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無明:彰顯惡意、躁動與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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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既滅,次念又生,念念不斷;無明,即是煩惱,是人心的負面情緒,令人痛苦,潛伏在內心如影隨形,幽微得無從覺察,如眠,又稱為「隨眠」。

這番佛理,倒是從《聊齋豔譚》單立文飾演的書生吳明(無明)學來。這個邪神所化的淫賤秀才,挑起一眾女角的無明,諸如焦慮、不安、期待,以愛欲統御數女。無明就是這麼一回事。以此切入《一念無明》,便能了解戲中壓抑如此的氣氛,所有人都有罪,所有人都是仆街,所有人都互相傷害,一環扣一環,無從解開。請不要期待這部戲提供甚麼出口,首先編導只是取用一念無明的原理,而且導演黃進的得意之招,是把幾種人物共同放置到狹窄空間,體現人物間的矛盾,衝突更易升級。他與陳楚珩合作的鮮浪潮作品《三月六日》便是如此,取景自城大飯堂的警局拘留室,三個被捕年輕人對三個警察,年輕人中,一個是典型黃絲,一個是左翼青年,一個是懵懂,不大懂自己正在追求甚麼;警察也賦予各種性格,兩個是老差骨,一個則年輕有為,更是其中一個年青人的兄長。於是世代、價值觀、身份的矛盾一下子激化,在短片來看,非常有效。

那麼,這招來到這對編導首次拍的長片,會有甚麼效果?

好些評論指電影關注精神病患者,又或者是多年不見有電影呈現基層居住環境,有人欣賞方皓玟教會控訴一段,打出一記關於香港教會的擦邊球。如此種種,編導以余文樂和曾志偉這對父子,織出香港社會面貌。幾乎看不見一絲善意的存在,因為這都是無明彰顯出來的惡意、躁動與瘋狂。除了余果,那個願意走近余文樂身邊的孩童。

斗室之內,父子皆傷痕滿身,家不成家,慘到一個點:做金融才俊的兒子,服從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背負社會的期望,成家立室,有點吃力地供樓,又得面對原生家庭的種種歷史傷口。母親嫁錯郎,父親缺席,一度想自殺,年老病後抑鬱、躁狂不斷發作的同時,兒子所受的壓力也像共鳴般蠢蠢欲動,直到崩潰,直到摧毀整個家庭為止。

與其說是精神病,倒不如說無明是戲中的社會,所有人共同染上的病,當它發作,劇情便推動。於是觀眾得以飽覽,醜惡的大觀園:資本主義社會扭曲人性,金融才俊一個逼死一個逼瘋、掙扎求存的草根,學不會團結,學會關鍵時刻傷害彼此、女友以為自己經教會痊癒,卻是病的甚重(爆咪那下有如惡魔)、群眾拍片網上公審,操弄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

外判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色,毀棄傳統倫理的社群共同責任,當家庭可以外判,當責任不再是責任,家庭結構、社會人文面貌扭曲如此,確實令人痛心疾首。雖然,對於電影兩父子遭遇各種,不無戲劇化的色彩(現實有沒有如此一環扣一環慘絕人寰的人,而且是帶罪之身?),編導對他們的摧毀去得很盡。但是內心也有一把聲音,提醒我,人類的惡意本來可以推動到極致,教會無能吸收與回應人的煩惱,左鄰右里也沒有必然要團結的理由,家屬說出把病人送回療養院後,摒棄傳統倫理施加的期望,竟感到禁忌般的愉悅,我怵目驚心卻無能反駁。

往哪處去?只有往更壞更黯淡無光的地方去。成人的世界如此不堪,唯有過份解讀一下結局是怎樣來的:對兒童純潔無邪的讚許。毫無疑問我欣賞余果隔牆唸給余文樂那段小王子故事,而稍為減慢余文樂與曾志偉向下墜落速度的原因,也是出於兒子小時候的願望,只有圓滿它,兩人才會願意學習如何在這個無明障目的世間繼續摸索下去。

