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IFF41】如何溫柔地互看──《囚》的「精神病」與觀看美學





我們的文化是如何地發展過來,才會賦予疾病一種社會脫軌的意義,而且給予病人一個將他排除在外的位置?而且,雖然如此,我們的社會如何地再這些它拒絕在其中認出自我的病態形式之中自我表達呢?

──Michel Foucault《古典時代瘋狂史》

2016年,中國將精神分裂症、偏執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礙,雙相情感障礙(即躁鬱症)、癲癇所致精神障礙和精神發育遲滯伴發精神障礙等六種疾病,列為嚴重精神障礙,需要進行在冊管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報告指,中國一般性精神病人有億;中國衛生部《中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2-2015)》中的數據稱,中國精神分類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有1600萬。

在中國談論精神病患,數目之龐大固然瞩目;更為敏感的是,「精神病」的標籤往往又與「政權、社會穩定」掛鉤,「被精神病」事件比比皆是,例如2009年12月,深圳市康寧醫院郭俊梅和幾名護士到深圳市信訪辦反映獎金過低的情況後被診斷為「偏執性精神障礙」被強行治療。「被精神病」所引申而來的還有監護人與患者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儘管2013年1月開始施行的《精神衛生法》有「自願原則」,即是入院治療必須是當事人本人自願,當事人亦可隨時要求出院,除非當事人被診斷為有嚴重精神疾病,並且出現過傷害他人的行為,才會由監護人做決定;然而病院當中的執行普遍是:必須由監護人辦理出院手續。這樣的情況,在《囚》當中亦有例子。因此中國精神病患面對的另一問題是「易入難出」,被送治以後,便難以離開。

《囚》是導演馬莉對「人的困境」的記錄。拍攝事源還可追溯至2011年《京生》的拍攝過程。《京生》中,導演用六年時間深入北京城中的上訪村,了解來自天南海北的上訪人的故事,其中一名上訪者的進京理由是為了撕下因意外事件而被貼上的精神病標籤,這初衷最後成為未竟之願──在一次接訪的路上,上訪者突然急病去世。這件事成為馬莉的心結,完成《京生》的上訪村拍攝之後,導演將下一步紀錄片的拍攝地點鎖定為精神病院,並且最後獲得資源進入長春精神病院。上述提及的中國精神病患困境,在紀錄片中將由其中的病患親自現身說法。

280多分鐘的紀錄片,對不少觀眾而言是一個挑戰。馬莉在訪談中透露,實際的影像素材長達250小時;與現時在大螢幕所見的,以病人自白、對話為主的片段相比,這些原始素材中還包含了大量的日常生活、醫生診療等影像,然而馬莉本著要把「舞臺留給病人自己,我要讓沉默者開口」的理念,最終以病人的話語為主,觀眾可以見看到這些在重症隔離區(不少更背負著嚴重傷人過往)的病人,對著鏡頭冷靜而清晰地述說自己的發病癥狀、他們對精神病的理解,醫護人員與病人半認真半玩笑的告誡等。

與傳統對精神病院的理解不同──那些光怪陸離、陰冷暴烈的畫面(可以參考呂楠在1989年拍攝的貴州精神病院相片),《囚》所呈現的是大城市中現代化精神健康醫療管理面貌,井然有序又光亮開揚的院舍與一般醫院無異。導演在影片開首只以一個非常簡單的鏡頭,表現其中的困頓──片名「囚」字出現在任由狂風輾壓的雜亂樹叢中,下一個鏡頭,是醫院的窗戶,那是病人們每日探窗可見的日常景事;片中其中一個主要敘述者(亦是病人)的傅明雷在一排窗戶前,逐個拉動窗把,嘗試將之推開,並且全告失敗。

