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大禍臨頭》:小人物、小反抗、大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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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禍臨頭》(免費放映,導演將出席映後談)

放映日期:五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三時
放映地點:碧波押(油麻地上海街404號 )

 

1995年元旦,鏡頭前的社工黎婉薇來到太子金輪大廈天台,逐家逐戶拍門。當她發現一班街坊寫春聯時,其中一副春聯寫著:普天賀新歲,九五年大禍臨頭。

九五年,不就是回歸前兩年嗎?也確實是大禍臨頭,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不過,這部紀錄片要探討的,是一群小人物面對的大禍──「我們這些低下階層,不會作奸犯科,只求當個好市民,我們的存在對社會只有好,沒有害。政府為什麼要逼我們走投無路?」這是電影的宣言,宣告接下來這將會紀錄哪些人:無權者。

鄭智雄導演的紀錄片,紀錄回歸大限前夕,一頁很容易給大眾遺忘的歷史。九十年代政府展開「滾石行動」,清拆天台屋。太子金輪大廈的三十多戶天台屋住客也難逃清拆命運。在限期4月24日之前,他們不想坐以待斃,與社工黎婉薇共同進退,舉辦記者會、製文宣、團結一致向外界解釋行動的理念。進,爭取不遷不拆;退,爭取合理安置。

草根階層的故事,沒多少人想知道。畢竟憎人富貴厭人窮,商業片盡是呈現中產美學、或無端發達的喜劇片,觀眾看的痴迷。能夠在將娛樂性推至極端的九十年代,看到截然不同的映像紀錄,實屬難能可貴。

天台屋在香港房屋史上,一度扮演滿足基層住屋需要的角色。既不是霸佔地方,又不像現今劏房當道般,居住環境尚可,住在金輪大廈的天台屋戶,多數於附近就業,小販也有足夠空間存放謀生工具。政府亦默認天台屋的存在,從影片中居民提到,政府一直向他們收差飼便可知;而且每個單位真金白銀買下來,天台屋本可為基層提供輪候公屋時的容身之處。然而,政府在九十年代陸續取締,天台屋變成「僭建」,荃灣與旺角的天台屋首當其衝。天台屋住戶搞過遊行、向房屋司黃星華請願、向立法會議員求助、請求媒體報道,最後天台屋仍被清拆,換來是一家人露宿抗爭,小孩子在帳篷內看著鏡頭。

儘管政府後來頒布指令,只要居民證明入住在1982年6月1日前建成的天台屋,就能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但是如此一刀切,也無助解決居民安置問題,金輪大廈很多居民因此四散流落。

社會共同對基層的歧視

導演鄭智雄跟隨一班居民及黎婉薇,穿梭各大小場合,紀錄居民與政府部門交手的過程。他又特別與一位居民陳傑交流,定時定候問他感受,貫穿全片。從一開始他認為自己無辜,只願做個好市民,對政策全無認識,然後他發問,與其他街坊追問政府清拆的理據何在,「不能政府說有結構問題,就得拆,要拿出證據來啊。」在立法會申訴部內,當民主黨的李永達口口聲聲,說政府是根據專業意見決定清拆有結構問題的天台屋,居民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力陳己見。這裏很能展示所謂「專業」如何霸道,沒有同情、沒有人性,從一套建構出來的規則,得到優勢的人可以恣意判斷無權者的處境,沒料到連職責為民發聲的立法會議員,也會對基層抱有那麼多先入為主的意見。

媒體亦然。有趣的是,鄭智雄會把傳媒採訪過程紀錄下來,報道出街之後,他也拍下街坊收看新聞的反應,原來傳媒會在一些前設下報道一段「事實」給大眾。而對金輪大廈居民而言,傳媒非但沒有幫助他們,更反過來落井下石,迎合政府指出天台屋有結構問題,在鏡頭前形容天台屋環境惡劣。「事實」的真相,只有街坊自己知道,有如啞巴吃黃蓮。但這個社會何嘗不是加強這種對基層的歧見?討厭其出身,認定他們賺不了錢,就是沒有出息;明明是社會的根基,在上者從不體諒,旁觀的大眾以污名將基層禁聲,他們生命的真實體驗,往往被代言了。導演的紀錄,正好以鏡頭,讓基層發聲。

政府更加懂得操弄這些專業,另一場居民與房屋署官員見面中,官員沒有理解居民的陳情,只冷冷然拋下一句:你們可以到上訴審裁署投訴。確實,根據所謂的程序及政府架構,居民有權這樣做,但官員明顯欺負街坊沒見識,也沒有錢打官司,即使居民已經退而求其次,提出折衷方案,官員仍一臉麻木。這個絕對真實的情況,來到今天的香港,變本加厲了不知多少倍。基層作為被社會歧視的階層,處處可見那種悲哀與無力,英國導演堅盧治的新作《我,不低頭》同樣呈現政府機關那種全無人性,按本子辦事,把基層趕入絕路的殺人體制。

「要申訴,無路申訴;跟他講道理,從不回應;你問他問題,他永不給出答案。」街坊已經一語道破政府最為無能之處。

發問的力量

隨著事件發展,街坊一再受挫,飽受體制暴力的打擊。鄭智雄人機合一,遊走抗爭現場,鏡頭前的街坊只為向房屋司黃星華請願,卻怎料到堂堂政府機關位於私人物業內。人民在公,無法進入私人空間,保安主任著他們自己找黃星華,又不准居民進入私人範圍,何必偏偏玩謝人民?警方介入,保安與居民發生衝突,警察將居民拘捕,扭頸與蒙眼這兩下動作雖快,卻很震撼;鄭智雄的鏡頭作為真實之眼,拍下活生生的場面,呈現體制如何對待人民。這裏同樣看到導演對自我的身份定位是甚麼,他並非只客觀紀錄事情,而是東奔西走,喝住警察停手,當警察向街坊落孖葉時,鄭智雄隨即問:「亞sir,請問你根據咩嘢條例拘捕佢?」

「佢有暴力傾向,我同你講。」四眼警察這樣無理,雖然事隔二十二年,我仍然很難止住憤怒,與其說警察在雨傘運動後沉淪,倒不如說,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穿上制服後只會按體制指令辦事,毫無同情人,也忘記卸下制服後,他也只是個公民。敢問一個警察,憑甚麼判斷一個普通人有暴力傾向?大家很熟嗎?警察有資格這樣說嗎?短短幾秒的身體接觸,驅使警察脫口而出的,背後相信仍是社會對無權者示威遊行的污名化──這是搞事,搞事的人都是瘋癲的,理性的人會服從遊戲規則,非理性人才會選擇充權、抗爭。

鄭智雄的鏡頭移動,他的身份卻確立得清楚:其實他手持攝影機,也是以抗命者的身份出現在示威場合中。他對警察的質問和喝止,以及事後問居民行動的目的,展現出發問的兩種面向:質問能夠令對方一瞬間怯一怯,問代表著中斷行動與意識型態,是一個停頓;詢問居民,則是要求他們沉澱情緒,弄清楚行動的目的,發揮舒緩氣氛的作用。發問的力量,盡顯於導演拍攝過程中。

即使金輪天台戶難敵清拆,難敵政府的體制暴力與社會的污名,但是鄭智雄拍下的紀錄片,對現今香港社會,發問的力量仍然十分震撼。沒有天台屋,換成劏房當道,基層無止境的把居住問題內在化,逼自己愈住愈狹窄,政府混帳的土地政策,土地不為所有人民,只為權貴服務。只有基層真正充權起來,一步步爭取未來光榮,香港才有可能真正變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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