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在「後真相」的時代，真相的價值早已崩壞。或可能紛雜的真實一直也被各種意識形態所遮蔽與拉扯，微弱的聲音逐漸隱沒於城市邊緣，直至無光。日本紀錄片導演森達也早在十多年前，已利用攝影機鑽探早被定型的世界，讓人物還原立體，駐足人間。
1995年，發生了轟動全日本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大眾因而關注發動襲擊的奧姆真理教。儘管日本傳媒多以「邪教」來界定真理教，而森達也卻更關心事件所折射的社會脈絡。他不禁以影像叩問：真理教為何出現？《A》與《A2》就在如此浪潮中誕生。
「我原來是在電視台拍攝紀錄片的導演，發生沙林毒氣事件後，我們也不得不接觸真理教。大部分電視台如富士電視台等，皆將真理教描述為壞人。但我更感興趣的，卻是他們的生活日常，因此我也從這個方向拍攝。不過由於電視台只想呈現他們『壞』的一面，而我的拍攝沒有『壞』的成份，因此便被電視台開除，也開展了《A》的拍攝。」森達也滿臉嚴肅地憶述這部扭轉他生命的作品。
《A》是他的首部紀錄片作品，也是其成名作。在一片對真理教的惡劣評價當中，《A》展示了截然不同的視角。當他開始拍攝時，他正式向真理教申請許可，走進他們的生活，並獲取信任。在戲中，不難看到一眾人物的軟弱，同時對教會抱持堅執的信念。他們有的大學中途輟學，有的感到生命毫無意義。鏡頭之下，他們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反而各有斑駁的故事，在城市的陰暗角落尋找出口。森達也坦言，在他接觸教徒的過程中，感覺他們盡是温柔純良的人，並不如其他媒體描繪般「惡」。「我拍攝的重點其實不是真理教，而是如何通過他們來看日本社會。」
拍攝《A》對森達也的另一重影響是對「真實」的求索與探問。在訪問的過程中，他多次強調作品所呈現的，是自身所看到的「真實」，並且只從他的想像出發。因為他相信，真實是多義的。「當我被電視台開除時，我開始思考，為何電視台只相信一種真實？我由此觸發思考紀錄片的真實性。」他形容，電視台的紀錄片拍攝總加進畫外音引導觀眾，這種固定形式讓他感到很沒趣。因此他開拍時決意以無旁述及無音樂為方向。不過他笑言，其中一場拍攝真理教與警察的爭執場口，因忘了插咪高峰而不得不加入音樂，打破自己訂下的規條。這亦引證了紀錄片游移於設計與無法設計之間，風格自是如此生成。
他的新作《貝多芬的謊言》亦是開宗明義討論真實與虛構的關係。他形容，四年前的日本發生了多宗大事，其中一宗是日本著名作曲家佐村河內守的「醜聞」。一如以往，他採取另類的視角，以撥開媒體製造的雲霧。「觀眾在片中難以辨別虛實，我亦沒有在片中呈現絕對的真與假。我這樣做是希望能撼動觀眾，讓他們猶豫於信或不信之間，鼓勵他們去懷疑由媒體呈現的該種真實。虛構也同樣沒有界限，而是像梯階般逐漸變化。日本人總是只相信某個單一方向，這樣的社會是很危險的。」
談到最後，我們討論起不同流派的日本紀錄片導演。他認為自己沒有受前人影響，但有與其他導演交集，如其監製安崗先生，正是原一男導演的副導。最後，他形容其作品一個重要特色──皆呈現弱者的世界。為甚麼？「因為我也是弱者。」
* 文章見於香港獨立電影節2018的出版刊物《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