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可怕的不是那一刀,是觀眾的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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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是楊德昌的創作生涯經典中的經典[1],電影藉一樁1961年的真實少年殺人案(茅武殺人案[2])為底本,以中學生小四(張震)的故事開展,牽出整個60年代的台灣社會圖景[3],慢慢導引至結尾具毀滅性的一刀。

終於在大銀幕看了,那一刀刺死小明後,我覺得頭皮發麻。

 

那一刀怎樣刺死小明?

在「殺人」這敘事母題下,楊德昌要處理的是時代殺人。他選擇檢視複雜的共犯結構(而不是直接描寫心理),架構出當時蒼白壓抑的大環境,從而批判時代殺人。

軍事戒嚴(坦克、軍人、牆上的革命標語)、白色恐怖、在閉鎖的氛圍下,社會遍佈腐化:學校成了國家暴力的縮影,是小公園與217兩個幫派的角力場地,上課像被逼供/規訓;司法系統是統治階級的爪牙;即使醫療系統亦顯得冷漠。(片中有幾場二人談話刻意聽不到內容,以突顯重要的不是情節,而是整個大環境)整群60年代青年進退失據,呈現出一種集體焦慮。個體則被「溶蝕」在各種權力網絡中,他們茫然如扯線木偶,根本無法超越大環境的宿命,唯有靠組織幫派壯大自己。

縱觀楊德昌的電影,成長是他一直關心的主題。由大環境到家庭,成長中的小四如處在十字路口,被「變與不變」的張力拉扯,當中的曖昧複雜,令那一刀不能被簡化成「因為…所以…」的邏輯。小四是「反成長」(anti-Bildungsroman)的。當他第一次被記過,父親怒斥老師不公,並告訴兒子「要找出一個做人做事的道理相信」、「你的未來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決定」;父親甚至被妻揶揄:「人家去學校是大事化小,你去學校是被記過」。但經歷政治壓迫後,他的教育方式「變」了。第二次記過,他沒有再替兒子伸張正義[4]。上一輩的信念動搖,小四的信念剛萌芽一下子被推翻,加上一次又一次目睹幫派殺人;山東偽造車禍害死Honey;被退學;小馬奪愛等等,這都向他展示了「世界是不公平的」。小四處於反抗和尋找的痛苦狀態,但在「變與不變」中仍有掙扎。其中一幕,他本想用磚頭向雜貨店老闆報仇,但見他喝醉掉進坑裡,心有不忍又把他救起,可見其單純正義始終「不變」。

反成長,意味下降/墮落。小四在焦慮中找不到出口,「看不到希望」,於是把其對學校的不滿,對父親變得妥協作出痛擊──拿起球棒擊碎燈泡[5](同時擊碎光明)。當尋找變成徒勞幻象,小四更感迷茫,他蜷縮在黑盒般的狹小衣櫥,一如自身無路可出的處境。最後他把希望寄予小明,說:「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可是我不在乎,因為我知道,只有我能幫你」。話的重點在於一切「不變」(因為父親、Honey、小馬變了,他希望一切不變)。可是一直被認定是純潔的小明卻說:「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你以為你是誰啊!」二人也希望「不變」,但小明指的是世界的殘酷本質不變。說話擊穿了小四的心理底線,世界崩塌了,壓在他手上的刀。除了刀,他根本沒有任何東西抵抗。於是,小四循著青春的迷惘,被時代推向刀柄,刺向小明。但他揮的不是刀,是理想,刺死的不是小明,而是崩塌的現實。

多刀捅進身體後,他還說「站起來啊,你不會死的,相信我。」值得注意的是,畫面後景是人來人往的詭譎(uncanny)空間,甚至比殺人的前景更明亮。人們繼續看書或走動,殘暴被日常收編,誰都沒有踏前一步,瀰漫詭異的荒涼。或許這就是牯嶺街(世界)的生存法則,亦即是「時代殺人」。

