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與港深夢──《過春天》的邊界張力與身份矛盾

談香港故事,我們都喜歡用上也斯的一句名言:「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我亦不嫌俗套,以此句開題,皆因也斯提醒我們重視述說香港故事者的「位置」,[1] 正好為《過春天》這套由中國導演白雪執導的「香港」電影提供了解讀進路。以跨境學生走私iPhone為題,呈現了邊境管制的權力作用,並從其分類區隔,展現了香港與大陸(深圳)的走私(犯罪)連結。走私以「身」犯險,又是年輕主角佩佩(黃堯飾)追尋青春夢想的捷徑,「過春天」恰恰與她嚮往的冬季日本旅行形成季節對比,並在與好友關係破裂、罪行曝光後夢碎。由此構成跨境身份兼跨境犯罪的中港邊界想像,為兩地的電影,特別是青少年犯罪題材,帶來了新突破,亦記錄了跨境學生和走私iPhone的特定時代痕跡。

 

《過春天》的類型

《過春天》講述走私,顯然是一部犯罪電影,但它亦契合近年香港電影熱衷以本土寫實及社會關懷為題材的濫觴,也可放在青少年犯罪電影的類別上,加上女學生主角、校園情節和三角關係,使電影揉合了些許「那些年」式的青春校園味道。然而,亦可以說,上述的分類都不盡準確。它沒有犯罪電影的黑幫英雄、警匪衝突,也沒有青少年犯罪電影的童黨欺凌;作為一部中國電影兼以單非學童為主題,其「本土」關懷的着力處不免曖昧;它當然不是一部青春校園劇,卻是探討跨境青少年及香港青少年現狀壓抑的寫實電影。本文希望能在這些在同與不同之間,探討這部電影多個維度上的獨特性。

《過春天》片名是描述成功瞞過海關走私貨物的行話。電影亦有頗多黑幫電影的常有情節,如手工作業式加工場、經營走私集團、招攬新成員,以至主角以犯罪來賺錢追夢、背叛集團被抓等。不同的是,香港黑幫電影多講述兩方或多方勢力較量,主角犯甚麼罪不太重要,重點是渲染主角的精神氣節;《過春天》的重點則在於犯罪的生產流程,從而以寫實風格切入香港群黨犯罪,打破以往幫派認同的虛幻及其鬥爭模式。跨境犯罪題材在他者的視角下,比以往的江湖電影更加突出了對香港的邊陲位置想像,同時隱晦地呈現了港深邊界的地緣政治張力。

 

走私iPhone的邊界張力

電影反映的是跨國高端科技產物產業鏈上的一項灰色運作,走私者承受個人犯罪風險,提供跨越國界的避稅服務。在電影中,佩佩的走私是產業鏈中的一項生產流程,靠着普通女中學生的外表作為「載體」,減低關員截停檢查的風險。這裡縱向涉及個人與國家法律的關係,走私者出賣穿越邊境的個人身份認證;橫向即體制上,提醒着兩地邊界下的政治體制區隔,特別是香港身兼中國領土及自由港的雙重性,使其成為走私進入中國龐大市場的缺口。深圳作為國家權力向境外之地香港施加壓力的經濟試點,成為了中港地緣政治爭持的前沿,過關一小步所反映的,不單是行政區域的穿越,更是生活文化、語言、制度、歷史等所建構的身份角力。比如在電影中,張力的拉扯展現在佩佩鬱結沉着的性格上,與其好友Jo(湯加文飾)的開朗直接恰成對比。

走私是港深穿梭中普遍而具體的民間交往,兩地民間的密切性正建立在灰色地帶和非國家正當性的兩地區隔和互助非法行為上,走私代表着港深之間某種見不得光的默契連繫。這與佩佩與生俱來的單非身份互為表裡,她縱然年輕、青春、純潔,但作為香港父親在大陸包二奶生下的女兒,又代表着地域與倫理的雙重不純。在探索自我身份的青少年時期,面對身份矛盾的鬱結,貫穿整部電影,以至她從事走私、尋求新群黨認同,也顯得一氣呵成和理所當然。電影嘗試探討驅使人們進行這項犯罪行為的欲望企圖,而事實上,走私只是產業鏈上其中一項操作,歸根究底是跨國資本驅使的欲望動能。就這樣,佩佩每天在種種她不覺知的權力操作中穿梭,同步發生着她面對朋友和家庭關係的各式糾結。

