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如刀 敲問我的同志媽媽──《日常對話》





若關注台灣紀錄片,不難發現,作品的批判力常向溫情與小清新的風格中滑去。一種風格顯然不是無由生成,其中關乎社會脈絡構成的話語,也指向斑駁的意識形態。觀看《日常對話》前,滿以為會墮進抒情過度的調子。事實上,這是一部破除個人與社會二元視角的作品。

這部獲得2017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九月底亦獲選代表台灣角逐明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是台灣首次敲定由一部紀錄片競逐奧斯卡,而影片公映後,也在觀眾間旋即引起回響。一部女兒尋索母親同志身份的紀錄片,何以引來廣泛關注?這樣的「個人故事」又為何必然以紀錄片拍攝?《日常對話》的影像形式,無疑在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軌道上刻下不能繞過的獨特性,也開啟了台灣紀錄片的嶄新時代。

 

對話的可能/不可能

《日常對話》的導演黃惠偵並非電影系的科班出身。不少訪問也記述,她只有小學肄業的學歷,因導演楊力州拍攝牽亡(編按:一種古老的巫術文化,指生者可以通過靈媒與亡靈交流)的偶然機會,她才認識到紀錄片,並產生興趣。紀錄片作為一種隨身和即時的媒介,可被視作身體與視角的延伸,賦予拍攝者能動性,讓隱藏的話語現身。黃惠偵也在《日常對話》中善用紀錄片媒介的特性,以它展開一場遲來的、也不得不進行的對話。

電影甫開首即記錄了一場看似平常的母女對話。二人討論着女兒結婚之後是否依然同住的問題,也顯示了她們若即若離的關係。後來,母親淡然說到:「不要再錄了。」彷彿為全片的對話定下調子。電影圍繞導演本人(女兒)對母親的叩問──不論是母親的同志身份,她對兩位女兒的冷漠,還是後來揭露導演兒時被父親性侵等事件。影像所採取的策略,近乎是在向母親步步進逼,嘗試打開多年來懸浮在二人之間的禁語。而導演的武器,正是攝影機。

電影中鋪展了一場又一場尖銳的對話作敘事線,其中穿插了日常生活、家人與女友們的訪問,與共同回鄉等場景。在這些對話中,導演選擇以近鏡來拍攝母親,靠近母親面對問題時常尷尬或帶點迷惘的臉。攝影機在此有着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導演通過此來逾越與母親距離,另一方面攝影機更像一把鋒利的刀,架在母親的頸項,逼迫她直面敲問。

導演曾在訪問裏提到,選擇紀錄片而非其他媒介(如寫信等),是因為各種方法均已然失效,母親都一一迴避了。只有攝影機,她無法迴避。這不免讓人想到日本紀錄片大師原一男的理念。他認為攝影機自有其挑釁性,並喜以攝影機挑撥紛爭,認為這樣才能從衝突中探尋真實。

《日常對話》的導演同樣以攝影機介入與母親的關係。她通過鏡頭將長久以來虛假構建的母女位置瓦解,撕開二人貌似平常的疏淡關係。母女在一場又一場的對話裏同樣對峙,不得不攤陳深埋多年的想法。有趣的是,母親並不那麼容易被「降服」。母親時而沉默,時而坦白,時而裝扮,時而逃避。整部作品呈現的,是一場拉扯與和解的過程。但重要的,也未必是答案或真相,紀錄片本身扮演的,是朝向生命中的未知,且尋找與探索。這正是紀錄片的臨場性才能產生效用,不論最終是否可以作出有效的「對話」。

 

紀錄片的展演性

正正是對話,讓餐桌成了電影中的重要場景。片首導演已明言,母女二人除了家常便飯,生活便無甚交集。餐桌是故成為二人能坦然接觸的場域,也成了二人對話的「舞台」。我所指的「舞台」,並非指二人的對話是全然虛構。相反,對話帶着強烈的臨場與即時性,無法預算。不過,這亦無損每場對話的精心設計,猶像一場又一場的展演(performance)。比如其中一場,當母親離開餐桌,鏡頭拉後,我們能看到剛剛在質問母親的導演正在默然飲泣,強調導演作為被拍攝被記錄的其中一員。而全片的最後部分,是最重要的對話場景。鏡頭從一直沿用母親的近鏡,轉換成二人各佔餐桌一邊的對坐,更帶出如戲劇舞台的空間感,側重二人的衝突、對質,與不可替換的關係。

