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寇克大行動》──歷史的重構、英雄的崩解





歷史是勝利者最有價值的戰利品,多少事實被訴說?多少真相被蒙騙?我們認為真實不虛的歷史竟可證偽。《時代偽證者》(Denial)裡一間毒氣室牽扯出對歷史真相的拷問,對簿公堂真能尋求歷史公道嗎?甚至退一萬步,有否所謂客觀無誤的歷史?基斯杜化路蘭《鄧寇克大行動》(Dunkirk)拍一場戰爭中的大撤退,三條時間線一周一天一小時由分到合,幾位主角由絕地求生到重返家鄉,戲劇異常簡潔,卻又異常有力。

有人說這是戰爭片,也有人說成歷史片。但法國人認為這位英國導演的作品充滿偏見與貶抑;英國人不忘諷刺百年宿敵拍不出如斯好戲之餘,卻在英女皇童年無忌擺出納粹手勢的當下,不得不質疑銀幕上的日不落帝國是否七十多年來記憶中的真像。或許,與其視為一套戰爭片,看作「反英雄」電影亦未嘗不可。

 

歷史的重構與真相的荒謬

歷史是由勝利一方編寫,如果現實如小說《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裡納粹撃敗盟軍成為新帝國,鄧寇克大撤退會如何編寫?還會是電影裡反覆強調的三十三萬五千人嗎?或者正如美國史學家Hayden White所認為「歷史」已不啻被研究的客體,而更根本建立一個由其獨特的書寫與過去相協調的關係。

導演選擇以電影為書寫中介,沒有數以千計被英軍徵召的大小船隻,反而聚焦一艘小船小人物。Moonstone上沉著的老船長冷靜並對戰爭的熟悉,懂得Shell Shock這個只有一戰才用的舊名詞,反覆暗示曾經參與一戰;熱血的年輕愛國者救起由Cillian Murphy飾演的士兵,他的燥動與恐懼與老船長形成強烈反差。電影從二戰的「現在」延展至一戰的「過去」,表現一種傳承關係:歷史不再是我們生活各個階段發生的事情,後來者超越「過去」的歷史皆在重構。

George與Peter跳上船進入「現在」的歷史,組成屬於自己的記憶與經驗,而這種「重構」意識在電影末段兩位男主角歷劫回國在車站從失明老伯手中接過毛氈時再次浮現。一戰裡普遍使用的芥子毒氣令大量士兵失明,暗示老伯也同樣參與舊日的大戰,而他回答Alex自慚如喪家犬般求生時一句 “That’s enough”,與老船長Mr. Dawson談到戰死兒子的輕描淡寫如出一徹。往昔的老兵重回戰場,以自身的堅忍訴說歷史合該傳承下去,Peter、Tommy與Alex這些年輕的在不安中前進,重新書寫新的歷史新的世界。

然而,歷史未必是真相,就氜電影敘事的時序交錯,所謂正義的盟軍也不見得有多偉大。Aneurin Barnard飾演的法國士兵Gibson隨Tommy跟英軍高地兵團匿藏擱淺漁船,遭德軍攻擊,後世傳頌為盟軍保守重要戰力得以反攻的大英帝國士兵為求自保,不惜犠牲盟友,甚至同胞。我們是「過去」的旁觀者,邊看電影或會為最後葬身怒海的Gibson抱不平,然則我們卻也難以責怪那些盟軍。因為歷史無法非黑即白,更不如幾年前《皇上無話兒》(The King’s Speech)那種軍民一心、同仇敵愾的氣勢。

近年二戰史料不斷曝光,加上電影帶起風潮,鄧寇克大撤退背後縈繞不去的歷史懸案又再次映入公眾眼簾:希特拉為何在凱旋勝利之際暫停行軍,致令滯留鄧寇克的數十萬官兵得以回國?由英女皇兒時以納粹手勢敬禮,史家記者層層盤剝,從牛津大學開封英國皇太后與納粹過從甚密的信件、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溫莎公爵同情納粹甚至有所接觸,以至納粹高層希斯戰時繞過雷達飛到英國密謀何事……在在使人聯想到希特拉暫緩行軍與英國密談議和的可能。

若然幾十年來的陰謀論是真的話,回到電影高舉「生存就是勝利」可謂莫大的諷刺。這場大撤退便不是盟軍勝利的曙光,而是英國綏靖政策勾結納粹的偽歷史,那麼電影中Tom Hardy駕駛戰機奮戰至最後一秒的神勇,以及鄧寇克灘頭無數馬革裹屍的英魂意義何在?