A Brighter Summer Day, are you one lonesome tonight

片中以明滅不定的燈光貫穿「A Brighter Summer Day」(英文片名)的題旨:電筒的燈光[6]、突然停電、被擊碎的燈泡……楊德昌以小四的眼光審視社會,本身已有殘酷青春的意味,他甚至將成長的黑暗推至極致──憑弔青春。在片場拾獲電筒後,視力不佳的小四與它一直形影不離,因為有光才能在漆黑中尋找出路。其實不只小四,而是一整代人都在黑暗中尋找A Brighter Summer Day:包括被殺的Honey、小明、殺人的小四、向現實低頭的滑頭……他們的命運如小貓王的錄音帶/給二姐信上的「小四」署名,被人隨手丟進垃圾桶或被嘲笑。

年輕的生命從未被認真對待。

電影結尾,陽光普照,母親悵然拿著兒子的校服準備晾曬。一年過去,收音機如開場時讀出的大學放榜名單。但小四在囚。世界繼續運轉,一個一個名字下的生命尤如空殼。A Brighter Summer Day,are you one lonesome tonight?

 

可怕的不是那刀,是觀眾的笑聲

先把視線從電影移開。

話說回頭,我感到頭皮發麻並不因為刺向小明的那一刀,而是觀眾的笑聲。

我看的是HKIFF在中大放映那場,開場至結尾,有不少觀眾在亂笑(更有人(不只一個,不只一次)在放映時舉起手機拍攝)。我當然不反對看電影笑,但看《牯嶺街》笑了不下十次則令我覺得不安。特別是最後殺人那幕,刀捅進小明後竟有不少人在笑;小明倒地後,當小四說:「站起來啊,你不會死的,相信我。」更有人哈哈大笑(還有小四簽名那一幕)。

或許有些觀眾覺得那一刀突兀,但「笑」好像比Susan Sontag「旁觀」他人之痛的意味更深一層[7]。為什麼笑得出呢?是滿足不了他們對「殺人」的期待嗎?當然身為觀眾,電影一開始便將我們置在旁觀的位置。作為「他者」,我也怕這種同理心(empathy)太淺薄廉價,把自己心安理得地劃於「恐怖分子」之外,變成「共犯」而不自知……我摸不着頭腦,想著想著,想到Neil Postman在《娛樂至死》[8]的最後一章〈赫胥黎的警告〉:「有兩種方法可以讓精神文化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奧威爾擔心『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赫胥黎擔心『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赫胥黎認為人們失去自由、成功和歷史並不是因為『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而是『人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覺得《美麗新世界》比《一九八四》更可怕,特別是恍然意識到自己就在那個世界。

「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觀眾的笑聲何等諷刺,又何等苦澀,好像戲內戲外上演著「人人都是恐怖分子」。

 

談甚麼好呢?

離場後,友人和我都覺得觀眾的笑聲比那一刀更可怕,甚至有些憤怒。因為那個時代的年輕生命沒被認真對待(包括在場很多年輕生命也沒有認真對待他們)。

絕版的《楊德昌電影筆記》紀錄了《牯嶺街》的拍攝點滴,書背寫著:「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而我已飛過。」當年的年輕生命老了,楊德昌也離開了,一切無聲無息。把這句話放在書背,現在看來,有其道理。

但我始終困惑笑的含意和自己的位置:一方面弔詭地覺得,在楊德昌的精密設計下,有些笑聲好像成了刀,刺向了笑的人;另一方面又覺得,刀子經時間磨礪後好像變鈍了,被懸置在觀眾之外,在碎片化的世界解體了。

然後忽然想起《獨立時代》的小戴說:「這個社會還談感情,你不覺得是一件危險的事嗎?」

注釋

[1] 《牯嶺街》亦是楊德昌的重要轉向,由前作對準80年代都會描寫溯舊( 而不是懷舊) 至60年代,電影構出擬真的歷史空間,把一灘灘少年血記錄下來,它不是複製現實,而是嘗試構出另一種真實。

[2] 中學生茅武因為情感糾紛,在台北牯嶺街把女友刺死。茅武就讀學校建國中學,楊德昌亦是該校學生,電影中許多場景,也烙印了其親身經驗。

[3] 小野說本來只有二十個角色的青春校園愛情片,最終成了二百個角色長達四小時的製作。HKIFF41《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小野老師映後談。

