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幾時有》:香港就是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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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論許鞍華是否有中國情結和合拍片考量,她最先是一個導演,而每個導演都必然是位故事獵人──如此想來,《明月幾時有》那些口述場面與劇情互間呈現的小技巧,就很能理解,更甚的是,順著口述這條「實」線,這部改編真人真事的電影就變得異常有趣。這可說是同時利用了劇情片和紀錄片的特色。細看虛實兩線在《明月幾時有》的運用,其實許鞍華並沒有暗渡陳倉,在她的鏡頭裡,香港,就是主旋律。

 

中資不是問題

在一套中資合拍片裡,香港如何成為主旋律呢?首先當然要談談「中資」這個話題。一提到中資電影,人們馬上會想起一大片北漂港導的「歌功頒德」大電影,不過,如像《智取威虎山》裡徐克智取紅軍樣版戲,把樣版拍成了香港黑社會江湖武俠片,我們還是要相信某些導演作為故事獵人的天性。

延續《黃金時代》以小見大的角度,《明月幾時有》同樣如此,要講的表面是游擊戰,但真正的主線卻是香港的大時代小人物。本來劉黑仔的游擊戰員身份、方藩的地下黨背景,很難避免讓故事落入中國主旋律裡去,然而既然避不開,不如直接來,許鞍華把這些背景刪減,鏡頭著重於他們與香港本地人的交往當中。由此看來,許導安插大量香港演員在電影裡,也算是用心良苦,就算李錦榮、方蘭和劉黑仔都不是香港人(而幸好他們不是香港人演,不然看著他們北上,又是另一番滋味),內裡每個平民都不平凡,反倒構成了另一種香港實感。

其實看畢電影,還是沒理解到為何電影中的香港平民都願意相信游擊戰。但我想這種時間相差而來的奇怪感覺,在當時與中國內地存在地域差異的香港同樣存在。因為許的鏡頭總是追著在港小人物來跑,家國同扣式的口號變少了,對白裡關於游擊隊的歌頌只是基於抗日而來的。例如葉德嫻對方蘭說:「打日本仔都係英雄」,重點都在打日本仔之上,而不是抗日以報國家,相對許多同類電影而言,這些香港抗日參與者,可謂是黨性不足。

由是,對游擊隊的信任,又或是合作,並不建基於歷來被國家機器大量制造出來的黨國大業話語,而是更根本地,更合情合理地建基於想要逃出日本統治過上好日子的心理。這可能解釋了許鞍華對生活小場面的重視,本來,類似唐寧結婚這種小生活大可不拍,[1] 時間用來拉長拍攝「游擊隊智救南來文化人」好了,但是,許導卻做這樣來取捨,意圖可謂明顯。

口述歷史作為以實寫虛的方法

相信不少人都會說,劉黑仔和方蘭的故事實在很具傳奇色彩,傳奇到神奇的地步,例如劉黑仔是接近無敵的英雄,[2] 加上葉德嫻演技雖好,但到後來性情卻離奇大變,好些地方說不過去。[3] 這些觀察都很準確而合理,相信觀眾亦很快發現,只差劉黑仔與方蘭大破日軍總部,荷里活式攞膽英雄套路就完成。不過,筆者卻很在意中間穿插的口述訪談片段。這片段喚起了我對關錦鵬《阮玲玉》裡運用的訪問鏡頭的記憶。阮玲玉既留下「人言可畏」,關錦鵬要拍攝這位傳奇女子,自然知道他也是「人言」之一,於是,訪問張曼玉的場面就變得非常有意思──我在用電影詮釋阮玲玉,明明白白的意圖,反把電影變得特別有趣。