展演性(performativity)是近年紀錄片的常見趨勢。其中最明顯的,便是對於拍攝者(「我」)的主體建構。拍攝者以紀錄片的豐富語言與特質,以各種方式與策略來推翻慣常的敘事秩序,且以此來強調拍攝者的參與及存在。《日常對話》中,餐桌前的對話如同儀式,反覆嘗試進入母親的世界。而這種「進入」,主體仍是導演本人。作品看似主要在敘述母親,其實是以導演自身的視角出發,貫串如私密腹語的旁白,細碎地表述着「我」。此前不少評論也將《日常對話》與許多近似的作品作對讀,比如Chantal Akerman 的遺作《不是家庭電影》(No Home Movie,2015)、Sarah Polley 的《Stories We Tell》(2014)等,同是以「我」開展,記下與母親的關係。不過,這會迎來下一個問題,《日常對話》這樣高舉「我」的個人故事,又會否掉進「去政治化」的脈絡當中?

 

個人與社會的調解

《日常對話》突破之處,正在於對個人與社會的調解。個人即政治的論調已非新鮮,但在《日常對話》中,正是通過「我」才能與他人接通,折射出更宏大的版圖。導演投身社運多年,她曾在訪問說到,自身的基層背景致使她沒有採取俯瞰的眼光,因為「幫助他人也是幫助自己」。這樣寬廣的理解,也同樣在片中對母親作出包容。片中毫不避嫌地訪問家人、訪問母親的女友,向他們查問母親的過去,以及其同志身份。而最終揭示的,並非對於母親的怨恨或疑竇,更多是一種面對身份之難的痛惜。不論是母親姊姊對問題的迴避、兄長裝作毫不知情,或是導演妹妹的女兒童言無忌地問「阿嬤是男還是女」,都展示了母親同志身份的禁諱與無可奈何。導演通過鏡頭逐步理解母親,也逐步理解身處如此社會背景下的已婚女同志。個人與公共,並不必然排斥。

電影中還觸及了個人與社會的關鍵場域──日常。電影裏遍布二人的日常生活場景,看似平凡,卻暗湧四伏。鏡頭的挑釁性也刺穿了深埋政治的日常。看到片名之初,不禁想,「日常」能如何被記錄?「日常」是具體的生活場景與空間,還是一種狀態或意識?

《日常對話》捕捉的,顯然不是單一而扁平的日常,而是隨人物而變化與流動的過程。片中鏡頭融入她們的生活,母親時常漫不經心地走過鏡頭,絲毫不在意,如陌生人般走過鏡頭。但隨着影像逐漸趨近母親,她亦成了鏡頭的重心——在睡房裏抱着孫女,也在廚房裏與人交流。她的「日常」與導演的「日常」也逐漸交疊起來。當然,這個日常的場域還觸及了隱隱未見的「父親」的角色。具體的父親雖早已自殺逝世,但「父親」作為父權的象徵與陰霾仍久未消散,家暴與性侵等家庭暴力依然鮮明。於是,那些日常所隱藏的、只在記憶中繚繞而不可見的巨大陰影,也能通過紀錄片一一顯露。

由此,一種影像類型──家庭錄像(home movie)也必然被觸及。它自影像工具門檻下降開始盛行,用以記錄家庭的零碎日常或重要事件。家庭錄像與日記電影(diary film)同樣記錄了一些無以名狀的、零碎的日常記憶。《日常對話》除了摻雜少量家庭錄像的片段,更打開了家庭錄像原來的封閉性。《日常對話》將個人,甚或家庭的場域置放在一個更寬廣的社會脈絡中,讓家庭錄像這種影像類型擴展延伸,敘述家庭場域裏不可避免的暴力與政治。

台灣紀錄片郭力昕曾寫《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一書,討論台灣紀錄片「去政治化」的現象。個人的影像是否排除政治化?《日常對話》正打破了如此迷思,也拓展了個人與社會在影像上的辯證關係。不過,這樣揭露個人積厚的過去,也逼迫母親面對那些痛苦的記憶,自是惹來紀錄片倫理的爭議。母親的傷疤指向父權對女性施予的暴力,也指向舊時代女同志的困難處境,但個人的犧牲來成就更廣大的公共議題是否正確之途?這顯然沒有必定的答案,在擺盪之間,只能小心翼翼地持續思考這個命題。

 

* 原文刊於《香港01》(201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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