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無明》：一個人的生存狀態，更是一個城市的狀態

《一念無明》展示了生命的執著和認真，拷問批判社會對精神病患的偏見和歧視，但它不只是有關精神病患的故事，看似是大城小事，其實是小城大事。它是我們每一個的故事，是一個人的生存狀態，更是一個城市的狀態。

 

一念無明：誰的一念？孰重孰輕？

《一念無明》，光看片名就知內容「分量十足」，沉重憂鬱。「一念無明」是佛家語，又稱「煩惱障」，意指眾生心中剎那現起的每一個念頭，每每無以名狀，亦不知其根源所在，因而是「無明」。這些念頭通常是心不清淨而生的念，也非霎時能疏理，因而是煩惱。

取片名《一念無明》，正正反映了男主角阿東經歷躁鬱症的狀況，照顧長期病患的母親的壓力、工作上的疲憊、與女友的衝突、原生家庭的破裂…… 同時也反映了阿東身邊的人亦在不同的位置上經歷不同的煩惱，如阿東的父親不懂照顧精神病患的兒子、阿東的女友Jenny在他送院後承擔了他的債務等。

他們，或者是我們，不時都會閃過一些念頭，或好或惡，是貪是罪，那些情緒徘徊不斷，糾纏不清，並非別人一句振作，也非刻意賣弄快樂，或外間不斷要求別人正面積極，就能解決。正如阿東的父親說，這些是心病。

很多的決定也往往在於我們一念之間，如阿東自己是否決定要沉浸在負面的情緒，阿東的父親是否決定要把兒子再度送入精神病院，鄰居們是否決定要趕盡殺絕，Jenny是否決定要回到阿東身邊。然後你會發現每個人的一念雖不過是一念而已，但亦舉足輕重，足以把一個人垂死的人一手拉回來，也足夠把人推向萬丈深淵。一念，足以讓人生，也夠讓人死，最壞的是可以讓人生不如死。因此別小覷自己的力量，一句關心問好也可能是對方當下的靈丹妙藥。

 

家庭正義：原生家庭的責任落在誰身？

我們大部分的性格特質都早在成長階段的前沿形成，可想像原生家庭影響之大，於往後生命留痕，不易抹去。就像男主角阿東不惜犧牲愛情，長期獨力照顧病患的母親，為什麼會是獨力呢？因為阿東的父親早已離家，弟弟亦只顧自己的發展，遠走高飛。余文樂（阿東）照顧金燕鈴（阿東母親）其中一段對罵的戲讓人深刻，演技精湛，完全表現出與家人入心入肺的愛與恨，以及互相折磨。往往愈細心的人，愈願意一力承擔。然而，也就是最敏感最有情有義的人，最易受傷害，體會至深。同時，亦因為有了多重體驗的人，情感愈變得細膩。

獨力承擔巨大的家庭壓力、照顧長期病患的壓力，免不了要問：在這樣傷害史中，是否不生病才是一種病？電影除了要讓觀眾更contextual、更立體地去理解一個精神病患的故事，希望我們關注、去標籤之外，下一步就該是去問：What’s next? 我們可以做什麼？如果往往這些悲劇來自家庭，我想，第一步大概是我們自身對家庭的責任。戲中曾志偉（阿東父親）說：做個壞蛋好易，可以逃避，可以一走了之，自己大半生人也如此……幸而，在人生末段，他終於選擇負責，希望彌補。

資本主義下的診療：權力、金錢與病理化

戲中有一段，阿東病發後，被父親帶去看醫生，醫生連病人也沒有看一眼，只隔著電腦熒幕，機械般地問：有無邊度唔舒服？有無胃口？想唔想自殺？想就寫返入院……然後就開藥。先別說去人性化的醫治無助於病情，而是判病與診療本身就是一權力過程。所謂的情緒病到底是什麼？何種程度才算得上是病？

英國精神科醫生Joanna Moncrieff在一篇有關現代生活醫療化的學術文章中寫道：把異常行為醫療化的過程，隱沒了對多元的容納、對騷擾行為的控制以及對依賴的管理的政治性，令一個自詡自由、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強化一致性，掩飾一個只把人的價值等同於其生產的利潤的經濟系統，把所有不符合或不願被剝削的人邊緣化。

