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香港一直不乏以精神病為題材的劇情片，其中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借助「精神病者」豐富原本的電影類型或敘事方式，例如懸疑片《神探》和大玩黑色幽默的《回魂夜》。另一類屬於少數，是探討「精神病作為社會現象」、較重寫實風格的電影，例子不像第一類多，如有1986年的《癲佬正傳》以及2014年《暴瘋雨》（爾冬陞分別擔任兩片的導演和監製）。至於《一念無明》，則屬於後者，但在人物敘事方面，與前兩齣不同之處，在於《一》嘗試深描一幅照顧者眾生相。
一、裸命：無處喘息的照顧關係
打從妻子離世、小兒子遠在美國，在醫院簽下監護人出院證明那刻開始，曾志偉飾演的中佬司機就成了大兒子阿東（余文樂）的唯一照顧者。曾經一走了之，每月只放低幾千蚊的父親，如何與患病的兒子相處，固然是故事的主線。然而，電影最寫實的地方，都藏在照料細節當中。翻開小冊子、請教復康護士「正確」的應對方法，他都無法讓兒子表現得「正常啲」。憶起八、九十年代，為了避開恨他一輩子的老婆，也為了仍未長大的兩位兒子，他決定走中港線，慨嘆月入三四萬、昔日鼻子高高的美好日子。還有在司機位用膠樽小解，爭執帶來的工傷，這位老司機的日常，正好倒影一般香港勞動階層照顧者的困境。
回到劇情的起點，本是金融才俊、病母口中的仆街仔阿東，辛勞不休，定時定候替母抹身。金燕玲飾演的母親，脾氣大，抱怨「無人黎睇我」，那種對照顧者阿東的情感勒索，即使多麼的習慣，仍是鞭鞭刺痛。可是，當一個人連身體的自主性都失去時，意味作為人的尊嚴立時喪失，箇中的存在不安（existential anxiety），難以言傳。
讀著父與子、子與母的故事，電影似乎追問觀眾：如果愛意味著近乎無盡的責任，那麼我們會選擇不去愛嗎？
一念之差，無明竄動，阿東在浴室殺了母親。法庭判定他無罪，卻同時掛上精神病者的標記。康服者家屬互助小組的婦人跟黃父說，只要跟醫生說病者想自殺，就能把病者送回醫院，乾淨利落；黃父不否認自己曾經掙扎，刻下卻說「其實做個仆街好容易」，最後反問眾人：
「其實，係咪咩都可以判比人？」
他拖著傷腳，一步步走出互助小組的封閉房間。打從出生那刻，我們就活在照料者的關係網之中。除了黃氏一家，在空間狹少的唐樓單位，獨居老人、少數族裔、寬頻青年、單親家庭，無不是照顧、求存的故事。升斗市民無可奈何、無從求助、無法承受意外，分秒浸沒在恐懼當中──這個手停口停的城市早已得了一個重症，就是讓照顧身邊人、一個卑微的願望、一分純潔的責任，都沒法如常安置。病者與否，全是裸命。
二、暴力：「寬恕」、「不合格人」的無聲吶喊
主流媒體對精神病者的污名化是老問題，尤其是不斷將病者跟「暴力」和「帶來傷害」拉上等號，《癲佬正傳》中秦沛的金句「有殺無賠」，最能捕捉這種恐懼心理。然而，「暴力」的確是思考精神病現象的重要概念，但受暴的一方，可以是精神病者。
先不論精神病者在醫院「受治理」時，會否受到身體暴力對待。病者在康復後，工作是「重回正常」的重要一環。不論是多麼耀目的履歷表，只要曾經是精神病者的往績被揭開，一句「番去等消息」將他們打進無間地獄。這顯然是制度暴力──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隱藏對有用、可用人的定義，將不合規格的人排拒。精神病康復者（看似）的不穩定性，會對生產體系構成威脅，最好的解決方法，便是不將他們納入體系。精復者「出櫃」的路，漫長得很。
電影有一幕，是阿東的未婚妻Jenny帶他到教會，牧師引領Jenny分享她受「救贖」的歷程。講台上，Jenny淚流滿臉道出自己曾經「寬恕」阿東，再遇他卻恨上心頭；教眾同聲「阿門」，牧師「邀請」阿東分享，集氣驅去心中的「魔鬼」。 一套本應是紓解的宗教語言，反成了施加於阿東身上的語言暴力，忽視精復者自身處境的複雜性。誠然，宗教或靈性的追求，或可對精復者帶來慰藉、重拾生活的力量。可是，電影的呈現方式，明顯引出觀眾對宗教治療的反思。換一個角度看，Jenny分享時的神態，一方面（被要求）「寬恕」阿東，一方面難掩心裡的恨意，那份掙扎，不就是基督宗教的象徵暴力俏俏地操作嗎？深描照顧關係的無力感以外，靠在暴力背後，更深刻的母題，是對「正常」的批判。
三、審判者：誰和誰界定了正常
「你要食藥架！」「你望住我，我有無事呀？我有無發癲呀？無呀嗎！」「我點知呀！」
不論中西，探討精神病的電影，幾乎無不引領觀眾思考正常／不正常的問題。黃父陪兒子到醫院覆診，醫生目光落在螢光幕上的範式問題，不消兩分鐘，以一個「有無自殺」的提問作結，覆診完畢。看似誇張的電影情節，現實中未必是荒謬。在香港，當公立醫院精神科醫生與病人比是1：600時，一位專業醫生究竟有多少時間照料病人？[1] 在好些文化批判者眼中，現代醫學的擴張「創造」了更多精神病者。在愈來愈多人被「診斷」為不同程度的精神病者時，除了我們要小心審視藥物診治外，還要留意現代醫學對「正常人」的界定，更需要思考正常和失常的文化意涵。
教會聚會後，阿東跑到超市連吃一排排朱古力。圍觀的街坊拿出手機，「手起刀落」，短片在網絡瘋傳、惡搞，阿東迅時被起底。當時，同屋主的單親媽媽亦沒有伸出援手，彷彿害怕被捲入多事之秋；後來，出於對精神病者的恐懼，尤其對兒子的「傷害」，她對黃氏父子破口大罵。回到電影初段，阿東出院後參加老友Louis的婚禮。宴會中，賓客各有各風花雪月，無視台上的一對新人；阿東走到台上，這個常人眼中的瘋子，卻道出來賓對新人毫無基本的尊重。一種對於何謂正常的規範，在我們嬉笑怒罵之中，重新再製。在一個瘋狂的世界成了瘋人，或繼續成為正常人，是最赤裸的抉擇。
後記：燥鬱城市沒有睡醒時
燥鬱是真切的病，也是城市的隱喻。阿東在街上東跑西走，配樂〈裝睡的人〉奏起，畫面節奏卻急促，彷彿逃不出去。電影末的一組鏡頭，鷹在飛翔，前景是網狀的樹枝，儘管看似是多麼自由，終究飛不出樊籠。至於電影主線倘算完整，但編導打算將多種城市「病」，濃縮在一百分鐘的電影當中，難免有點貪心。劏房戶的艱難相，金融業的吃人文化，城市天台農莊，中港家庭等，都是值得延伸發展的議題。面對種種幸與不幸，有人被說成是裝睡的人，可是我們倒是要切記，這個城市有多少被隱沒的聲音，是為了多麼卑微的願望，而拼命掙扎求存。正如導演黃進在某次映後會談到，借助擁有較大話語權的演員，配合電影這個穿透力強的媒介，我們或可以為弱勢者發出與主旋律不協調的呼喊。
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