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IFF42】《幸福路上》是黑暗而殘酷的成長故事──專訪宋欣穎

陳智廷:想請導演聊一下在京都、芝加哥學電影的經歷

宋欣穎:我在京都大學念的是理論,可是沒有很認真在念。我反而花很多時間遊歷,自己拍東西,去京都的私立學校旁聽林海象、佐藤真導演的電影製作課程。因為我不是正式的學生,所以不能用他們的器材。但是我有跟朋友借攝影機,自己拍了記錄式短片。後來剛好台灣教育部的菁英留學獎學金送人出去念電影導演的MFA,我就用那個短片申請去芝加哥。我是第一屆拿到的。

 

陳:甚麼契機讓妳想拍電影?

宋:我從小就有很強烈的電影夢,因為全家都很愛看電影,我從三四歲就進戲院看電影。家很窮,但卻有錄放影機,然後甚麼都看。看電影跟看故事書是我從小最大的娛樂。我是藍領階級的孩子,從小成績蠻好,從來沒有想過電影可當職業。大學不小心考進台大政治系公共行政組,後來轉到政治理論組。大家問我為甚麼念政治系,其實就從第一個志願往下填,然後就中了政治系。政治系我成績並不好,沒有辦法繼續念研究所或者去考公務員。後來想了一下:我喜歡電影,我喜歡寫作,我需要工作,那我就去做影劇記者好了。

在《自由時報》跑影劇新聞,小時候的自己一直跑出來。與其寫別人的私事和八卦,我更有興趣的是如何創作故事或詮釋角色。有一次在坎城影展跑新聞,很累,報社說妳不要寫一大堆電影的內容,要多拍女明星美照。我其實是一個很認真的電影記者,早起去排隊,你知道很多影展其實不是你想看電影就看得到,你要很認真地去排隊,證的顏色要夠分量。我很認真地每一部戲都看,可是報紙不要這些東西。

那時有個很強的念頭,就是我以後要拿作品來坎城放映,而不是來這邊當記者。與其做一個reporter,我要做storyteller,非常強烈的念頭就這樣萌生了。從那時候,我就開始計劃,在報社繼續認真地工作存錢,然後去當創作者。去京都之前我還寫過電視劇啊。

 

陳:妳曾是蔡明亮導演的日文翻譯?

宋:在《自由時報》除了電影線,還跑日本線,所以去學日文。為了考到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學金,更加認真地學。離開《自由時報》後、去京都前,很想拍電影,就打電話給認識的導演製片說我想拍電影。我甚麼都不會,所以我做阿亮導演的翻譯。

 

陳:當初為甚麼選擇Columbia College Chicago?

宋:因為男朋友在芝加哥。我跟我男朋友是在網路上熟起來的,教育部獎學金出現也是他告訴我的。他現在是我的先生,他非常鼓勵我去念電影。他有考慮要不要為了我搬去LA,後來決定留在Columbia College Chicago,他們有給我獎學金,我可以住在男朋友家。

陳:請問台灣動畫片像是《魔法阿媽》(王小棣,1998)對《幸福路上》的影響?

宋: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可是我必須很坦白的說,在做這部電影時我想的不是《魔法阿媽》。那時我常常想到的,是今敏的《千年女優》(Millennium Actress,2001)。我有受《茉莉人生/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2007)的啟發,常常回頭思考《阿甘正傳》(Forrest Gump,1994),看高畑勳的《回憶點點滴滴》(Only Yesterday,1991),還有《鋼琴師和她的情人》(The Piano,1993)。我會去想,有很多幻想和現實的空間存在,怎麼用意象去表達一個女孩子內在的想法。《鋼琴師和她的情人》最後鋼琴被推到海裡,然後Ada就在想鋼琴被丟到海裡以後,如何浮在海裡,然後你記得那個畫面,那是一個很強烈的畫面,如果做成動畫效果很好,我會想這些。很多人問我《魔法阿媽》對我的影響,也許有吧,可是我說不出來哪裡受了影響。

 

陳:妳說動畫是「自由的媒介」?

