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拉西扯「古惑仔」電影





很多時候,我讀不讀一篇文章,多是憑題目決定的,而很不幸,往往有些文章文不對題,文題極為吸引,讀下去卻完全不是這回事。這次我遇到的是David Desser的論文〈黑社會和變幻時刻:香港電影的國族寓言,1996-2000〉(Triads and Changing Times: The National Allegory of Hong Kong Cinema, 1996-2000)。

 

沒有國族寓言的國族寓言論文

黑社會、1996年到2000年,這些關鍵詞當然讓我們想到「古惑仔」系列電影;至於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一詞,又必然會聯想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名文章〈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下的第三世界文學〉(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並他如何把魯迅的〈狂人日記〉讀成中國的國族寓言。當我們有這一堆聯想,自然會期望Desser會先處理國族寓言這個理論用語一直以來的貢獻與問題,然後從當中的問題出發,發掘「古惑仔」電影如何翻新國族寓言這個用語。而在九七這個折期間,「古惑仔」系列電影如何扣連殖民/後殖民的種種論述,並如何成為香港的國族寓言。

如果你們是帶着這個前設,我相信你們會像我一樣失望無比。Desser除了在文首提及國族寓言外,通篇文章都沒有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轉而討論「古惑仔」系列電影中各種拍攝的細節(像頁187,他分析劉偉強的風格這部分其實甚為可觀),當時電影發行與放映的狀況(像頁186),並主要依賴Daivid Bordwell來理解香港電影,儼如是在做電影工業的內部研究,完全把他題目中提出的理論面向抹走。

雖然如此,我在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卻又覺得Desser提供了不少線索──不少與他討論方向不相關的線索──讓人可以從他的文章中重組出一種看「古惑仔」系列電影的歷史視點。Desser在討論「古惑仔」系列電影的製作時,往往會突然拿另一套香港電影出來比較,有時是沒有來頭的,有時則看來頭頭是道。但他這樣東拉西扯得來的比較,卻又可資我拿來重組關於飛仔、古惑仔與黑社會電影的脈絡,那我就東拉西扯的把他文章提到的串合在一起吧。

 

從飛仔到古惑仔

首先是,到底古惑仔這個名號從何而來?當然,我們知道劉偉強拍攝的「古惑仔」系列電影是改編自牛佬主編的《古惑仔》漫畫。然而回到電影的脈絡上,六、七十年代大概沒有古惑仔這個名號,以往對於這種城市黑暗角落的人物都會以「飛仔」和「飛女」來稱呼。這不期然讓人想到龍剛的《飛女正傳》(1969)中的飛女這類邊緣人。Desser在這裡有很好的比較,他指出「古惑仔」在電影中翻譯成“Teddy Boy”,而這個名稱「是六十年代由英國傳入,指輕的罪犯這種當時冒現的人。他們透過服裝和行動,公然地與犯罪拉上關係」(頁190)。大約在相同時期(這大概是嬰兒潮的現象),香港也出現這類人物,像《飛女正傳》中的蕭芳芳,本是富家女但想要反叛家庭就成為別人眼中的「飛女」。

但是,Teddy Boy這類人在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中,已經成為過去了,只會在懷舊電影如《阿飛正傳》(1990)中出現。取而代之的,就是活躍於鬧市街頭的古惑仔。Desser指出「古惑仔」系列電影深受工人和中產觀眾喜愛,皆因它的場境:古惑仔由公屋起家,在城市中的江湖打拼,成就自己的事業,甚至後來成為跨國企業,多麼像是基層爬升到中產的香港故事(啊,對不起,這層國族寓言式的閱讀,並不是來自Desser,不過是我自作多情的想多了)。

 

兄弟情與江湖義氣

從飛仔/女到古惑仔/女,中間還經過一個八十年代。當中不能跳過的自然是吳宇森的「英雄本色」系列。Desser認為,吳宇森「英雄本色」三集,「不單只創造了周潤發這個明星(他在此前已經參演了三十多部電影),而且創造了『英雄血殺』(heroic bloodshed)類型,這類型直接帶來黑社會電影,為『古惑仔』系列定立基礎」(頁188)(Desser在這個論點後,無厘頭地插入一段「赤裸羔羊」系列的討論,卻又沒有深入與「英雄血殺」作對比)。吳宇森兄弟情義與為義氣犧牲的主題,為後來的黑社會電影鋪路。古惑仔系列「保留了八十年代電影中兄弟情義、忠誠、名譽、家庭(黑社會)責任等主題,同時以年輕的古惑仔與老而腐敗並出賣江湖價值的古惑佬對比」(頁190)。對Desser來說,這種兄弟義氣之情是由吳宇森注入,而義氣作為江湖核心價值則由劉偉強來加強。

當然,我們可以質詢,在六十年代尾的飛仔,到八十年代的兄弟義氣之情,當中發生了甚麼事。或許我們不能忘記七十年代邵氏一有堆武俠電影,並當中的陽剛氣質。飛仔或許是先被打到野外的江湖中,再在江湖形成義氣的群體。這或許就是另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了。

Desser最後的結語實在精妙,他當然知道自己沒有討論到國族寓言,所以最後還是要自圓其說:「因此,我嘗試避開簡化地把影片讀成簡單的『懷舊』或『末日』寓言或任何類型的寓言。(喂,寓言這個題是你定的啊)[……]如果有人想把這系列的影片讀成寓言,把影片中的古惑仔讀成是香港踏入廿一世紀後慢慢解決自身青年人問題的話,他們絕對可以這樣做。(噢,原來你所指的寓言是這個意思,但學者呀學者,你都已經寫了這篇文,又定了這樣的題,叫後來者如何把你擠走重寫呢?)」(頁193)。

位置佔了,但文不對題,叫後來者情何以堪。

 

參考文章

Desser, David (2009), “Triads and Changing Times: The National Allegory of Hong Kong Cinema, 1996-2000”, 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and Video 26, pp.17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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