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影像代「口」——專訪《燈亮時》導演羅展凰

如果你有關注近年的香港新電影,又會乖乖坐下來看完工作人員名單,或早已見過這位導演的名字。

鏡頭下沒有大起大落的人生,羅展凰的首部紀錄片《燈亮時》,記錄了四位來自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成員,包括視障人士Joanna和King,自小聽不見聲音的包包,還有因大腦麻痺症而要坐輪椅的Hazel,由專業戲劇培訓及演出綵排,一步步踏上台板的過程。

是次訪問在正式上映前,羅展凰不無擔憂,怕上映三四場就急急落畫。《燈亮時》獨立發行,一場爆滿才可加場,慶幸能從三月初上映至今,看來,觀眾還是會以行動來支持這回獨立製作。

 

Q:不如先談談拍攝《燈亮時》緣起?

A:我一直有參與影像製作,也喜歡拍攝紀錄片。拍攝「無障礙劇團」是因為偶然認識了魏綺珊(編按:「糊塗戲班」創辦人之一,「無障礙劇團」由「糊塗戲班」所創立)。她想找人記錄「無障礙劇團」排練和演出,最後找了我。「無障礙劇團」以資助形式運作,早年獲得資助較少,不足以請人來作紀錄,到我參與的那年,「賽馬會」願意提供較多資助,才促成這套紀錄片。

2016年7月正式開始拍攝,但我是在2015年12月演員訓練班中認識這幾位受訪者,很早便開始跟着他們。其間,他們參與過社區演出,開始何謂演出。及後正式排戲,預備2017年7月公演紀錄片中提及的劇場節目《天虹戰隊》。本來只是想純粹記錄排練到演出的過程。當初也只想拍成短片,拍攝三個月過去,我也不確定會變成長片, 單純地紀錄他們做過甚麼事,現在的成果已經超出預期。

 

Q:電影觸及得多是幾位受訪者的排練過程,個人生活紀錄較少,為何有此選擇?

A:我是想要究竟戲劇對他們有何影響吧?這是我拍攝時經常問自己的問題。現在回想,的確,個人生活和社會層面的問題沒有觸及太多。我想這是一開始取材的問題。到拍成後,我也會自問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

以其中一位受訪者King為例,他在訪問時談及自尊問題,但生活或劇場中與其他人相處時,這些問題又不多見,主要是在訪問中講出來。另一個例子是Hazel,她可能是四位受訪者中對劇場熱情最大,她愛講抽象的想法,也在努力寫一部劇作,名為《界線》。她把自身經歷放到劇場中,將很多疑問放進劇場內,她認為劇場可以幫助她解決這些問題。

 

Q:劇場能否改變他們?

A:怎樣也會有的,但是不是我們想像中那樣。他們排演和表演時,專注做好一件事時,表現出來的狀況和平常不一樣。每個參與者在舞台要面對我們難以想像的困這難,好像視障的Joanna——即是劇中飾演議員那位——要在漆黑環境中學識走位,不能出錯,你可想像他們每位踏上舞台也不容易。

每個人投入去做好一件事,也會將自己推到更加高的層次,不論精神還是身體。至於完了之後有沒有持久性?我相信會有化學作用,但並不是我記錄的那一階段能見到。

 

Q:跟隨「無障礙劇團」多月,又和四位受訪者多次接觸,他們多願意談自己的情況呢?在他們身上,你看到社會和身邊的人怎樣看待他們嗎?和他們相處對你有沒有影響?

A:陳文剛(編按:「糊塗戲班」另一位創辦人)說年輕時一直追求藝術,但來到五十歲這個年紀,想透過劇場做點事回饋社會。這是好事。但他面對身體障別的學員,要把他們放在一起,難度很高,共融更難。每個障別有他們自身的限制。

歧視在現實處處都是,像Hazel坐巴士,常見到輪椅位上有貨物。記得拍到這情況的那一天,我們至少錯過兩次巴士。另外,Hazel想報讀戲劇課程,但因為學校沒有傷健友善設備,Hazel出入校園會很不方便。她性格很堅定,認為有些事不能退讓。從生活細節,你會看到很多這類問題。

說到Hazel,她的生活算是較簡單,做設計編輯,像個鍵盤戰士,沒有太大野心和目標。觀察她的生活會發覺,其實她算過得不錯,在家中像大小姐,父母沒有阻止她追求劇場,她好想在劇場找到目標。她最討厭主流媒體對障別人士的說法,每個關於他們的故事最後一定要有正能量,把他們變成生命鬥士,或講悲情故事。對她而言,兩種方向都好「硬膠」(不濟),所以她好怕記者,接受訪問前她會要求記者不要問「硬膠」問題,甚麼人生好苦,甚麼如何在歧視中生活。她不想被刻意定形成一種形象,就是你人生好慘之類的。她有很多原則。