以相近思路來看《明月幾時有》,要求它如何接近史實,其實是沒甚意思的,許鞍華不就以口述鏡頭告訴你,她鏡頭下的劉黑仔和方蘭是個回憶的產物嗎?口述從來是種很特別的歷史文本,口述者對自己口中的故事,彷似有無上的權威,你無法爭論回憶的對與錯,因為面對回憶要注意的根本不是判斷某些口述是對或錯,而是,為何會對,為何會錯。來回穿梭於電影中的老年彬仔,不正和童年彬仔相映成趣嗎?梁家輝的口述裡,他對方蘭仍然是無條件地信任和想念的,美化逝去時光不正是順理成章的事嗎?這種處理方式無疑是很冒險,觀眾容易覺得導演在歌頌中共游擊戰的抗日神功,卻忽略了口述的細節。我認為許鞍華在此另有所圖。口述既增加實感,因為實在有港人參與過抗日地下工作;卻又同時讓電影裡的敘事變得「虛構」,口述時彬仔的個人情緒,影響旁觀者對敘事的信任,他如此留戀及美化方蘭,反而讓人有所警剔。這場以實寫虛,許鞍華對日佔時期香港抗日行動的判斷亦見其中了。

淪陷時期的文藝風景

或說《明月幾時有》對香港地景並未照顧周全,這一點我亦認同。不過,許鞍華在資料蒐集上還是能見用心的。談論這點用心,我或許需要回到自己文學的老本行裡去。香港淪陷時期的資料近年來漸漸出土,許鞍華既要拍這段香港史,自然有留意這些文獻。她對資料運用的細緻之處,微小如《明月幾時有》開場時,葉德嫻要殺兔仔來食肉,[4] 便是淪陷時期市民對抗缺糧實況的寫照。

這種微小的精緻,同樣呈現在淪陷香港的日人與港人交往之中。整理書籍文獻,以及瞭解香港的文學、文化,是淪陷時期日人在統戰香港方面的重要工作。電影中山口大佐要留中文老師霍建華在身邊,是有一定原因的,解開這場因緣,最後發現霍是間諜時大佐的激動便很能解釋。事實上,淪陷時期,日本人在香港是有文化人群體的,而他們亦有意經營在港文化人群體,[5]日人透過留港文化人,1942年2月初便在香港組成了「東亞文化協會」,盧瑋鑾指出,這類協會的組成,可見「日本軍政府剛穩陣腳,就立刻進行了民間各種重要行業的人材編收」。[6] 這次電影的篇幅,雖未及處理這些部份,但許鞍華卻有意無意間,把這種線索留在了霍健華和山口大佐的交往之中。觀眾可能發現,這位對霍健華重情重義的山口大佐根本討厭不來啊,日本人對香港人這種以文會友(甚至是認為自己解放港人)的微妙情結,以及日本在攻堅後很快站穩陣腳的自負,許鞍華透過一場七步成詩來表現,恰到好處。

另一片文藝風景,要數如同《黃金時代》湯唯那一鏡「都是自由的」般精妙的周迅讀茅盾。方蘭選讀茅盾的〈黃昏〉,原刊於由陳望道主編、1934年創刊的《太白》半月刊,編選方針與抗戰文藝路線緊密相連。[7]這篇〈黃昏〉既能刊於《太白》,而茅盾又是抗戰文化人中重要的一員,這選讀自然有其意思。廖偉棠指許對這篇的引用得當,因為〈黃昏〉那種山雨欲來之感,很配合電影氣氛,[8] 這點是肯定的。事實上,從選節來看,許鞍華選用〈黃昏〉篇末,更見深意。周迅開口便說「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夕陽的宣言是甚麼呢?倒帶回看,夕陽是這樣說的:

哦,哦!我已經盡了今天的歷史的使命。我已經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 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卻也是我的新生期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光明,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而風,先是「帶著永遠不會死的太陽宣言到全世界」,然後才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這本來光明的前半段,倒是沒有用。從選節看來,許鞍華是有意為之。那麼光明激昂的前半,在香港總是不合用的,那似乎是香港憂鬱的一種。試想想,這些在香港協助運動的小人物,何時曾聽過這些光明的呼籲呢?香港日佔時期的抵日行動,來得總是如此神秘,總像很有目的地行事的劉黑仔,也從來未見其再上幾級的領導真面目。尋找所謂游擊隊的身影,不過是走進山間,感覺山的另一邊就有燈亦有人。只有一陣風帶來宣言,然後又有一陣風把宣言帶走,人們便行事去了,然後期望風忽然又回來,「勃侖侖, 勃侖侖」──聞其聲而不見其影。這或許就是許鞍華從歷史裡讀到的中港關係。

