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角度對抗主旋律──《明月幾時有》





邊緣弱勢如何從權力核心搶回話語權?如何在鞏固當權者的官方宣傳下找到表現獨立自主的表現方式?平民百姓的角度在歷史上總要讓路給當權者的鬥爭。歷史(history)向以男性為主導,女性的地位自歷史發展以來已跟男性不對等,女性故事(her-story)並不受到同等的重視。另一邊廂,在中國的主流史觀中,香港幅員細小,對於中國作為國家所發生的大事,自然只佔一小角落。在中國人所讀到的中國歷史上、甚至香港人自己所觸及的中國歷史上,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只局限在屈辱性的割讓條約。

國家的官方正史強調戰爭與勝利,微小個體的經歷自被忽略,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卻將這顛覆過來。在牌面上屬於歌頌共黨政府主流意識形態的題材,然而在導演、編劇、剪接以至銀幕主要演出的崗位都由女性擔綱下,女性群體/小城市的故事被放置於國族之上。

要消除主旋律的影響,就要反其道而行,採取與其對立的設計,這概念是《明月幾時有》用作對抗鞏固權力核心工具的有效表達。主旋律講求直線,那《明月幾時有》就走迂迴散碎;主旋律塑造男性英雄,那《明月幾時有》就尋求女性自主;主旋律要歌功頌德,那《明月幾時有》就強調沒有結局的循環。

對抗主流的敘事

《明月幾時有》主線劇情在片首大營救之後就被岔開,戲劇重心散落於不同角色,鏡頭聚焦在不起眼的平常生活──不是和平時期的日常,而是戰爭中平民的掙扎,見於工作、婚事、打扮、食飯等。大營救明明是最有起伏最有故事的情節,竟然就在片名還未亮出就結束;日本人捉大姑娘的情節沒有放大,畫面只見方蘭母女在飯桌的對話,及她們對外邊風浪的不同反應。

《明月幾時有》有宏偉的開局,骨子裏卻依然如《桃姐》、《天水圍的日與夜》,觸及生活中平常微小的部分,甚至剝去核心主角,情節由敵方陣營的女間諜到農村的小女孩,通過不同位置的小人物的碎片組成。間諜(盧巧音飾)逃亡看似是伏線,卻是沒有收回的小支線;小隊的俠義伙伴看似合作無間,轉頭就只剩首領一人,他人命運甚至不曾交代就消散無影。這種離散感並非首次在許鞍華的創作出現,然而其規模卻是前所未見的巨大,「主旋律化」為幾十道和弦,遍地開花。

東江縱隊是抗日史的一小面,電影再將這個小面剪得更碎。此外,電影延續了《黃金時代》的偽紀錄片實驗,以偽裝訪問人物的黑白片段穿插故事,經營間離效果,進一步將觀眾帶離主旋律。觀者先是觀看了大歷史中的微細生活細節,再經說書人打斷敘事節奏,已夠清醒,不易受故事感染,亦警剔電影內容的真實性。如果徐克在《智取威虎山》以口述傳說的表現形式展示了自身對紅色題材的自覺與諷刺,那許鞍華以真身現形銀幕前做訪問,再配合化老妝仍有明星魅力的梁家輝,有力地出入於虛實之上。

對抗性別的形象

主旋律要製造英雄,要煽動情緒,偏偏許鞍華寫的是平凡,沒有強調戲劇高潮,只有淡然的刻劃。《明月幾時有》的雙男主角設計,最終都沒有逞現英雄的位置,淡化了傳奇色彩。劉黑仔頭腦與身手露活,像傳統英雄片的英雄人物,然而最關鍵的救人情節,英雄的戲沒有唱,最後由方蘭為主,決定權去向。觀眾習慣並期待的奮戰再犠牲並沒有發生,動作或爆破大場面終究沒有出現,亮點還是歸於女性身上。犠牲本也應該是重頭戲,然而只得暗場交代,一聲槍響就略過,敘事比重反而落在角色唸詩的才華,也是《明月幾時有》片名的由來,以詩意替代了氾濫的淚水、血腥味和英雄氣慨。

