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命、暴力、審判者──《一念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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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直不乏以精神病為題材的劇情片,其中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借助「精神病者」豐富原本的電影類型或敘事方式,例如懸疑片《神探》和大玩黑色幽默的《回魂夜》。另一類屬於少數,是探討「精神病作為社會現象」、較重寫實風格的電影,例子不像第一類多,如有1986年的《癲佬正傳》以及2014年《暴瘋雨》(爾冬陞分別擔任兩片的導演和監製)。至於《一念無明》,則屬於後者,但在人物敘事方面,與前兩齣不同之處,在於《一》嘗試深描一幅照顧者眾生相。

 

一、裸命:無處喘息的照顧關係

打從妻子離世、小兒子遠在美國,在醫院簽下監護人出院證明那刻開始,曾志偉飾演的中佬司機就成了大兒子阿東(余文樂)的唯一照顧者。曾經一走了之,每月只放低幾千蚊的父親,如何與患病的兒子相處,固然是故事的主線。然而,電影最寫實的地方,都藏在照料細節當中。翻開小冊子、請教復康護士「正確」的應對方法,他都無法讓兒子表現得「正常啲」。憶起八、九十年代,為了避開恨他一輩子的老婆,也為了仍未長大的兩位兒子,他決定走中港線,慨嘆月入三四萬、昔日鼻子高高的美好日子。還有在司機位用膠樽小解,爭執帶來的工傷,這位老司機的日常,正好倒影一般香港勞動階層照顧者的困境。

回到劇情的起點,本是金融才俊、病母口中的仆街仔阿東,辛勞不休,定時定候替母抹身。金燕玲飾演的母親,脾氣大,抱怨「無人黎睇我」,那種對照顧者阿東的情感勒索,即使多麼的習慣,仍是鞭鞭刺痛。可是,當一個人連身體的自主性都失去時,意味作為人的尊嚴立時喪失,箇中的存在不安(existential anxiety),難以言傳。

讀著父與子、子與母的故事,電影似乎追問觀眾:如果愛意味著近乎無盡的責任,那麼我們會選擇不去愛嗎?

一念之差,無明竄動,阿東在浴室殺了母親。法庭判定他無罪,卻同時掛上精神病者的標記。康服者家屬互助小組的婦人跟黃父說,只要跟醫生說病者想自殺,就能把病者送回醫院,乾淨利落;黃父不否認自己曾經掙扎,刻下卻說「其實做個仆街好容易」,最後反問眾人:

「其實,係咪咩都可以判比人?」

他拖著傷腳,一步步走出互助小組的封閉房間。打從出生那刻,我們就活在照料者的關係網之中。除了黃氏一家,在空間狹少的唐樓單位,獨居老人、少數族裔、寬頻青年、單親家庭,無不是照顧、求存的故事。升斗市民無可奈何、無從求助、無法承受意外,分秒浸沒在恐懼當中──這個手停口停的城市早已得了一個重症,就是讓照顧身邊人、一個卑微的願望、一分純潔的責任,都沒法如常安置。病者與否,全是裸命。

二、暴力:「寬恕」、「不合格人」的無聲吶喊

主流媒體對精神病者的污名化是老問題,尤其是不斷將病者跟「暴力」和「帶來傷害」拉上等號,《癲佬正傳》中秦沛的金句「有殺無賠」,最能捕捉這種恐懼心理。然而,「暴力」的確是思考精神病現象的重要概念,但受暴的一方,可以是精神病者。

先不論精神病者在醫院「受治理」時,會否受到身體暴力對待。病者在康復後,工作是「重回正常」的重要一環。不論是多麼耀目的履歷表,只要曾經是精神病者的往績被揭開,一句「番去等消息」將他們打進無間地獄。這顯然是制度暴力──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隱藏對有用、可用人的定義,將不合規格的人排拒。精神病康復者(看似)的不穩定性,會對生產體系構成威脅,最好的解決方法,便是不將他們納入體系。精復者「出櫃」的路,漫長得很。