事實上,在所謂「中國主旋律」的電影裡,要處理日佔時期香港的文藝風景,大可以放大游擊戰救茅盾、鄒韜奮、柳亞子等內地來港文化人的過程,這行動也並非缺乏資料的。不過,許鞍華有她的香港位置,這點實在騙不了人。這群南來文化人早早被救回去了,一點都不囉嗦,留在觀眾眼中的印象不是他們作為大文豪的身影,而是靠香港都市裡常被指斥只顧商業發展、金錢利益的香港小人物,[9] 順利救走他們的事跡。

香港故事其實可以不難說

想必許導對香港實在有不解情結,她要拍的可不是抗日偉業,她要拍小人物,方蘭的中共地下黨員背景如其說是許導沒有認識,不若說是她這位故事獵人不需用上那些似是而非的政治背景,她表面要拍方蘭、劉黑仔,但底子裡還是把大量香港大卡司演員用在電影裡,何其搶眼,例如唐寧在亂世中決絕一句「一切從簡」、處變不驚的奸細盧巧音和在港游擊戰員蔣祖曼,以及王菀之這位小人國裡的傻大姐,每一位都彷彿要把扮演果敢方蘭的周迅比下去。

而回望那位說故事的人──曾經「智取」座山雕的梁家輝,更是透過主觀的口述,把這段本來就屬於香港史的抗日史,從中國歷史的收編之手中取回來。究竟這電影有無在補充中國內地電影主旋律?最後劉黑仔「北漂」,海岸線一接就到了現在的香港,就是最明顯的回答:要離開的離開了(包括後來的方蘭),但留在香港的人自然就成就了現在的香港。承認吧,許鞍華一句《明月幾時有》,把酒要問的是香港人,而這場香港故事,主旋律何在就無需糾結了。

 

注釋

[1] 或好奇日佔生活困窘還結甚麼婚,事實上,傾城之戀在香港一點也不誇張罕見,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找對象,結婚後家庭換到的軍票多些,生活自然也好過一點。

[2] 參香港電台31台「文學放得開」節目內容「把酒問鞍華」,2017年7月5日。

[3] 石琪:〈《明月》的葉德嫻和梁家輝〉,《立場新聞》,2017年7月8日。

[4] 小思便根據自身經驗,以及曾時的報章資料,指出淪陷時期「一般平民要吃肉便吃兔子肉。兔子生殖力很強,於是不少人在家裏養兔,養大後便宰了臘成兔乾」,據此口述資料中言,小思便曾因不忍吃兔肉而放走家中兔子,母親亦沒有再臘兔,周迅放兔的舉動,彷彿就是小思這段口述的改編。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上)》(香港:啟思出版社,2016年),頁19-20。

[5] 為人所熟知的是陳君葆在日佔時期為保存香港大學內的圖書而投日,並照顧不少文人,事蹟由小思寫成〈一段護書往事——記陳君葆先生〉。而日人在港經營文化群體的事,詳參《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內關於「大東亞文學」,以及「香港的『新』文學」部份可見,日本人在港有大量的文化想像建構工程。而日本文化人與中國、香況文化人的詩詞唱和,多刊登在日文版的《香港日報》,這部份有研究者李凱琳的文章〈從《香港日報》(日文版,1942-1945)看淪陷時期日人在香港的文藝政策〉,作了詳細整理。

[6] 《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香港:天地圖書,2017年),頁50。

[7] 光看「太白」一名便知。太白金星,又稱啟明星,可說有比喻黑夜過去曙光將至之意。

[8] 參香港電台31台「文學放得開」節目內容「把酒問鞍華」,2017年7月5日。

[9] 這些南來文化人對香港人的既定型象,詳參盧瑋鑾所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 (1925-1941)》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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