男性的英勇受到克制,女性卻有其自主空間。方蘭在電影開首就拋開了兒女私情,主動拒婚就斬斷情絲,之後再也不提愛情,只有高舉理想。她不只有思想突破,亦迅速訴諸行動來掙脫困於家中的局面;相對的是被動的女性形象,如她正待婚嫁的表姐(唐寧飾)。方蘭媽媽(葉德嫻飾)看似自私保守,阿四(王菀之飾)看似天真可愛,陪酒女孩(春夏飾)看似弱小可憐,也有其自主抉擇,一樣有所抱負與擔當。

《明月幾時有》沒有強調為國家而戰的意圖,裡頭的人物甚至未必對「國家」二字有明確的概念,當中不提中華民國,也沒有共產黨。在「明月幾時有」起頭的詩句中,只有對團圓的期盼,以「家」為先。那人物的家歸於何處呢?全片發生在香港境內,取景也大都集中於香港,片首特寫的是香港地圖,各路線標誌著親切的香港地方名字,最後畫面也歸於現代香港都會景象,足見人物以外,香港其實是《明月幾時有》的真正主角。《明月幾時有》所呈現的香港情懷,未見於鏡頭前捕捉到的地標或地勢,但就流露在一眾香港演員散佈電影各處的蹤跡內。

對抗封閉的結局

傳統的主旋律追求封閉的結局,抗戰勝利就是勝利,不容許存在其他可能性。《明月幾時有》表面上迎合這種方向,因此留有方蘭與劉黑仔的主線,相識開始,告別結束。然而電影沒有正面刻劃勝利與團圓的景象,反而跳躍時空到當下的香港,繼續描寫今日的小人物仍然在生活中打滾。

電影終於「勝利見」的台詞之後,畫面過渡到今日的現代都會,表面上是香港渡過了當年抗日的悲慘一役,就換來了現在的繁榮;但箇中發生過什麼,電影一概略過,沒有描繪抗戰後續,亦當然沒有涉及其後國共內戰到香港主權移交的歷史。每個角色都在說「勝利見」,然而他們都沒有再見,屬於他們的勝利似乎還未出現。中英片名各有妙趣,一問「明月幾時有?」,一答“Our time will come.”──都在說明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明月尚未來臨。

《明月幾時有》既捨棄了劇情高潮,更重要是同時拋下一個開放性的結局,不同於起承轉之後必然有合──也就是主旋律想塑造──的敘事結構。同時,影片有意營造首尾呼應,詩與散文在片首與片末各自出現一次。茅盾的散文、李錦榮的吟詩,利用兩種文體「散」與「抒情」的非敘事邏輯,表達一種跨越時代的意境。

將《明月幾時有》的抗爭放置在現今香港社會,呼應意味顯而易見,依舊是抵抗極權,依然要爭取當家作主的自由。片首大營救強調以傘為記,電影台詞自能於當代對號入座,「教育思想灌輸」、「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就真的等不到勝利」等,還有不要連累隊友的中心思想,統統可有弦外之音。最明顯和雨傘運動相對應的一幕,當數方蘭媽媽要與女兒送別的一瞬,方姨跑下樓梯只為給她一把雨傘,不需言語,心頭自有領會。不止是葉德嫻戲外鮮明的形象可引起聯想,畫面設計與應亮導演雨傘運動短片的《九月二十八日.晴》一式無兩樣,同是兩代之間的互諒互解,同是上一代人對年輕人跑上街頭的致意。

若然命運循環的解讀方向成立,那香港才是《明月幾時有》的主角就無容置疑。此故事非只講方蘭,非只講方蘭媽媽,非只攸關舊時代的小人物,而是在講今天你、今天他/她、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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