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忘記也是一種暴行」──《沒有太陽的日子》





《沒有太陽的日子》(舒琪,1990)

放映日期:5月7日(星期日)下午三時
放映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放映室
*影評人安娜及中文大學英文系博士候選人Carolyn Lau將擔任映後談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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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對八九六四完全沒有認識的外國人看了《沒有太陽的日子》,大概他不會很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沒有太陽的日子》不是一部次序分明地解述某事件的紀錄片;它是一頁非常非常個人的札記。拍於六四之後,導演舒琪以此事為脈絡,採訪了多個處境不同的華人在八九後的故事,包括葉德嫻、張堅庭、侯孝賢、流亡倫敦的詩人多多,還有他的二哥等。國族的悲難驅使舒琪用攝影機詰問真相與疤痕,從他人的故事延伸到自省個人問題;由國到家,一邊是民族悲劫,另一邊就是家庭的矛盾與爭扎。若果《沒有太陽的日子》欠奉大量資料史實而被覺得是部「不稱職」的紀錄片的話,它的優點卻絕對能蓋過它的不足──那就是它的誠懇與個人化。

我說《沒有太陽的日子》很「個人」,不光是說它呈現了舒琪比較個人、隱私的一面;我是指戲中出現的所有人(甚至包括舞者羅曼菲),他們的訪談、表現、態度,都是真切地表達了一些來自他們個人的思考與感受。因為個人,所以各有不同;因為個人,所以好看,就彷似在同一個範圍上蓋上多塊剪裁顏色不一的布。最能表現這種「個人性」的,其實是幾個訪者之間的矛盾與分歧。多位受訪者之中,論調最特別的是有份參與重塑民主女神像的藝術家黃仁逵。六四餘波未完全消卻,大家仍在心頭泛著六四屠殺的衝擊、悲慟和憤怒時,黃仁逵就冷靜地說他覺得大部分參與民運的學生都是為求心安理得,希望與這個歷史潮流有所呼應;這跟本算不上是中華民族的民主覺醒。香港即使有百萬人上街,情況亦然;大部分人覺得上了街去過遊行,就是盡了責出過力,回家後可以安然的倒頭大睡。或許在九零年,黃仁逵這番大潑冷水的話會讓不少人有微言;但廿多年後的今天重看《沒有太陽的日子》,全片最有洞見的說話,也許就是黃仁逵這幾句。

時間會替一個清晰澄明的意念辯護;那些年頭走上街的人,今天都跑到哪裏?當中有幾多人緊守初衷,又有幾多人後悔昔日的一時意氣?話雖如此,但有許多那時一腔熱誠支援民運的人──比如影片中的張堅庭──確實叫人動容,不能不叫好稱道。張堅庭憶述他到北京時城中人民如何小心翼翼地向外轉達六四的真相、想起因為別人說「軍隊殺人好刺激」而幾乎動武、記起他回到家中看見電視機裏一個學生單人匹馬站在軍隊前說「自由!自由!」。話到這裏,張就哭起上來。或許你可以說他的政治觀比較單純、天真,但你卻不能懷疑他的真誠。哭當然不代表什麼,但張在說這番話時的激動、他的義憤填膺、他的深切省思,都不是裝出來的。犬儒的人可能會笑他幼稚,但無論如何,他的言語感情說服了我。

越個人的故事就越好看,大抵是因為越是來自個人,就越是真摰,不容矯飾虛假。《沒有太陽的日子》中舒琪剖開自身的惶惑與困擾,透過六四的契機再審視自己與家庭。他認識到母親的堅強,重新理解到母親的委曲與苦處,也很清楚坦白地交代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點(他怎樣也不肯到外國暫居兩三年)。這種處理今天可能會被人詬病是陳套、濫情。要將他的爭扎與複雜的情緒一笑置之是很容易,視而不見就可以;但細讀細聽《沒有太陽的日子》中舒琪跟二哥及母親的對話,還有他自己的旁述,箇中的語氣、思緒、反省之深刻,孰真孰假,不待明言。

* 原刊於2012年5月30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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