宋:我舉例,譬如說一個女孩聞到草莓冰淇淋的味道,然後接下來她跟着那個草莓牛奶「咻~」地流下來,沐浴在草莓牛奶裡頭,那個瘋狂感跟自由度,只有動畫才做得到。其實我本來最早是要拍真人電影,我為了要做動畫更改腳本,增加瘋狂度。另外,阿媽的靈魂出現,也可以詮釋成林淑琪(桂綸鎂)的自我內心對話,可是阿媽如果是真人,會有點尷尬。我想要現在瘋狂的程度跟幽默感,因為《幸福路上》本質上是一個黑暗而殘酷的成長故事,片名其實是反諷,就是幸福永遠在路上,你永遠沒有辦法到目的地。很多人以為這是個很甜的故事,可是它蠻黑暗的。很多童話的本質都是暗黑的,但是透過動畫這個形式,你可以讓小朋友或者大人有距離地去看待,不會那麼血淋淋,不然就變恐怖片了。

 

陳:今敏的《千年女優》是比較成人的風格,而《幸福路上》的畫風比較老少咸宜。當初如何決定風格?

宋:第一個要考慮的是製作成本,今敏風格的製作成本我們承擔不起。第二個是我們台灣動畫工業人才的狀態,找不到那麼多畫手能做到那個水準。

 

陳:請問《幸福路上》的製作費、人力、時間?

宋:我們的製作費大概是五千多萬台幣,不含行銷發行,花了大概兩年半製作。動畫師大概有60-70人次,每個人任務不一樣,簽的約也不一樣。如果訓練後發現還是不行,那就解約。我們有outsourcing(外判)描色去印尼,印尼那邊有很多人,但是我們無法計算。他們給我的名單一「拖拉庫」(truck,很多),可是我們從來沒見過印尼的人。

 

陳:怎麼會想到去印尼?

宋:光靠我們的人做不完,而且太貴。以前台灣都做代工,現在台灣代工都被其他國家搶走了。「宏廣」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台灣動畫公司,去印尼開廠,後來母公司宏廣倒了,但是子公司印尼廠還在,他們自立自強,自己去接單。然後有人介紹他們給我們,我們就外判代工給他們。原創的部分是我們做的,把設定都設定完了,關鍵格做完了,中間補張發給他們照着畫。以前台灣就是做這個,不做開發,只做代工,迪士尼、日本動畫都是台灣做的代工。

 

陳:請問幸福路臭水溝作為童年記憶開始的意象?

宋:小時候都在臭水溝玩,從來都沒有想過裡面很髒,但長大以後回到台灣,突然它變得很漂亮,好像應該高興的,可是你的童年記憶不見了,很悲傷的感覺。幸福大排在現實生活裡叫中港大排,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社會案件,就是白曉燕棄屍案,電影裡沒有出現,所以它跟幸福路又是一個荒謬的反差。

 

陳:可以談談《幸福路上》作為女性成長故事和台灣民主化成長故事的平衡?

宋:我覺得講的是一個成長故事,然後回頭去想我跟我同年齡的人的成長歷程有哪些大事件造就今天的我們。台灣人共同的心態就是出生的地方很髒,我要離開,越走越遠,美國最好。可是去了美國發現你要認可自己出生的地方才是好的,而且它會接受你,是這樣一個故事。我阿媽真的就是阿美族的,可是其實我跟她關係不太好。譬如說我跟我爸爸之間的關係,我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瞧不起我的父母的,等於我甚麼時候開始瞧不起台灣的。另外會去想的是,哪些是台灣人印象最深的。與其你在銀幕上打2012年,倒不如你說總統大選,大家馬上就想起來,這是哪一年發生的事,那一年總統大選的時候,這些小人物在幹嘛,你看到會想到說,對那就是我,那時候我在幹嘛,我跟貝蒂跟小琪有着甚麼不一樣的人生。

 

* 鳴謝場地提供:美麗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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