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影2019】《瘋劫》:最大的惡夢是,沒有一個女子完成了復仇

在香港逐漸蛻變為現代化城市的1979年,許鞍華與陳韻文合力完成大銀幕首作《瘋劫》。二人皆曾參與香港電台單元劇製作,以戲劇討論社會民生議題。獲得資金開拍電影後,許與陳繼續按此進路構思故事,後來選中了1970年在香港轟動一時的「龍虎山雙屍案」作為改編藍本。《瘋劫》的風格與當時類型相近的港產片甚為不同,許鞍華藉此一舉成名,更獲得「新浪潮電影導演」的稱號。

許鞍華為了重現真實的案發現場與驗屍過程,特地找了當時的驗屍官了解細節,觀看真實屍體解剖;但高度象徵化的人物設定、各式精緻的鏡頭和場景調度,均使《瘋劫》與「寫實」二字相距甚遠。可以說,《瘋劫》是一部關於現代化「其後」的電影;但這次台灣女影將之放在「狂女起駕.復仇襲來:亞洲篇」單元,卻引申出一個鮮少討論的問題:這是誰的復仇?誰「被復仇」?

說《瘋劫》關於現代化「其後」,一方面在於它的「新浪潮」特性。早在1976年,香港電影半月刊《大特寫》已使用「新浪潮」一詞形容當時的電視製作和電視劇革新。觀眾只要對比同單元由邵氏出品的《沙膽英》(1976),就能感受「新浪潮」電影與同期大片廠電影制式的差異。《沙膽英》的情節與鏡頭跳接明快,起承轉合清晰;而且角色高度「透明化」,常常以直接對白交代人物的內心狀態和鋪陳劇情。邵音音飾演的女工細珠可算是這類故事的代表角色:她習慣將各類的心理活動直接宣之於口,承擔大量引導一眾角色下一步行動的對白;同時又與每個擁有對白的女演員一樣,必須承擔裸露「養眼」的責任——她創造的便是失學少女與「飛仔」郊遊、裸身騎着單車在郊野公園嬉戲的「性開放」圖景。

《瘋劫》的選材與邵氏片廠在1976年推出的「香港奇案」系列相似。這系列的電影屬典型的B級片,以改編真實兇案、鋪陳血腥色情消遣為目標,角色與故事亦較為刻板平面。與邵氏片廠的出品相比,《瘋劫》更多是波蘭斯基式在日常場所中穿梭閃現的詭祕。《瘋劫》的對白極少,主要依靠不同的鏡頭運動推進劇情,許多重要的故事線索都只依靠一個畫面呈現;除了大量不穩定的主觀鏡頭外,更使用不少高度藝術化的鏡頭運動來呈現人物關係與心理,例如開首聚焦於阮士卓(萬梓良飾)與李紈(趙雅芝飾)腳部運動的一組長鏡頭、在墳場懷疑自己遇見李紈鬼魂的連正明(張艾嘉飾)時使用的滑動變焦鏡頭(dolly zoom)等,這些精緻的鏡頭手法,在當時大片廠港產片鮮少出現。

同屬「奇案」改編,《瘋劫》並未消費其中的性與暴力,兩名女導演與編劇更欲探究人物幽微的心理互動:李紈失貞懷孕,情感又遇第三者,打扮由「老土」變得「摩登」,並且在後來大爆發;阮士卓有紳士風度,卻反覆不一致。而連正明(阿明)的角色則是當時香港電影少見的「女性偵探」。基因鑑證在七十年代尚未廣泛應用,所以電影中的警方在家人認屍而又緝拿了嫌疑人後,已無心繼續偵查;阿明則利用身份之便(她是護士,李紈的鄰居加好友,認識任警察與醫生的男性友人),追查每個疑點,並在最後發現真相。