那些下流與惡意,或者讓我感受到,編導此刻也是心情忐忑,在社會惘然求索。他們探討種種議題的誠意與勇氣,儘管篇幅所限,感覺像各打五十大板,但從點題的無明來看,還算合理。真要是一念無明下去,無止無盡。

這又關係到電影與生活的接續處,電影從生活而來,最終必然回歸生活去,光影消失,步出戲院的觀眾們,我頗好奇看一部帶來希望的電影,還是看一部帶來絕望的電影,對我們的社會與生活各自帶來甚麼變化?社會也許有《寒戰》的政治陰謀,但是更多的,是本地電影鮮有探討的草根與家庭倫理。從香港電影歷史一路走來,寫實的傳統起於黎民偉,到五六十年代的中聯,到隔代繼承中聯精神的方育平、以及人文關懷豐富的許鞍華。近十年,除了許鞍華還有誰會拍?新一代給出的觀察,必要而且逼切。

沒料到,黃進給出的觀察,是惡意彰顯的社會。然而我相信,電影帶來發問,多於帶來答案,一對年輕編導,以無明起題,串連起社會種種面相,社會為什麼變成如此?發問,必要而且逼切。

香港電影並非一直都不懂得以這種姿態表達自己。五六十年代的中聯,代表進步電影,提倡反封建,反傳統,同時描繪理想中的社群生活:雖然貧困,卻能互助互愛,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女性可以獨立自主,婚姻也不必守媒妁之言,然而中聯的電影與當時日漸興起,主導社會的資本主義,卻顯得大相逕庭。中聯反對資本主義,並描繪資本階級是醜惡的,即使有人從貧困提升到資本階級,也必然指那些角色會迷失本性。這種文以載道,提倡美好社群一種的文藝電影,曾經為香港電影帶來新衝擊。

然而,也許是有時不予我之感,六十年代後,中聯步入晚期,面對觀眾口味轉變,票房萎縮,中聯接近尾聲的作品名叫《香港屋簷下》(李晨風,1964)。改編當時小說,善心富商朱為仁(吳楚帆飾)被奸商唐暴發謀掉身家財產,他服從資本主義的邏輯致富,同時堅持企業良心,有中國傳統道德,卻敗給全無道德底線的奸商,失去所有。朱為仁承受不住打擊,終於瘋狂。結尾一幕,奸商看似呼風喚雨,掌控一切,但當瘋子大鬧宴席,持棍戟指怒目,道出香港社會黑暗的見道語:食碗面,反面底。代表走精面,絕對理性,不顧道德的奸商竟無能阻止。唯有以朱為仁這個脫離社會理性規範的角色,才能道破資本主義的真相:人會因為錢而變得反覆無常,漠視集體,為利益傷害他人。不難看出當時中聯影人心灰意冷,在這部電影發洩得淋漓盡致。

這是中聯晚期對社會盡情發洩的作品,恰巧與黃進的處理相似,美好的社群已被摧毀,要怎樣對抗?從邊緣著手,以瘋子(當然那年代沒有嚴密醫學豐富角色病理背景)的角色探入資本主義社會。來到一念無明,患上躁鬱症的余文樂,一再以自己的殊異性,揭破社會的虛偽表相,他的遭遇,他的質問,他承受的污名,反過來彰顯社會現況,恐怕中聯影人在世,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甚至連群眾也變得個人主義,社群難再復興。

以下便是一個極為重要,也十分令人灰機的事實:中聯的前塵往事,距今有六十多年,當時一批影人懷抱理想,以左翼精神為本,透過電影教化大眾,建構社群願景。他們相信這個世界可以變得更好,儘管他們也有時代局限,對西化一臉鄙夷,但是吳楚帆、李鐵、吳回、李晨風、紫羅蓮、張瑛等人,為此努力了十五年。直到最後一部電影,才無計可施,憤以發洩。

是甚麼逼得黃進與陳楚珩急不及待,在首部長片便躁動如此,要求觀眾直面現實,摧毀角色到極致?我嘗試推想,六十年前的香港,理想可以有十五年時間實踐,同樣有十五年時間等待,直到破滅;六十年後的香港,所有理想與願景,破碎的速度,大概就是一念的時間。

據《摩訶僧祇律》,一念等於0.01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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