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時代拾遺:陳耀成《北佂》觀後





九七回歸距今廿載,但陳耀成《北佂》(1998)中折射的人物與事件仍然如此鮮活。匆匆廿載,卻又彷彿昨日,《北佂》所記錄的,毋寧是一個時代既近且遠的距離。

 

北方的徵召

乍看之下,《北佂》記錄了慈善組織「苗圃行動」為國內失學兒童發起的籌款活動「行路上北京」,訪問了多位從香港步行到北京的志願者。有別於當時瀰漫社會的焦慮與不安,志願者們按各自的情由北上,足跡遍及黃河、韶山(毛澤東生地)、天安門、長城,試圖見證、體察、甚至影響陌生地區的陌生學童。他們當中有從未接受正規教育的退休工人(袁布)、形容香港如手足般難以割捨的白領員工(譚世臻)、曾經參與抗日戰爭的老愛國飛機師(舒壽祺)、對共產主義分崩離析感到不惑的女子(阮盈儀)、認為自己與九七回歸甚有淵源的年輕人(楊子建)等。

行行重行行,卻各有理想,步履不一;赴京的旅途既構成《北佂》的基調,亦揭露其內在矛盾。細膩的剪接及鋪排,讓《北佂》逐步探挖個人與家國、流徒與回歸、理想與史實之間的多重距離。「苗圃行動」領隊林悅民一再強調「行路上北京」無關回歸慶祝,但觀眾卻能通過鏡頭窺見行路人紛雜的理想包袱。無怪楊子建揶揄整個活動有如一窩由觀光者、追求個人名利或滿足的人熬成的「燉湯」(電影英文字幕將之翻譯為“garbage soup”是畫蛇添足,“mixed stew”似乎較貼近紀錄片原意)。

 

革命燉湯 

「燉湯」熬得太久便要壞,《北征》中後段記錄了抽空的理想與後革命中國的碰撞。無論是年輕輩渴望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北進想像)、年老輩試圖藉別人完成自己的未竟之業(世代傳承)、或愛國軍人對毛時代的憧憬(革命熱情),均是一種免疫於大陸本部的理想主義。在獨特的(殖民)地緣屏障之下,香港一直是前朝遺民、移民、革命者、及理想主義者往還的地方,亦是遊子歸家的前哨。《北征》一方面以微觀角度捕捉眾聲喧嘩的理想,以勞思光的訪問突顯後民革中國的思想匱乏,繼而輔以羅孚放逐美國的獨白,可謂妙筆。「北征」作為「革命燉湯」,意指理想上的徵召,亦因此在意識形態崩潰的中國更顯蒼白。

據導演陳耀成解釋,行路人漫長的路途彷彿呼應了香港長達一百五十年的去殖之路。可是,「北征」本身其實是一個不完整的隱喻;「行路上北京」由大大小小的儀式貫穿,而歷史進程卻是被各大小事件所串連。有趣的是,導演並沒無試圖調和,而是著力突顯兩者的矛盾。鏡頭呈現志願者宣讀黃河祭文,幾近落淚,箇中的「山河式愛國主義」(許鞍華語)卻非觀眾能夠意會。這亦是《北佂》以至「九七回歸」的弔詭處;片中各大小儀式(祭典、舞蹈、舞台劇、以至主權移交)既重譯歷史,亦是讀歷史的誤讀。

 

狂歡與祛魅

若北進路途是《北征》的基調,則貫穿全片的訪談及插敘(包括「候鳥的未來」、「後殖民性愛」、「修女/劇作家」)起了點睛的作用。《北征》先後採訪不同政客(陸恭蕙、李柱銘、陳婉嫻)、評論員(李怡、Philip Bowring)、藝術工作者(陳尹瑩、黎海寧、關錦鵬),涵蓋回歸前後香港的政制、環境、藝術創作、同性權益等議題。

作為儀式,「回歸」象徵中英兩國的角力;但作為歷史時刻,香港的去殖卻盛載了好幾代人的繁盛與落空。《北征》以「行路上北京」開幕式始,以回歸煙花匯演終,此間包涵了六四晚會、人大代表講話、猶太裔舞台劇等或沈重或荒誕的情節。其中,修女/劇作家陳尹瑩以舞台劇重譯港人對六七、八九、九七的憂慮,以回流華僑與老朋友之間的對話,批判港人的功利心態。另一邊廂,黎海寧揉合革命樣板戲、京劇與現代舞,突顯傳統、革命、與殖民現代性的多重張力。如黎所解釋,狂歡舞步到極致便是無意義的重複。由是,舞蹈既可以是絕對的投入,亦可以是對狂熱的嘲諷、抽離、及祛魅。

殖民微觀史

撰寫此觀後感時適逢馬傑偉於《明報》刊登題為「香港遺民」的文章,慨嘆「以香港人身分而自豪的一代人,必須認清,自己已是遺民,沒有任何宗主可以依靠,英國遠去,中國強大,香港這一刻,南方的一彎弱水,如何對抗江河滔滔。」學者的濫觴,似乎亦和應著港產電影「讓一切隨風」的唏噓。誠如沈旭暉所言,1984至2003年或許是某幾代人的黃金歲月,但它同時是歷史的例外。若我們視一個縫狹間的時刻為香港文化、歷史、甚至身分的所有,未免短視。正如王德威在《後遺民寫作》一書中指出,「遺民」一詞涉及遺失、殘遺、及遺傳等多重意義;若簡單地視「沒有國籍只有城籍」為香港人的共同身分,無疑是約化了香港紛雜的殖民歷史。

相較馬傑偉的緬懷,《北征》的人和物顯得分外鮮活。鮮活,只因未曾美化。紀錄片中一幕,楊子建的母親在辛苦經營的小舖中述說兒子的童年往事,與之並行的是收音機有關回歸的專題報道。與《去日苦多》、《念我如昔》等同期的紀錄片不謀而合,《北征》並沒有刻意營造時代感,而是從微觀角度,為時代拾遺。

個體的眾聲喧嘩與終將發生的歷史並行,構成一部栩栩如生的《北征》。看畢《北征》,筆者卻聯想起吳靄儀於《去日苦多》中有關嬰兒潮一代人的話:「我們在這個時代,這個環境之下,得到最大的好處…我們是一種很獨特的產品,但我們並沒有超越這時代的限制…我們的時代過去了,那我們就好像以前不見的人一樣,都會消失。」二十年後回看有關回歸的一系列紀錄,嬰兒潮的輓歌,亦不失為後來者的警惕。傳承、重譯、抑或煙沒,既是「遺民」之於時代的選擇,亦是紀錄片作為時代拾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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