電影有一幕,是阿東的未婚妻Jenny帶他到教會,牧師引領Jenny分享她受「救贖」的歷程。講台上,Jenny淚流滿臉道出自己曾經「寬恕」阿東,再遇他卻恨上心頭;教眾同聲「阿門」,牧師「邀請」阿東分享,集氣驅去心中的「魔鬼」。 一套本應是紓解的宗教語言,反成了施加於阿東身上的語言暴力,忽視精復者自身處境的複雜性。誠然,宗教或靈性的追求,或可對精復者帶來慰藉、重拾生活的力量。可是,電影的呈現方式,明顯引出觀眾對宗教治療的反思。換一個角度看,Jenny分享時的神態,一方面(被要求)「寬恕」阿東,一方面難掩心裡的恨意,那份掙扎,不就是基督宗教的象徵暴力俏俏地操作嗎?深描照顧關係的無力感以外,靠在暴力背後,更深刻的母題,是對「正常」的批判。

三、審判者:誰和誰界定了正常

「你要食藥架!」「你望住我,我有無事呀?我有無發癲呀?無呀嗎!」「我點知呀!」

不論中西,探討精神病的電影,幾乎無不引領觀眾思考正常/不正常的問題。黃父陪兒子到醫院覆診,醫生目光落在螢光幕上的範式問題,不消兩分鐘,以一個「有無自殺」的提問作結,覆診完畢。看似誇張的電影情節,現實中未必是荒謬。在香港,當公立醫院精神科醫生與病人比是1:600時,一位專業醫生究竟有多少時間照料病人?[1] 在好些文化批判者眼中,現代醫學的擴張「創造」了更多精神病者。在愈來愈多人被「診斷」為不同程度的精神病者時,除了我們要小心審視藥物診治外,還要留意現代醫學對「正常人」的界定,更需要思考正常和失常的文化意涵。

教會聚會後,阿東跑到超市連吃一排排朱古力。圍觀的街坊拿出手機,「手起刀落」,短片在網絡瘋傳、惡搞,阿東迅時被起底。當時,同屋主的單親媽媽亦沒有伸出援手,彷彿害怕被捲入多事之秋;後來,出於對精神病者的恐懼,尤其對兒子的「傷害」,她對黃氏父子破口大罵。回到電影初段,阿東出院後參加老友Louis的婚禮。宴會中,賓客各有各風花雪月,無視台上的一對新人;阿東走到台上,這個常人眼中的瘋子,卻道出來賓對新人毫無基本的尊重。一種對於何謂正常的規範,在我們嬉笑怒罵之中,重新再製。在一個瘋狂的世界成了瘋人,或繼續成為正常人,是最赤裸的抉擇。

 

後記:燥鬱城市沒有睡醒時

燥鬱是真切的病,也是城市的隱喻。阿東在街上東跑西走,配樂〈裝睡的人〉奏起,畫面節奏卻急促,彷彿逃不出去。電影末的一組鏡頭,鷹在飛翔,前景是網狀的樹枝,儘管看似是多麼自由,終究飛不出樊籠。至於電影主線倘算完整,但編導打算將多種城市「病」,濃縮在一百分鐘的電影當中,難免有點貪心。劏房戶的艱難相,金融業的吃人文化,城市天台農莊,中港家庭等,都是值得延伸發展的議題。面對種種幸與不幸,有人被說成是裝睡的人,可是我們倒是要切記,這個城市有多少被隱沒的聲音,是為了多麼卑微的願望,而拼命掙扎求存。正如導演黃進在某次映後會談到,借助擁有較大話語權的演員,配合電影這個穿透力強的媒介,我們或可以為弱勢者發出與主旋律不協調的呼喊。

 

注釋:

[1] 麥佩雯(2017年3月30日),〈【一念無明藍本.三】公立精神科 醫生約3小時看30個舊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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