 

香港女學生服:身份建構與內在衝突

中國演員新人黃堯的長相和倔強氣質都有點像章子怡,穿上地道香港校服,在香港觀眾眼中,不難看出是中國演員配搭香港校服所呈現出的跨境學童身份尷尬;相反,香港演員湯加文飾演的本地學生Jo則沒有這種微妙的違和感。弔詭的是,佩佩與香港校服的完美配搭,恰恰在於校服與內在身份的約略衝突,其張力展現出佩佩的獨特魅力,如實營造出一位跨境學生身處北區市鎮面對壓抑的在地寫實質感。校服除了代表學校,更代表着邊界劃分下的兩地政治及文化區隔。中國校服以運動服為主,富政治集體主義色彩,即便新式校服,也沒有香港學校源自英國和民國的悠久歷史底蘊以及教會學校傳統。制服,尤其代表着接受教育的校服,如電影所示,也是地緣政治的表徵,形成由規範個體身體到學校和社會,以至邊界下我與他者之別,建構有關身份認同。電影嘗試突出佩佩在這套香港校服賦予的文化認同中有着不自覺的爭扎,她利用校服走私,正是利用校服的意義來破壞校服的意義。

佩佩穿着校服出入男性聚集的龍蛇混雜之地,這些地方與她一身樸素的香港校服和乖巧外表形成強烈反差。她沒有遭受非禮或墮入風塵,但處身這些男性強勢的不法領域,校服代表的規範和純潔,暗藏着馴服和性感的危險「性」意味。一如她在華強北被手機販子圍困時無計可施,加入走私團伙無疑是在走鋼索。電影曾刻意加入性教育課情境,女學生拋弄脹氣避孕套至爆破,帶出青春期的「性」好奇和危險。佩佩加入團伙除了為錢,其實也是為青春衝勁尋找渲泄出口。電影的高潮是佩佩與男主角阿豪(孫陽飾)在暗黑唐樓房間中互相替對方腰部綁藏手機,身體接觸若隱若現,以公事蓋着內裡身體的情欲流轉,就如二人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一直擦邊球地觸碰閨密男友的關係以至「性」禁忌。掀起襯衫作為對校服規範和純潔的解放,校服一體兩面,樸素的校服在男性凝視下反成性感展示。他們沒有再進一步,綁藏手機尤如二人調情式的秘密,欲望或許會在解下手機時傾瀉而出。只是他們沒有這個機會,二人私下走私事敗,佩佩被迫在阿豪及眾目睽睽下被團伙成員七仔(陳健朗飾)解下手機。七仔早在佩佩入伙時就警告過她,若被公安捉到,除掉你所有衣服,「你真係OK?」事敗當下,正是由七仔來兌現這被捉的承諾,只是在觸碰一刻被公安撞破。至此,以綁藏手機的工具身體(異化)來解放校服規範的行為和身份,就如通過出賣個人身份認證來處理身份矛盾、在各懷鬼胎的團伙中尋求純真感情、以犯罪來追夢,既是年輕主角不成熟的表現,也是她無法解決的矛盾。

 

