄片

鍾叔河的名字,我最早是聼史學大家朱正先生說起的。我拜訪朱正的次數比較多,鍾先生則是通過小蓮的書認識的。記得她有次問我,「朱正是黨員嗎?」 我和朱先生核實後説不是的,她說,「他還是比較純粹,還是和鍾叔河不一樣。」 書中小蓮評論兩個人性格怎麽「完全相反」,但我感受到兩個人的相似之處更多些。小蓮讀書很多,讀到令她大開眼界的書,就會到處和人介紹,讓人快去看。她還會寫信去給一些作者表達不同意見,同輩的人有時躲着她、有時和她激烈辯論,但是長輩的人往往因此和她做了朋友了,比如翻譯家藍英年先生。當年就是藍先生介紹朱正給我們認識的。我相信小蓮單單看到年輕的鍾叔河給周作人寫信這一點,就會有更多瞭解鍾先生的衝動。編輯是為人做嫁衣的,但小蓮證明編輯工作中,可以有如鍾先生一般的獨創和視野。以前我不理解小蓮為什麽在訪問時總會問到關乎受訪者家庭、隱私的問題,這次鍾先生也被問到,還認真作答。現在我想,或許她是在向優良人類致敬時,也在探尋人性的軟弱和複雜。

小蓮找汪劍合作,符合她的工作習慣:寫作可以是一個人的事,但是拍紀錄片至少要兩人,一起旅行、一起訪問、一起討論、一起傳達。認識她不久,她就和我數説過之前多次的合作失敗,還告訴我,開始不想找我做《紅日風暴》是因為希望不會做不成朋友。我當時無知者無畏,堅信自己不會像其他人一樣和她吵翻,作品半途而廢。她給我的書和她沒有的書我都讀了,從學校的圖書館搜尋《人民日報》的文章給她看,發現她對於我找到的這些「史實」,反應常常帶着情緒。比如我說找到巴金批判胡風的文章,她會問「惡毒嗎?」我感受到和作為歷史親歷者的她的「代溝」,但也通過她的情緒理解了這些「史實」真正的意涵。閲讀《編輯鍾叔河》一書,我也感受到汪劍和她的「代溝」,汪劍對鍾先生的博學顯示出敬仰,卻無法像小蓮那樣把她父母和自己的經歷,和鍾先生的人生並行。平行蒙太奇是小蓮寫作中常用的電影手法。

我們一起做紀錄片的時候,都是在「紙上」先做的。先把所有的錄像訪談打出文字稿,然後閲讀,劃出可能用到的部分。然後把不同人物的訪談嘗試先在「紙上」拼貼,直到完成一個順暢的文稿。然後才到剪接台前,開始跟着文字稿,嘗試把影像編輯在一起。這時會需要對文字稿做出很多調整,補充畫面,重組次序,然後才添加音樂,完成後期的繁瑣步驟。我第一看到書名時,馬上想到,這次她準備就停在「紙上」了嗎?我問她病有沒有好些,她第一次回說,「身體不好、心灰意冷」,只是要出新書了,還是高興的。為了鼓勵她,我當天就從出版社要到書稿,讀了七十頁並告訴她很好看。但是這部「紀錄片」,真的留在了紙上。

1994年彭小蓮在紐約,相片由作者提供。

1994年彭小蓮在紐約,相片由作者提供。

陽光刺目地鮮艷

小蓮在《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裡面,完全沒有留下病痛的痕跡,紙上留下的仍舊是一片陽光。她寫鍾先生的時候,需要重新回顧那些讓父母飽受痛苦、讓她飽受驚嚇的時代,但是在她的筆下,那個時代卻永遠都有着奪目的色彩、高漲的情緒。比如寫到反右之前的大鳴大放,她寫道:

大家爭先恐後地要發言,似乎是被壓抑得太久了,終於暴風雨可以把海浪高高地舉起。陽光依然照耀在海面上,爍爍發光,那一份炫麗,把年輕人、知識分子都照迷惑了。可是,我的父母沒有被捲入歡樂的海洋,沒有,他們蜷縮着,想辦法躲在角落裡不被人注意,他們喘着粗氣,卻努力把嘴緊緊閉住。他們比誰都害怕,不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有多麼「狡猾」,是有人告訴他們,「記住,沒有秋後不算帳的。」從延安整風到今天,記住!

每次看她的書,即便是長篇,也會一口氣看完,因為一旦進入了她的故事世界,很難抽身。她是說故事的高手,起承轉合的好萊塢套路,在她寫實的描述中不露痕跡,所見完全是情緒的起伏跌宕。

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直都是她想用電影表現又不能直接表現的,在《美麗上海》裡面是口述;在《請你記住我》裡面是個夢境,否則不能通過審查。別人可能說,為什麽一定要寫文革呢,在她,成長中的恐懼是一系列揮之不去的畫面。她說最想拍的電影,是《童年,四季的秘密》,那個從小孩眼裡看紅色世界中全民瘋狂的動人故事,是她另一部留在紙上的電影。我曾經在寫關於她的論文時,拿着她的作品年表一個一個詢問,哪個是虛構、哪個是非虛構?其實,她之所以後來一部接一部寫「非虛構」作品,實在是因為生活總是遠遠超越我們對於戲劇的想象。為什麽留在紙上,還要稱之為紀錄片?看完《編輯鍾叔河》,讀者一定會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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