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我和張虹一同教過幾次工作坊，很愉快的，因除了她組織力很強以外，教書也有些心得。她在給學生解釋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時，以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和李白的《月下獨酌》來對比：「對影成三人」中是一定有「我」的，但「在天涯」的「斷腸人」就一定是「他者」了。但，這只是張虹的某一面，她有很多面的。我主持過張虹的一次映後談，很不愉快的，因她拒絕回答問題或展開討論。我問她如何做拍前準備的，她竟說不準備的，也不需要。當我問她對2003年香港和如今香港的看法，她的表情和身體語言是：哇，這類問題，我無法回答的。這是張虹的又一面，但她還有很多面的……我在她公司看過貼出來的提醒員工的幾個大字：臨睡前要泡腳。每年華語紀錄片節開幕前的幾天，她會把員工趕回家，禁止他們工作太晚。但，這依舊只是她的某一面而已，到底還有多少面呢？這我也說不清。記得我太太剛懷孕時，她專門詢問過我：你們孩子將來跟爸爸姓，還是跟媽媽？我迅速回答：完全取決於母親的意願……喜歡她的人，似乎特別喜歡，討厭她的人，似乎特別討厭──這也許能幫助我們再多理解她一些吧。
我不太肯定，甚至從電影評論的倫理出發，是否該寫關於《農村初中》和張虹的評論。因有一類電影和作者，猶如「趙州茶、雲門餅」一般，真地說透了，也就沒意思了。不過作品完成後，並不屬於任何人，我還是以不怕得罪作者的心態，嘗試分析一下吧。
三週和九十分鐘
假設有旁述，有採訪供剪輯，影片的背景信息及故事內容，會較容易有效率傳達。但direct cinema並沒這些，甚至連人名和地名字卡都沒有，再加張虹的工作方式是大量拍攝素材的，所以《農村初中》時長九十分鐘，算是有點驚人的數據。影片沒核心故事，充滿小段落和細節；沒核心人物，教育機構本身與分佈其間的各色人等，就是主角。三週的拍攝量，在九十分鐘裡以「上學」和「放學（天黑）」為分界，被剪輯成「四天」。
「第一天」在約二十分鐘處結束，焦點為學校的愛國主義教育，涉及升旗儀式、歷史課和音樂課的內容及師生互動方式等。我們聽到了統一的話語，看到了自下而上的表達，只是把書本上的字讀對的「個人分析」。
「第二天」在約四十分鐘處結束，焦點是校園內細節化、日常化秩序的建立，涉及集體勞動、學做操、美術課和英語課的方式、粉筆管理、證件照重拍、學習方法教授和教師會議等。我們也許能體會到學校紀律是由各權力層面的人：黨委書記、校長、班主任、任課老師、班幹部、學生，共同建立並維護起來的。
「第三天」在約六十四分鐘處結束，呈現了學生作為個體的零星意識，及一次商品推銷的過程。我們在英語課上，聽到男生說想當電影明星、履行學習責任、成為太空人。在思想品德課（也可能是語文課）上，我們聽到兩位學生對社會的看法：無人理會留守兒童、農民的悲慘。商品推銷的利益滾動、促銷手段，令影片有了鮮明的黑色幽默，同時又不露聲色地把「前三天」聯繫起來，默默點出「三天」之間的因果邏輯。
「第四天」也有核心事件：學校領導和老師處理學生打架事件。這一天開始於升旗儀式，結束於共青團員集體上街勞動。中間的時段，我們看到了很不同於「第二天」所呈現過的相對和風細雨的紀律管束，「第四天」有點類似中世紀的規訓和懲罰。這是比較絕望的一天，老師和學校領導都陷於焦慮和無力，於「前三天」中難得出現的幽默感，蕩然無存。
選擇（剖析）了些甚麼？
Direct cinema只是通過拍攝和剪輯的選擇，引導觀眾去目擊，但選擇難道不能成為剖析本身嗎？
在「四天」內和間隙，觀眾可看到學生的居住、飲食等細節，老師宿舍的樣子和食物。在推銷事件和打架事件中，我們聽到了一些關於錢的數字。上下學的段落中，影片對靖安街道的描繪，呈現出一個基層鄉鎮的特徵，其中也包括反吸毒的宣傳標語、推銷數字電視機的banner等。這些物質層面的信息，為影片奠定了一條關懷的底線，不再只有冷眼的觀察和暗暗地批判，甚至為觀眾同理心的產生埋下了可能。
張虹此前拍過香港的中學，這次拍中國學校，很明顯側重選擇文科類的課程、以及與國族教育有關的現場。我猜想，來自香港的拍攝成員，當第一次目擊中國師生以如此「有默契」的方式進行課堂交流的時候，也許會吃驚地合不攏嘴；當第一次看到班幹部檢舉同學，以及學生念保證書，母親在側指罵時，也許會感到憤怒。