有趣地,同時上映的《編寫美好時光》(Their Finest)也拍鄧寇克,卻以側寫形式透過戰時女主角被委任拍攝大撤退的國策片,由選角、對白、場景等均精心安排,務求呈現愛國至上的情操。與《鄧寇克大行動》置放於同一時空,兩片對看,不難會心微笑。若果說《編寫美好時光》是以喜劇形式諷喻歷史陳跡裡的「政治正確」,毋寧說《鄧寇克大行動》是一套精心策劃的國策片,幾乎沒有德軍的身影,而除了Moonstone船尾的英國旗,全片幾近不見其他旗幟。電影想要營造英國軍民無所畏懼的意志,卻掩蓋不住充斥於絕望氛圍裡,主角們的愴惶以至暗夜逃亡葬身火海的士兵的死亡嘶叫。

電影末尾Tommy朗讀邱吉爾的演說想如史提芬.史匹堡的《林肯》(Lincoln)最後的演講般激盪人心?還是益加諷刺前人血肉灰飛煙滅?Tommy和Alex坐在火車面對迎候歡呼的民眾,毫無一絲喜悅,認清所謂鼓舞人心的演說背後現實的可怕,他們頭上不是英雄的桂冠,只有敗軍落泊的憔悴。誠然,電影不必然忠於史實。興許像荷蘭哲學家Frank Ankersmit思考歷史本質時所言,「理解歷史即建構歷史,而非再現歷史」,基斯杜化路蘭對歷史的理解、書寫、重構,既隱含前作《死亡魔法》(The Prestige)主旨所謂真相總掩藏在影像魔術的背後,更強調歷史的傳承,意義大於真相,導演就像司令官Bolton,站在碼頭昂揚宣告要為後來者開啟新道路。

由人人都是英雄到「反英雄」

不過,這種傳承未來的意義卻有別於主流相近類型電影如《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與《戰逆豪情》(Fury)那些主角以一敵百,最終壯烈犠牲,成就傳奇的「王道」電影。《鄧寇克大行動》裡每一位士兵、每一個平民都不是英雄,保命自救固然不可勝計,捨身救人亦不過安守本份。正如電影口號「生存就是勝利」,電影一開場Tommy受襲,拼命逃離,已然點出全片重心;Gibson變裝英軍,只求可以一同撤離保命;遇上Alex,一口熱茶一塊麵包,一段尋找救生出口的對話猶如閒話家常,卻沉重無比,牽繫三人命運,既無豪言壯語,更無患難誓盟,不為其他,只為活著。

那是多麼巨大的反諷,人類在戰爭中倒退回原始狀態,虎毒尚且不吃兒,我們卻是人相食,正如老船長Mr. Dawson質問“Men my age dictate this war. Why should we be allowed to send our children to fight it?”。蒼天無語,電影後段Alex一句“All we did is survive”諷刺地呼應老船長的詰難,因為他們只是充滿恐懼的凡人,不是wonder woman跳出戰壕力抗大軍的英雄。更意味深長的是,Cillian Murphy飾演的無名士兵倒敘地出現過兩次,分別被救與救人,前者被Moonstone救起,已經遭戰火嚇至崩潰,為了求生,甚至錯手殺死George;後者時空倒帶在黑夜怒濤指揮生還士兵的小艇,遇上Tommy和Alex求救幾乎放棄他們,不論哪個時空下的Murphy,結果都為生存,不惜犠牲他人,並非冷血無情,只是出於恐懼,沒有英雄,放棄同胞,甚至變回野獸,大難臨頭各自飛。

基斯杜化路蘭這種「反英雄」情結從未在他的作品中缺席,早在《蝙蝠俠》系列已經不斷反思何為英雄?與英雄何價?《黑夜之神》小丑之於蝙蝠俠是銅幣的兩面,心愛之人的死亡、正義警長變成黑暗雙面人、蝙蝠俠背負殺人之名,可謂反思英雄為何物的極致,即使《夜神起義》班恩毀滅舊制度的大革命,不也可視為建立新世界的新英雄嗎?蝙蝠俠重新站起來,究竟是建立新秩序,抑或只是舊制度裡的保守派?無法二元對立的模糊性,正如蝙蝠俠最後對羅賓說:人人都是蝙蝠俠。

後來《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裡孤獨的英雄更註定煙沒於無垠宇宙之中,只能說犠牲自己起碼能拯救心愛的女兒,就算動機單純,也有愛在其中。《鄧寇克大行動》卻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戰爭的荒涼與驚怖使鄧寇克海灘上整齊列隊的士兵彷彿萬人塚。不再有英雄。除了某幾位主角,其他人連名字都沒有,死後刻在墓碑上都只是軍隊名冊上的一個編號,活著歸來衿在胸口的勳章亦不過終生的夢魘。George死於簡直笑話的意外,卻變為報紙上「被建構」的英雄,現實是沒有英雄,而我們卻需要英雄,好讓故事能繼續書寫下去。

有人說《鄧寇克大行動》沒有故事,但生存不就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嗎?多少人連這個選項都沒有,劫後哪有餘生?所謂無故事,其實僅僅是不依典型荷里活電影敘事手法而已,親歷卡廷大屠殺而父親橫死的安德烈.華依達的《下水道》(Kanal,又譯《抗戰地獄篇》) 不也如此嗎?都是求生,幽暗水道裡撤退軍民的恐懼、不見盡頭的絕望,可謂較《鄧寇克大行動》更為深刻與痛切。生存,這個拷打人類歷史的大哉問,不禁使我們質疑自己,作為平凡人,面對你死我亡的當下,真可以經得起試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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