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電影圈流行「紅褲子」與「學院派」的分類，現實卻總說不清。周冠威2004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電視電影學院，在片場打滾數載，曾擔當不同崗位。他後來回到演藝修讀碩士（MFA），畢業作《一個複雜故事》成了其首部劇情長片。筆者數年前曾訪他，其時電影剛上映，他仍被稱作「學院派」導演。轉眼間，他拍過《十年》的《自焚者》，電影因題材敏感而被禁絕，同時也廣為人道，最終更獲得了該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他隨後仍舊拍廣告，默默籌備新作──相隔多年的第二部長片作品。如此道來，「學院派」也不必然佔優。路途複雜，亦見明媚。
資金是王道
本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也見周冠威的身影，其新作《自殺通告》探討近年常發生的學童自殺現象，這部作品也是他多部籌備中的作品成本最低之一。「我一直嘗試尋找資金拍攝新的長片，但很坦白說，也是處處碰壁。既然如此便想：不如寫一部較『便宜』的作品。」周冠威手上早已有三部長片劇本，好像早已籌備多年的警察故事，卻因政治敏感而讓開拍遙遙無期。另一部以愛情為主題的《幻愛告白》，已成功入圍電影發展基金；第三部則是改篇自財經界別的真人真事。不同題材的劇本藏於抽屜或電腦裡，本地導演隨時隨地尋找資金，敲門問卜，求索製作機會，大概是當下最鮮活的寫照。
周冠威也不例外。自2006年起嘗試接觸投資者與監制，碰壁是常事。這十數年間的跌宕也帶來啟悟：「其實缺乏資金不是近年才發生。我甚至不覺得我的狀況獨特，也不覺得自己懷才不遇。食得鹹魚抵得渴，這個行業就是如此。其實我覺得這樣是好的，觀乎當下的香港電影，幾乎『出邊部死邊部』。辛苦拍完一部作品，票房只收幾十萬，連宣傳費也不能回本。」猶見市場衰弱，投資者信心盡失，周冠威沒有急於完成作品，而是琢磨手上幾個劇本，潛龍勿用。「我覺得從劇本著手，先寫好劇本，作品質量才會優秀，也讓觀眾與投資者回復對港產片的信心。我多年來並沒有懷著怨恨，沒有遇上合適的投資者便先寫劇本。你看，我手上已有四個劇本。」
《十年》前後
回望他的首部劇情長片《一個複雜故事》，仍是以演藝學院碩士班的架構下完成，也有前輩的幫忙。如今離開學院良久，人在野外，不得不學習獨立成長的生存之道。「《自殺通告》可以用很低成本來拍攝，才能找到老闆願意投資，獲得機會。我不想再讓老闆捐錢給我拍。《一個複雜故事》以比喻來說，是杜琪峯、江志強老闆捐錢給我拍。而這次是沒有任何長輩的幫忙，我倚靠自己來尋找資金與投資者。」
尋找資金難以繞過導演的前作軌跡，包括《自焚者》。它屬於包袱還是助力？「當然老闆的決定不會直接說是否與《自焚者》有關。但也有正面影響，部分資金是因投資者看過《十年》而來的。」《自殺通告》雖不及《自焚者》敏感，但學童自殺仍逐漸成為社會的禁語。周坦言，有演員因劇本辭演，學校不願意借出場景拍攝，更有人向他表示，戲名「自殺」二字會否顯得敏感。近年無處可避的低緩氣氛，連自殺也顯得壓抑。
電影是提問，不是答案
「不知為何近年有一種趨勢，自殺逐漸成為禁忌。以前自殺的報導總是誇大與戲劇化。但近十年的報導卻變得簡化且冷漠，變成另一極端。」報紙上一小格的自殺新聞，盛載的卻是千迴百轉的生命。是怎樣的社會才導致學生走到這步？他於是自去年二月起進行資料搜集，與社工、老師與學生傾談。「劇本有七成是根據資料搜集再修改調整。整個資料搜集的過程也很牽動情緒。我有三次與社工談完，回家不禁哭了。」
他猶記得其中一個場景。一位學生在天台企跳，只餘十數步便告別盛放的生命。一位陌生的姑娘路過，問她：「使唔使食支煙？」平素受盡規訓的空間已然瓦解。一句說話，已盡顯學校早已失落的同理心。「這便是好對白。」
近年青春電影復返市場，但真正觸碰青年問題核心的卻甚少。周也說到，電影嘗試切入學校與教育制度，多於自殺議題。「『自殺』只是象徵，發掘潛在的問題。電影創作是提問，不是給予終極的答案。因此《自殺通告》也不是說教，箇中的分析也不會直接呈現。」
拍攝如此沉重命題，必然惹來爭議──學童的痛苦，應如何拿捏？「電影的情緒將十分克制。不是擔心敏感，而是我不忍心將學生的痛苦殘忍地展示。我會以電影手法減低殘忍的部分。」他以前作舉例，他刪去自焚者的切身感受。因為電影言說的，是更寬大的命題。
他亦強調，電影嘗試避免剝削議題或學生的痛苦，而是走進痛苦者的內心，聆聽與關懷他們的需要。「我將劇本給予不少社工、學生等看。其中一位即將考畢DSE的學生跟我說這部作品很有意義，因為至少有一部作品能記住香港發生的學童自殺。」周坦言，更有影評人讀過劇本後着他趕快拍攝，「刻不容緩」。只要讓電影刻印了值得記住的部分，包括痛苦中的學生與老師等，如此微小之意義，已讓電影自有其完成的價值。記住逝者，也讓生者參照，為當下密不透風的城市割破細小的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