很多時，不願妥協，相對清醒，想要自主，而非完全擁抱主流的人，反而承受著更大的精神壓力。戲中阿東雖然是患躁鬱症，但不少時候，他其實也很清醒，例如他在朋友婚禮上表現的不滿其實很真實。

美國精神科學會《診斷及統計手冊》中就承認有超過300種精神病和情緒病。當精神病與情緒病的定義愈寬鬆，愈多人被處方藥物，而背後正是一個市值每年超過700億美元的精神科藥物市場。行醫可以是一種專業，但不一定是一個人的志業，尤其在資本主義之下。專家可以告訴你生理運作的how，但why卻是形而上的問題了。

曾志偉的一段對白相信亦觸動了不少人，他說是否什麼都可以買回來，什麼都可以外判，這明顯是對我們的拷問。每一個在資本主義下努力謀生的人，離真正的快樂愈來愈遠，因為我們都缺乏安全感，並以金錢來減卻我們的不安。我們努力謀生得沒能處理的問題，就交給金錢處理，病了就付錢給醫生，不夠健康就買健康食品，成績不夠好就去補習，家庭關係破裂就找輔導，樣子不夠好就去整容，吃得不夠好就吃貴一點，不想照顧父母就送去老人院……只要付錢，什麼都行。

我們對所謂的專業無條件無限度地信任，卻忘記了我們的common sense，並失去了自己與身體的關係，以及最真實的耳目直覺。只有去病理化才是出路，不要過份迷信醫療、藥物，並相信每個血肉之驅都可能經驗過人生的低谷，相信人的生存狀態是浮動的，只有自己才能走出黑暗。

 

是他也是你和我：城市的集體鬱結

身處一個高度城市化的社會，一切講求績效與速度，我們內在高度壓抑，無端的小事諸如衝不了燈、遲到一分鐘、工作的小失誤、影印機卡了紙、情侶間無意的一句話都可能讓人想尖叫。

當戲中的鄰居發現阿東是精神病患者時，他們希望阿東兩父子搬走，免得病發時禍及他們，其中較有同理心的一人說其實阿東不過需要點空間，另一人即大聲回應：就係無空間囉！屈係呢度仲快死！

他的狠回很惡、很毒，但亦很真實。是的。香港人愈住愈細，愈住愈貴。根據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土地資源及房屋政策研究中心與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前年的調查，全港約有8.64萬劏房戶，若以每戶三人計算，大約近26萬人像戲中的阿東及其父親一樣居於劏房，劏房戶人均居住面積不足48平方呎，而且租金佔收入比率逾四成，遠高於國際標準租金佔收入三成的比例。試問這樣狹窄的生活空間，如何叫人不生病？

戲中的阿東及其父親所居住的劏房正正是電影海報垂直拍攝的全景，光是雙層牀已佔了半間屋，兩個男大人擠得連轉身都有點困難，洗手間與廚房也是共用的，在追追趕趕、營營役役的生活中，這些每日生活必需的事情隨時於狹窄的空間中爆發衝突。可憐的阿東更於薄得如紙般的牆的一端，聽得清楚鄰家的師奶在另一端如何叫兒子別再找阿東，近在咫尺的鄰居卻也是遙不可及。

現代性的黑暗面：讓情緒病超越階級

如果說，這些疾病與階級連結，也可能過於簡化。別說阿東於病後被歧視而難以找工作，也不要說其駕駛中港貨車的父親長年困於劏房，就連阿東的好友Louis貴為金融財俊也不能免疫於高壓的生存狀態。既然如此，情緒病的普遍性自有其當代性的原因。

這種普遍性見於一句對白。戲中阿東發現父親藏起鎚子以防他病發後，他大吼：「你哋就好正常，我就唔正常」。其實，我城中哪個是「正常」的？何春蕤、甯應斌曾於《民困愁城》一書中提及這種現代性黑暗面，似乎是我們難以逃脫的，社會堆疊的聲音出現，不斷要人做好，不斷要人向上，不斷要人反思，這些情況都是在前現代的社會未曾出現。然而，資本主義下的現代社會卻更難更少地提供讓我們追尋人生意義的土壤，結果落得惡性循環的不斷反思。

當市場經濟走到極致，人的活路卻愈走愈窄。狹窄的生活空間、與生活割裂的教育，造就了狹隘的視野，構成了高度一致的人生目標與生活方式，沒有多元文化想像空間。太多的習以為常，改造了我們的身體。試問我們如何造就不斷增長的生命及生存空間，如何容納差異，又如何達至去標籤？病的根源正正在此 — 狹隘。