關於住院的必要、出院的可能性,醫務人員總是重複著:要讓你恢復社會功能,能夠重新投入社會工作、投入家庭崗位,就是出院的時候。根據中國《精神衛生法》規定,必須實施住院治療的有兩項:第一,已經發生傷害自身的行為,或有傷害自身的危險;第二,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在影片當中,除了少部分的病例以外,「隔離」的目標以社會穩定為前提,在理論上如此合情合理。但是,馬莉從院內出發「外向」的視線,提醒著觀眾,所謂「隔離」,除了理所當然地將代表著剔除「失能」或「故障」以維持社會正常運作,對於在其中「療養」之人而言,我們必須肯定患者有其入院的需求,但亦要承認,過程之中其失喪的,是更為基本的日常「風景」,與他人正常的對話而非全然落入病理分析的「妄臆」的可能。

拉康在〈從其與任何的關係論偏執狂病態心理〉中以現象學的方法深入研究精神病發生機制中「主體」的結構變化與語言應用的密切關係,他認為精神病就是主體的人格病變引起的意識結構的變化,也導致主體應用語言方面的模式變化;在論文當中,他詳細睇觀察了患者的人格心理結構與語言使用規律變化的關係,分析患者人格結構中高估「自我」因素發生作用的機制在語言中的表現,發現患者通過語言表達顯示其「不信賴」、「無力自我批評」及其他各種病態心理的潛意識結構基礎。然而,根據上述的觀察方法,對身處精神病院內的人而言,其所有的話語皆化成了診斷過程中的語言剖析,陷入單向的權威旋渦。

極端行為以外,語言結構是標識「自我」的另一指標。馬莉表示其拍攝過程的頭三個月只是與病人共同生活,表明來意,並且強調對方有拒絕的權利;而最後的結果是,大多數情況是療養者主動要求進入鏡頭表白。因此,觀眾得見因為無法抵受上司壓制而銳意創業的小職員,因其狂熱的集資舉措而被斷為躁狂,由妻子誘騙入院後,一再在鏡頭分析自己的行為、妻子將其放逐到醫院的可能原因;一名被關八年的博士,透漏自己母親對自己的不解,在工作機關因為不願與其他單位合謀而被隔離;與妻子離婚後以揮霍分神、花天酒地的嫖客大談自己「一夜六個」的輝煌戰績;受文革所累眾叛親離的老人回溯自己孤獨而淡然的日子;因受不住父親因亂搞男女關係被殺、母親再婚的失足青年對「單親家庭的孩子若果得到好的教育,一定是最善良的人,他們見過人間的苦,因此保有了最為美好的理想」這樣美麗的見解。

馬莉並無全然倒向病人的敘述,其中間雜的醫護人員與家人陳述,觀眾可見,這些陳述當中皆有其隱藏的部分。然而重點非在這些在鏡頭前自白的人是否「可靠敘事者」,甚至在病人與醫生溝通的過程當中,導演所引導觀眾思考的,是在這種權威對非理性的對話架構當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可靠敘事者」:病人固然在鏡頭面前隱藏了一部分的嚴重行為(例如小職員散盡家財、晝夜不分地出外公幹,給所有朋友打電話造成滋擾;博士欲以巨款購買電腦,更為此對年老母親動武。我們也必須承認,「隱藏」大概是所有人類表述皆具的特性之一),但是醫生以純然的精神學知識,應對病人的各種質疑,將他們對封閉環境與機械化的生活狀態對人可能造成的身心創傷、由「監護人」決定入院與出院是否合理、只以藥物治理而忽略跟進每個病人的心理狀況等問題,理解成病發過程中對診斷與治療必然的抵抗心理使然。

一方隱藏了重要的資訊擾亂判斷,另一方則以自身非常堅固的標準壓倒所有,在精神病院此異質空間之內,究竟所謂「可靠」、「合理」的界限在哪呢?除了理性/權威/正常對非理性/異常以外,能夠有另一種互看、溝通的方式呢?