[4] 事後父親說:如果我能把煙戒掉,省下的錢就可以替你買一副眼鏡(「看」是楊導電影中的重要命題),小四和父親也希望能看清現實。

[5] 由第一次記過父子走在白天,過渡到第二次記過走在夜裡,暗示步向黑暗。

[6] 楊德昌曾在訪問時表示並非有意識地賦予手電筒光明與權力的象徵意義,只是單純因為大部的戲要在晚上拍,而晚上需要光,因此主角拿著手電筒最好。電影完成後,他發現影片露出這樣的意涵,覺得很好,說也許潛意識確實想表達這樣的議題。

[7] 「人們之所以變得習慣、熟視無睹、麻木不仁,並非因為影像的數量或者觀看的重複,而是因為被動性使感覺遲鈍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頁98。「旁觀」好像成了我們現在主要的思維方式,或者因為這樣,所以她要「被揭露、批判、細究和窮盡」一如她在《疾病的隱喻》所作。

[8] 書在1986年出版,批判當時最具衝擊力的電視文化。書的前言以兩個反烏托邦寓言開篇,一是奧威爾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另外,書名《娛樂至死》是娛樂把我們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而不是娛樂到底的意思。Neil Postman,《娛樂至死:追求表像、歡笑和激情的媒體時代》

5 comments

  1. 我也在場,我想為觀眾辯解一下。

    首先,電影有不少場景都有幽默的意味,例如惡霸Honey以嚴肅語氣講《戰爭與和平》,所以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會笑很多次,並不出奇。

    其次,最後殺人那幕令觀眾發笑,跟劇情轉折不符觀眾想像有關。這部電影的情節非常複雜,特別是對於那些不了解台灣歷史背景的觀眾來說,第一次看會有摸不著頭腦的感覺,難以將小四的悲劇與那個時代聯繫上。於是情節的出奇會引人發笑。所以觀眾看到這個場景發笑,是因為不了解,而不是「人人都是恐怖分子」。

    • 我覺得你說的沒錯,但我更認為不了解更不應該笑
      不了解為什麼一個人哭,還哭得很醜,不應該笑
      不了解為什麼一個人在街頭瘋言瘋語,是受過什麼打擊,不應該笑
      「笑」的人本身沒有惡意,但聽的人會被傷透
      這是真的
      就像有時看舞台,明明是悲傷的片段,卻有觀眾笑了
      你說演員是否會難過,這故事裡的角色是否會難過,創作者是否會難過
      我不只一次看過演員說聽到笑聲時他們很錯愕
      這個笑真的不傷人嗎?笑是要負責任的,而且你事後沒有機會解釋和補救
      笑的人開開心心的回去了,覺得自己只是無意的嘛
      但聽到笑的人難過的回去了,覺得原來自己的表演是可笑的,原來故事是可笑的
      我們只能慶幸你們在看電影的時候,導演已經不在了!

      • 我覺得今天這是看演出而笑,或許該慶幸這個笑不是發生在別人的文化場域
        當進入別人的文化時「因為不了解而笑了」
        可知道隨時有可能冒犯別人的禁忌
        冒犯別人的傳統和尊嚴

        現代人真的覺得自己可以隨意而笑嗎?
        是不知道怎麼處理悲傷?
        是沒有了溫柔與同理心?
        是覺得不需要莊重和審慎嗎?

  2. 網友Rachel,抱歉這麼遲才回應你。

    我贊同你的觀點,觀眾實在不應在最後的那一刀場景發生時發笑。即使觀眾無法理解或代入整部電影,也不應在一個悲劇場面發生時發笑(除非那部電影很明顯是一部滑稽劇),這是對藝術的不尊重,對於整部電影的製作人員的不尊重。

    也許我把你這個觀點加到我原來的意見上,整個論述會更完整和中肯。我覺得簡單地因為觀眾發笑而說觀眾冷血和「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始終是太過了。

    • Mike你好,抱歉我也現在才又上站才回覆你。
      想來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或許這樣互相補充就較完整了。
      想想你是要指出將發笑的觀眾指為恐怖份子是太過了,同時觀眾其實也應明白不應隨意發笑。我也覺得您說的很是,事實上如果明白笑的觀眾絕非惡意,那只是另一種反應方式,或許能看到更多感受,也不需要過於執意於這上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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