好像包包,她是一位聽障人士,相對三位受訪者,她還年輕,在特殊學校學習,還未真正投入社會。她的生活就是上學,認識的人都是同學,對她而言,同學之間的關係才是最重要。至於能不能做朋友,有沒有共通話題,和聽障沒有直接關係。

至於Joanna 和King ,前者是位家庭主婦,最大問題是她存在感很低,由小到大自我形象很差,因為樣子和眼睛不美。有家人曾對她說過不想認她做女,孩童時這話影響她很深,她不是面對社會問題,而是原始的內心問題,這心理影響從家庭成長慢慢產生而來。

King是一位外表上很Smart的男士,讓人感覺好勁好強。他的病是遺傳,視力會因年紀大而退化。他沒有刻意隱瞞,但除了最熟的同學外,沒有人知道他有這病,就算是共事的同事都無人知道。直到我拍他,他們才知道。他好像想借我的電影,把想法表達出來。我可能只是他的工具。

 

Q:除了他們四人外,有想過要拍其他人嗎?

A:拍攝過程中也有遇到這四位主角以外的人,很想去理解、去拍攝。其中一位女子患有自閉症,比包包年輕。她們讀同一所特殊學校。我接觸她時,發覺很難和她溝通。不過她背書能力很高,她是第一個將劇本所有內容都背起來的演員。我有試過刻意拍她多一點,但她的故事很難這樣就能在畫面上看到,要更多背景和資料作交代。她很努力,開始她是站在一旁,不太和周邊的人交流,後來也可以玩起上來,有講有笑。大家好愛她,可惜沒能在電影中展現她的故事。

另外有一位參與者叫阿寶,在劇中扮演校長。排演時她需要用口來打開劇本,我曾經想將她的畫面放進影片,但最後也沒有,我不想我像是刻意製造一些悲情出來,我希望這是一個對等平台,很開放地去看劇場怎樣影響他們,最後結果又是怎樣。我想受訪者自然地表達他們的想法,多於我想要從他們口中去講我認為要講的事。

 

Q:對障別人士觀念有沒有改變呢?

A:除了拍攝以外,我沒有甚麼障別人士朋友,成長過程也沒有。我這次與他們相處的時間不長,我還不知道會對我有甚麼影響。

我希望能更深入了解聽障朋人。盲人還是可以聽到,了解句子。大家都覺得視障看不到生活會有很大問題,但其實聽不到問題更大,像上一代的聽障人士,沒有學習手語,又不能用語言或文字,成了文盲,不懂聽,不懂講,吸收能力很低。如果將來有機會,我很希望拍攝這個障別的真實情況。

 

Q:你之前也在香港電台拍攝過紀錄片,《燈亮時》是電影院上映的紀錄片,對你而言兩者有甚麼不同?

A:平時拍港台外判紀錄片,大多只有半小時,製作時間也不多,內容沒法很深入。港台紀錄片大多是用「口」把信息講出來,旁白或訪問,很難有足夠的時間純粹以影像來交代。影像變成配菜,靠的是受訪者的說話。這次我不想用這方式來拍,想用更多畫面讓人看,花多了時間去觀察。

其實這次,我是有任務在身,資金來自糊塗戲班。幸好他們也是做創意藝術,明白對方,不會干涉對方做的事。在外工作,常遇到其他人走來說這兒加多兩個鏡頭,這個鏡頭把我拍得太差我不想要。但他們從來沒有這樣的要求,我只要忠於我所觀察到的就可以。

 

Q:電影很平實,沒有口號,也沒有高舉甚麼價值。可能會有觀眾追問這電影想講的是甚麼。

A:喜歡紀錄片的觀眾帶着甚麼期誰來看,又有甚麼吸引普羅觀眾?我真的不知道,但從我的角度來看,現時的成品,已是超額完成。

這不是一部引起話題的紀錄片,但我覺得,無論你想帶出甚麼議題,對電影本身來說都是有賺了。是的,紀錄片應有人文價值,帶出別人很少想到的,不論是富爭議性的,還是我們遺忘了的。這是紀錄片本身的力量,但卻絕非能強加在電影身上,而是通過觀察拍攝對象而得來。

就算事情平淡如水,沒有甚麼大事大非,只要見證到他們最真摯、最齊心去完成一件事,本身也不容易了。

在亞洲電影節上映時,觀眾問道,其實你是不是有甚麼信息要表達?我相信觀眾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每個人人生經歷不一,接受到的信息自然也不同。我不想限制大家只有一種想法,就算是批評也好,都OK呀,每件事都會有瑕疵。這作品也有瑕疵,我看過幾十次,最終只能接受,因為這是我當時認為最好的,唯有下次作品做得更好。

還有很多觀眾會問,今次拍攝你學到甚麼?但我可以答甚麼?我學了很多?我講不出口。很多觀眾期望,好像一定要向他們學習。其實我的答案是,這不是學習,只是歷程,我和他們一起走到這一步。

對於這作品,也有一點和我人生觀相近之處,我並不相信人生一定是光明,但一生人,總會有光明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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