處於影片畫面的後景或邊角處的一些圖文，也很有意思的：黑板報上的國慶主題和余光中的《鄉愁》、教室兩側的名人名言、教室前方的國旗和愛國標語、教學大樓外墻上的標語、宣傳欄中的禁止酒駕的宣傳海報等等，與教師會議上領導的語言體系及邏輯，形成了內在的呼應。
在中國幾乎最底層的官辦教育機構中，透過審慎地觀察和揀選，張虹採取隱晦的態度，對極權下的教育制度，也對廣義上的人類教育本身，提出了只有電影才能完成的系統呈現（表達）。極權是一場雨，只有站在雨中的人，才能真正明白淋雨的滋味。《農村初中》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透過一次九十分鐘的觀影，令「不在雨中」的觀眾，對中國人的種種精神特質，有一次極端具象、生動的體會和感受，進而對其中的各色人等，產生可能的同情與同理。
今天的情況是這樣的：「中國價值」不斷輸出；《國歌法》生效後，香港很可能短期內本地落實立法；假設公開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也許將付出代價；「你是不是中國人？」，已成為了一句無權保持沉默的厲聲喝問。但同時，不可迴避的事實是：無論是否中國人，我們對所謂中國人的精神特質，都幾乎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并並知其來歷。
同情和同理
靖安鎮（鄉）屬雲南省昭通市昭陽區的貧困鎮，下轄十八個村。從主要的村到靖安鎮，有約二十四公里的山路；從靖安鎮到昭通市，再有十多公里。文革期間，昭通是知青下鄉的重要地區，也是地方批鬥的重災區之一。早在唐山地震前兩年，昭通已發生過7.1級地震，由於信息掩蓋，死傷和財產損失無法統計。因我在離昭通較近的四川住過，有機會聽人描繪過當年昭通地震的慘狀。
影片中最後一次班會，一位男老師訓斥學生：「你們要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不然再過十年，你們也就是這個樣子。」請問親愛的老師：今天的「我們」，在您眼中其實是個甚麼樣子呢？我猜，應該是在危險和生活的邊緣吧？假設是的話，想請教是如何造成的呢？而所謂的「好的樣子」，又該是甚麼樣子呢？我們該如何才能抵達生活的中心呢？而何種才能謂之生活的中心呢？應該起碼要離開靖安的，那是一定的。
再請教，昨天的您又是甚麼樣子呢？您看起來三十五歲左右，也許您父親是位知青，在靖安插隊與本地姑娘成家落戶。在您六、七歲前，本村鎮的家中二、三口人共用一條褲子或衣服，是常事。那時假設想讀小學，要去將近二十里外的縣城，家中也負擔不了。由此，您知道：村鎮相對縣城，肯定是差的。返城、以及期盼返城政策的落實，是由您父親所主導的家庭生活的主軸之一。因此，您知道：雲南相對父親的家鄉，肯定是差的。再過幾年，您的父母和村鎮的所有中青年一樣，去了廣東打工，寄回的錢供您和兄弟姐妹上學，家中也添置了家具，甚至蓋了新屋。所以，您知道：家鄉相對沿海特區，肯定是差的。
從小您被教育要發奮讀書，大人們對此的闡釋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公開說出的，第二種是心知肚明的。第一種是：知識改變命運，報效家鄉和祖國，不辜負家長、老師、國家和黨的栽培。第二種是：離開家鄉、出人頭地、成為體面的人。但三十五年後，由於種種不走運，您依舊在靖安生活工作，2006年時月薪幾百元，依靠類似片中復讀機推銷的抽成，以及為親戚的鄉鎮企業跑腿，才能幫補家用。您過得辛苦，但心中依舊有「變個樣子」的計劃，如同三十多年前您的父親那樣。身在靖安，心在遠方，但隨著中年來臨，這個計劃實現的可能越來越小了。我忽然在想，您在課堂說出口的所謂「你們」，其實是「我們」吧？其中不僅指您的學生，可能還包含了您，以及您的父親。
那麼，這幾句話的真正意思是：「我們要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不然無論已過了多少年，再過多少年，我們永遠就是這個樣子，永遠被人看不起，永遠被自己看不起。你們不要像我那樣失敗，不要像我和你們的父母那樣失敗，不要、也不能和我們的家鄉一樣墮落。」──其實，這並非師長言說，而是一段家長訓導，基於中國式的愛，蘊含著男性主義，以及對自己的不忍卒目。
2017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