對《瘋劫》的導演與編劇而言,如何安置兇案的「其後」,似乎比兇案前光怪陸離的「奇情」更為吸引,如此亦令《瘋劫》的故事擺盪於「靈異」與「偵探」之間。非涉案的「生者」如何面對李紈「身後魂回」決定了故事的類型:是仰賴傳統的「儀式」(李紈的嬤嬤託付阿明為李紈再燒一次香,把紅棉襖化了)?還是仰賴現代的科學精神(阿明追查各人的血型與病歷,重思過去的可疑細節)?兩種安置態度,似乎代表着現代化過渡中典型的「傳統」與「現代」爭持。

「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又常常出現在對關鍵人物李紈的討論。原本保守老土的李紈完全複製梅小姬的打扮——豔麗妝容、短髮、紅衣、白襪幼帶高跟鞋,冀望藉由外型的「現代化」奪回阮士卓,卻令自己變得與生活環境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她又不停以「懷孕便必須結婚」的中國傳統,苦苦哀求阮梅二人。最後在山林中的暴力兇殺,對許多評論人而言,代表着李紈在現代與傳統拉扯下無路可走,她壓抑於內斂性格下的狂暴最終藉由生活於山林的瘋子阿傻爆發,反噬情人與情敵。

但這一次,更關鍵的問題是:這是誰的復仇?誰「被復仇」?答案是: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完成了復仇。

選擇「復仇」,即選擇處於「法外」,換回褫奪他人生命之自由,同時亦交還自己生命所得的保護,成為「裸命」之人。這是復仇故事張力萬鈞的重要原因之一:主人翁遊走於生與死、正與邪的界線,每個復仇之人都懷有強烈的自毀精神,一己的生命就是行動唯一的籌碼。一般認知「復仇」是指主人翁在無法藉法理途徑申訴不公的情況下,以私人手段奪回自我認知中的「公義」。女性復仇則帶有更複雜的性別與階級動力學;其中,性是無法迴避的關鍵議題。最經典的女性復仇電影類型,莫過於強姦/反殺(rape and revenge)的剝削電影:弱女遭遇強姦後醞釀力量,自行懲治惡人。另一種經典題材,可以把過程簡略描述為受騙/反殺(cheat and revenge):男方無法履行承諾,女方希望破滅後崩潰反殺。有趣的是,不論男女,似乎都能在女性復仇電影中獲得愉悅與快感:反殺為女性觀眾提供了凝視充權(empowerment)反殺的愉悅,反殺的女性肢體表演又為男性觀眾提供了快感。

《瘋劫》中女性復仇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在任何方面皆是「不滿」的。梅小姬未能殺死優柔寡斷的阮士卓,李紈也沒有殺死梅小姬;真正完成「兇殺」的,是匿藏旁觀了整個過程的阿傻。他在李紈離開後,把尚有一息尚存的梅阮吊死在樹上。他有智能障礙,完全無法理解三人之間的瓜葛,但爭執與狂暴使他興奮,在無意中幫助了兩個女子完成了「復仇」。

但是,阿傻不是「閣樓上的瘋女人」,更非原始「叢林法則」的體現。他從頭到尾都沒有介入、理解過三人複雜的「現代愛情關係」,他的殺戮與復仇毫無關係。在《瘋劫》一年後的上映類強姦/反殺電影《山狗》作了更好的示範:其中的暴力與復仇都發生在山林之中,整個以暴易暴的復仇迴路都在高度自覺的「裸命」狀態下完成。

在《瘋劫》中,似乎沒有任何人能夠獲得觀看「女性復仇」應有的享受,當中的女性並無覺醒(李紈事後依然營營役役地尋找驗孕報告,只為想死去的阮證明自己真的懷孕了),甚至連反殺的部份都假手於人。也就是說,即使合兩個女子的憤怒與理由,皆不足以獨立地完成復仇,必須借助非理性的瘋癲、純粹以享樂為目標的暴力介入,女性復仇的迴路才得以運轉——對一個「女性復仇」故事而言,這樣的結局或許才是最大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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