鏡頭是導演的幽靈。導演以自身作為媒介,觀眾得以透過導演的視線,探視這片封閉的境域,並且與院內的眾人的目光相遇。審視的目光,從來難有所謂中立;作為一個紀錄製作片者,馬莉自覺於此。正如在拍攝《京生》時,馬莉已表明不僅是為了記錄上訪村的苦難、不公、荒謬,拍攝時避免以獵奇目光呈現所謂的「不為人知」為觀眾提供茶餘飯後的談資,更不能只以勾起憐憫作為目標。在《囚》之中,醫護人員、病人或病患的家屬皆會嘗試向馬莉作提醒、徵詢意見、抱怨或讓其作證,人物這些自然而言的反應正正提醒著觀眾,鏡頭的中介存在。然而這些向鏡頭搭話的舉動帶出的更重要的意義,是為了顯明,鏡頭背後的導演是活生生的肉身存在,雖不露面,但是與視窗之內活動的人物同樣有七情六慾;進入精神病院的舉措不單是以冰冷的鏡頭機械介入,進行記錄,更是肉身的介入,一個可以與之對話的人的進入、參與。紀錄片並未要將視窗之內的物事人作為異質,以落實被攝人事「異常」的特性,鏡頭的功能在於,將這些已然落入隔離監禁羅網的精神病患回歸為「常人」,與手持鏡頭的導演相同的「常人」,並且,並非只有拍攝者單向的審視。導演在精神病院內的位置,並非所謂「顯微鏡」的操作者的單向凝視與分析,是理性/權威對非理性(醫生對病人)、受累者對肇事者(家屬對病人)的凝視關係以外,提供另一種更溫柔、更平等的互看方式,另一種對話方式的可能。

因而,所有的獨白與自我表述,不再只是病理學當中的語言剖析,只是審視精神異常者心理的現象學方式;在這種新的互看關係之中,病人得以還原為獨立的個體,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作為完整的個人,而非只是茫茫「病例」的其中一個檔案。

在導演的鏡頭之下,另一感人的情節是,當院方依賴藥物作為療程的同時,病人與病人之間的通過個人經歷的分享互相開解、叮囑,這種「瘋狂」對「瘋狂」的臆語,有時反而更為細緻溫暖地供予安撫,讓人恢復平靜:舊的病患教同房新入院的小伙子調整、放鬆自己的動作,寬容地對待自己;讓醫生束手無措的僵直症患者,在另一個病人的照顧下忍俊不禁,並且喝下了一直拒接飲用的牛奶;精神分裂患者互相討論著自己聽到的聲音,最後得出風趣而奇幻的結論:「其實我們是外星人吧」;被送進病院的前副局長與經歷文革的老人,在論詩的過程中惺惺相惜。因為精神疾病的標籤而被驅逐至社會之外的眾人,反而在邊陲的位置,在另一套更為嚴格與直接的制度之下,辯證地得到任意言說慾望與臆想的空間;而向同伴分享自身故事並且為其他患者作出安慰、提供照顧的過程,模糊醫患壁壘分明的界限,同時又可以說是「覓得知音」的奇妙過程。

「常態」慣常把持「心智疾病對社會穩定運作的影響」這樣的觀看方式,一種由「社會/日常」向「病態」的單看凝視;《囚》向觀眾所呈現的,是我們刻板印象以外,如同導演所言,「我希望觀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於這樣的形象:服藥後僵硬的身軀,呆板的行為,患病時譫狂的話語和暴戾的身姿。他們將回歸常人,一個患有精神類疾病的常人。他們會因為疾病陷於癲狂,但這癲狂是荒誕的社會騷動的投射。因為無法根治,他們或許將終身陷於其中,被反復折磨。他們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如同觀看「囚」字的方式:未觀看電影之前,或許會猜測這是病人們在精神病院之中的形象寫照──被隔離於四方之中,手腳被強制捆綁;只有在看畢電影後,方能明白,使圍墻眾人不看重負、匍匐在地的,是騷動而快速變動的社會,不斷施加於個人之上的焦慮。呈現(或觀看)精神病患生活的目標,除了滿足「獵奇」眼光,在引起「關懷」與「同情」以外,對馬莉(對作為觀眾的我們亦然)而言更重要的是,歸還視窗中人「常人」的位置,有觀看日常「風景」、言說日常的想望──這正是《囚》中呈現的,難能可貴的互看方式。

 

參考資料

「我要把我的舞臺留給病人自己」──導演馬莉的訪談

民報編輯部:真實不容禁錮──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向華人獨立紀錄片致敬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