說《一念無明》本地亦不本地，相同亦不盡相同。因為這些都是當代人所共有的情緒、恐懼、軟弱。電影在說明人的差異，同時也是在說明人的共通性，代價則是發現我們並沒有自己想像般的獨特，sameness也是如此重要，因為同理心的生成很多時是出於我們自身的經驗，即便是最自私的人。

當然，我提出這種普遍性並不等於階級不存在，相反，較優越的階級依然掌握著相對豐富的金錢及思想資源去應對情緒病的問題。

 

孩子是希望：以一顆赤子之心待人

戲中唯一與阿東有良好關係的，就是鄰家的小男孩，他無視母親的勸阻，一再希望與阿東成為朋友，正因為勇者無懼的童心，戴不了成年人的有色眼鏡，反而更理解阿東的另一面、更真實的一面，並走進其內心世界，例如小男孩隔著牆把小王子的故事讀給阿東聽，對阿東來說，或許是此時此地的最甜、重拾力量的一刻。

光看小孩的背景，內地來港的母親，父親離家出走，長期蝸居於斗室，無處發展的興趣 – 種花，還不時面對來自母親的學業壓力，但他仍是有點樂天知命，一面妥協著、不自覺地受主流影響，彷彿在其身上看到成年人的影子，一面懷疑著，例如他被迫為學業頭頂插針，又問阿東如何錢搵錢。

最令人感觸的一段戲，小孩走到天台找阿東，問他「為什麼啲花種極都死」。阿東便回應他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環境不夠好…… 小孩便天真地說：咁我哋令個環境好啲咪得。這段花於人的栽種隱喻，除了顯示我城「環境」問題的失落，更加一針見血的帶出人的主體性，「環境」不過是載體，由其中的人打造，同樣，亦只有在其中的人能改變。是小孩的能動性讓人看到希望，令天台成了他們的一片天，也是療癒的起點，因為希望是人間至善。

 

情感教育：不如站在一起Mad

由始至終，我們自幼稚園就受訓要聽話，社會也一直如此叫人壓抑，不容半點真實情感的表露，因為大概我們可以預視得到，自己會因此被視為幼稚、被視為不理性或不理智，所謂的理性或理智在當代社會一直被高舉、被奉若神明，然而大部分人也曲解了所謂的「理性」。

其實，「理性」不是冷靜、冷漠、無感。相反，理性的人必然是熱愛理性，才算得上是理性的人，既然理性的人有熱愛的能力，理性的人就必然是情感豐富、甚至澎湃。因此，「情感」與「理性」的截然二分，根本是偽對立。純粹的理性並無法處理人生非理性的部分。「理性」並不能驅使我們做出某些行為，真正讓我們有所行動的是流動的情感。

當代社會的狹隘讓我們不自覺地追求高度的一致性，我們也太少機會承認內在真實的自己，因為即使我們有了敢於表達的勇氣時，其實也很大程度是在盤算著受眾的反應，並想像到他們的圍剿，就算我們衝破了心底的重重障礙，最終亦因為社會容納差異的空間──也就是人們容納異己的胸襟──實在太小。差異是重要的，因為差異是互相學習的起點。

必要時，我們承認自己的情感也是很重要，承認自己會有軟弱之時，也有不完美的時候，而這樣的自我理解正是同理心的起點，學習make room for自己的同時，也就是別對人太mean，當然不至於喪失要求。

《一念無明》的英文片名是Mad World，這個Mad World是我們的內心世界，也是外在於我們的世界。在世界躁鬱症日（International Bipolar Day）（3月30日）附近的檔期上映，別有一番意義。

值得推薦是因為「認真」製作，serious在於內容回應社會當下的情況，讓人認清真相，除去對精神病患的誤解；sincere，是因為導演與其他工作人員意外地在電影播放後現身，誠意可嘉。

這電影讓我想起李智良《房間》的其中一段：陌生人競活共存於此城，不是無異於同一種剝削，不是於敵我一純無異的簡單概括，而是各有一種生活上的曲折軌跡、拋擲出去未可著地的弧線，可能很普遍的經歷，但它屬於我、屬於他人而不容抹褪，但它為現實所不容。唯有對自身、對他人生活歷程有了此種「認識」和「重認」（re-cognition），才能想到生活底層的矛盾結構，正是站在一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