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身份之難,時代之距:談游靜的《另起爐灶之耳仔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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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爐灶之耳仔痛》

放映日期:5月6日(星期六)
放映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放映室

* 導演將出席映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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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記錄片「記錄時代」,有時難免尷尬:你的時代惶惑不安,我的時代魚翅撈飯。往往時代的輪廓尚未清晰,世界又以陌生的形式向我們展示。這邊廂有人寫:「任何文藝作品要表現廣度,便受到地域/歷史的客觀限制。[……]所以香港回歸中國,我個人還是有一點期待的。」(黃碧雲《揚眉女子》1987年,頁102)那邊廂有人寫:「習慣了小眾的、邊緣論述的我們,被流放至一種表揚國邦的、大一統的論述中去。」(游靜《另起爐灶》1996年,頁121)──當然這兩句中間隔了一個六四,和更多。

說《另起爐灶之耳仔痛》「記錄時代」當然是相當忠實的說法──是那種九十年代家庭錄像的影像質感已是一圈清晰的年輪(「但全片的紅色被拿掉,以致所有新聞片段中的色溫都偏綠[所有人包括國家領導人都面如死灰]」[《游動的影》,頁273])。導演孜孜不倦的問:你覺得你是甚麼人。有人答說我是香港人但加拿大都畀咗好多嘢我,又有人說我覺得identity-wise我係中國人因為我認中關社我反殖(但係同大陸出世嘅人比我地又真係有啲唔同)。有人問香港可唔可以獨立,獨立有其客觀條件然後片中有人隔空回應,我現在看不出香港有此條件。或者自決?台灣、西藏係咪都應有此權利,借問聲殖民地政府,咁係唔係,subversive activities?(我現在手上有一張本土派學生組織街站派的單張寫:「香港既獨立進程已經塵封百年之久,卻被中共屢番阻撓」──咦不是整天說中共歷史不過數十年而已嗎。)歷史迴廊傳來冷笑,悲劇重覆便成鬧劇。又,「我們生活在這麼一個大的笑話之中,我們一點都不覺得好笑。」

以現在的眼光去看《另起爐灶之耳仔痛》,我們大概很難把目光自那些與身份有關的糾纏、拉鋸和失調移開。這幾乎是導演游靜的本意──「耳仔痛」本來就是以氣壓驟變造成的耳痛比喻流離失所下香港人的不適應。而導演自己也承認,身份之痛天一般大事,其實也只關乎自己。「慘是慘,病是我的,沒人可代替,沒人可拿走,它自來自去,但它在某一程度上,界定我。」(《游動的影》,頁272)關於那個年代的不同抉擇,與小城其後諸多事件之間,到底有多大關係,我們或者永遠不會清楚明白。流徙經驗造就的文化性格多少反映政治局勢,但身分探索實際撼動政治風向的情況確實不多:事實上即使不同受訪者就自己的身份交出不同的答案,他們對政治的疑惑可以說是一樣的──面臨巨變的香港人其實心知肚明,官方話語大肆粉飾頌揚的「回歸」實際上到底是甚麼一回事,而被訪者不少對香港未來的猜想也通通變成我們當前的事實。由此說來,那麼今日本土思潮此起彼落,我們以為強權壓迫下,敵我思維終於為「我們是誰」的問題給了個「斬釘截鐵」(何芝君片中語)的說法:Hong Kong is not China;然後目下的侵蝕從無絲毫退讓過。甚至乎,這些堪稱文化精英階層的受訪者事後的政治行動,其實和他們當時指認自己是「大中華膠」抑或是根正苗紅的香港人都無關(自認中國人的何芝君之後參與了反高鐵和反國教運動;至於口若懸河、自認香港人的Christine Loh,well很多年後她在BBC有一場很尷尬的訪問)。有時反而不禁懷疑,當時我們大家聚焦在港人身分迷失或曰「後殖混雜」的狀態,會不會其實也是一種逃避問題的想法。我們掛在嘴邊的是或不是,在真正的政治關口面前,有多少重量?

當然「重量」不是「城市邊緣主體」、「流徙、飄泊者」的關注:正是與「大」歷史保持距離,才突顯游移不定的邊緣性(六十年代古巴革命後逃往美國的中產中巴人當時就沒有這些術語可以用來解釋自己了)。而現實中的確,片中這些受高等教育的「流徙者」縱有多少身份流動性、手持有多少本護照來「保障自己」,他們和片外眾多無異國可逃的沉默大多數一樣,被拒諸權力密室之外。「我不如把我的Canadian passport拋落海」──高風亮節都是有選擇的人的特權,我冇咩可以掉落海黎證明我,心繫香港。但又有誰可以指責誰,李光耀一句「香港只是中美博弈大棋盤上的一顆小卒」,說的是冷戰局面同時卻也是一直縈繞香港問題的大國陰霾──國際地緣政治不過是無法無天的私利競逐,小城何以為自己說項請命(即使會也只可能是因為「外國勢力」)。連陳雲都會說「關於一個地方能否獨立的問題,不是看那個地方的人民的意願,而是看國際的形勢和權力鬥爭」──最好我們都是好棋手李光耀。但難道普通民眾就沒有說「我不下棋」的權利?而且,誰才是「普通民眾」?

──或者這些問題在有答案之前已經會變得無趣。因為民粹抬頭,因為「本土主義」,現在我們說左翼應該回歸階級分析、立足普世主義,不應與身份政治合流。[1]而在今日,游靜也自有一派看法:「身份政治不是文化研究先開始的,是那些白人民族主義者先開始的。」(《游動的影》新書會,2017年2月19日)(那當然,這些[白人男性]左翼對身份政治的批評忽略了左派身份政治運動強調身份的多元和共融。)(但難道當代左派的身份政治沒有需要質疑和檢討的地方?以立法、監管機構推動的共融政策、或者「政治正確」造成的輿論壓力真是最好的方法?提出這些質疑又如何馬上等同「文化保守主義」[conservatisme culturel]、政治保守又緣何成為知識份子的禁忌?[Judith Butler: « Le populisme de gauche doit servir une démocratie plus inclusive », Le Monde. 15.04.2017.])(如果我們堅持階級分析的話,身份流動和資本、勞動力的轉移豈會無關?片中這些出身中產、持大學以上學位的人的「身份掙扎」,怎會不是布爾喬亞文化?那我們如何輕易下結論說,「所以我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另起爐灶之耳仔痛》記錄的是一個時代,只是時代和時代的後遺有時難以分清。後來又有人寫:「姬絲汀,不是我朋友。[……]因為這種距離,我看見的她是在一個「時代」裡面──如果我們濫用「時代」這個名詞的話──而不是姬絲汀她這個人。」(黃碧雲《後殖民志》2003-4年,頁253)或者我們都濫用了「時代」這個名詞。又或者「時代」這個名詞沒有被濫用只是時代如盲人摸象難以捉摸。又或者不過是我,於是所有事物都生了距離,才可說:「如此,一個時代。」

 

注釋

[1] “One of the many lessons of the recent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and its repugnant outcome is that the age of identity liberalism must be brought to an end. […] the fixation on diversity in our schools and in the press has produced a generation of liberals and progressives narcissistically unaware of conditions outside their self-defined groups, and indifferent to the task of reaching out to Americans in every walk of life.” Mark Lilla, “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8, 2016. 再早點,“Unfortunately, the danger of disintegrating into a pure alliance of minorities is unusually great on the Left because the decline of the great universalist slogans of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were essentially slogans of the Left, leaves it without any obvious way of formulating a common interest across sectional boundaries.” Eric Hobsbawm.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I/217, May-Jun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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