犯罪與追夢

犯罪學家白懇(Børge Bakken)新書Crime and the Chinese Dream提到,「中國夢」宣揚每個人也有成功致富的權利,但受限於現實條件,事實是只有少數人能夠合法地實現中國夢,而對於絕大多數勞動者來說,夢想只有通過非法機會才能實現。[2] 這亦解釋了整個走私業運作的原動力。在電影中,佩佩曾在校販賣電話保護貼,也做過侍應,但薪水卑微,而嘗過走私甜頭後,便主動加入團伙,輕易賺得日本旅行的錢。其中一節接貨人好奇地問佩佩:「你賺那麼多錢幹嘛啊?」佩佩卻反問:「那你賺那麼多錢又幹嘛啊?」道出少年與成年人的金錢夢想追逐沒有高下之別,同樣受制於國家資本主義驅使的物質欲望。支撐起走私業的那些不惜一擲千金購買最新iPhone的買家,不少也是受制於飢餓營銷下對奢侈品富有地位認證的渴求。[3] 有趣的是,iPhone可以說是「美國夢」產物,對iPhone的迷戀多少投射着中國的富強夢;走私者佩佩則借之追逐一個日本旅行夢,對日本的嚮往投射着港人對生活的嚮往,亦投射着佩佩希望遠離邊界壓抑的夢想。

Crime and the Chinese Dream仿照了美國社會學家Steven Messner於1994年出版及後多次再版的犯罪學著作Crime and the American Dream。這種將富國夢引導向犯罪的說法,運用了犯罪學的「緊張理論」(Strain Theory),就是說當社會過度強調物質金錢地位的成功,個人卻無法實現而產生了緊張,便會透過不同方法甚至犯罪來縮窄與目標的差距。[4] 這套理論特別適用於發展中國家、有稱霸決心的國家,凸顯其平民受壓抑的心理狀態。回望香港,也有類似的信仰──「獅子山精神」強調刻苦耐勞、同舟共濟、拼搏,以至「中環價值」代表的資本主義運作,相信經濟、致富、效率。[5] 總是將國際商貿、金融、機遇掛在口邊的成熟經濟體,創造了平民無法彌合的緊張。阿豪曾在飛鵝山上大叫:「I’m the King of Hong Kong!」事實是這位有野心的香港之子做不了香港之王,唯有在杳無人煙的高處享受俯瞰維港的征服感,喊出備受壓抑的心聲。這句說話由英文喊出,迴避了廣東話的切身尷尬(或普通話的政治尷尬),更是反過來隱晦地表達King所代表的政治主體缺席,而同樣的說話在中國焉能說出口?

 

春天已經來了,冬天還會遠嗎

片尾佩佩母親阿蘭(倪虹潔飾)在飛鵝山上說:「啊,原來這就是香港啊。」通常遊客都是從山頂仰望北面,飛鵝山上卻是南望香港,以北面邊界為地緣政治基礎,表現大陸人的南下視角,亦一如阿豪無法實現香港核心中環價值,迷霧中的維港中環對南下者來說也是遠距離的隱約想像。這種享受一覽無遺、感受香港繁華的遊客視角,反而道出香港故事的難以言說,迫使在地者陌生化香港,尋求更立體的香港想像。這句由普通話說出來的感嘆,大概堆疊了導演考察香港兩年多以來拍下《過春天》的多重心聲。

中國學者田飛龍曾在研究香港政治的一篇文章中以「春天」開題:「一國兩制主要是一個『春天』的故事,只有在特定的改革時刻、氛圍及領導人氣質中才能產生,並被提升至國家建構和憲制轉型的高度,……」[6] 以「春天」暗喻產生邊界的獨特時刻及此蜜月期之不復再,進一步解釋中港地緣政治強弱的轉換。《過春天》同樣是一個一國兩制的故事,也只有在特定的地緣政治環境,才會出現跨境學生、走私iPhone等所呈現的邊界區隔和身份距離。春天象徵生機、復甦、希望,更被視為一國兩制成功的象徵,可是過春天後,卻是走私犯罪、身份尷尬,制度陷入備受質疑的境地。五十年不變於今天已過了接近一半,在夏秋的「後(過)一國兩制」時代,冬天還會遠嗎?

 

注釋

[1] 也斯:「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也斯:《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2。

[2] Børge Bakken, ed., Crime and the Chinese Drea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5.

[3] 曾航:《一隻iPhone的全球之旅》(北京:鳳凰出版社,2011),頁192。

[4] Børge Bakken, ed., p. 7.

[5] 龍應台:《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香港:天地圖書,2006),頁21。

[6] 田飛龍:《後佔中治港——法理與政治》(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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