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映室】《風景》映後談:派對心的公民抗命.音樂在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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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社會運動一個接一個,頻密得讓我們少了一個喘息的空間,少了一個時間梳理這一連串的社會事件。《風景》記錄了這幾年社會在頻繁社會運動中的變遷,讓我們在回看香港這幾年的同時,也思考更多參與社運的形式,例如對音樂的想像。

2012年對導演許雅舒(Rita)來說,是很低氣壓的一年,因為當時接近每星期都有示威遊行。而那低氣壓像是有一班人在吶喊,但外圍的人根本對事情不聞不問,毫不關心。《蕩寇誌》這首歌在電影中來回重覆播放,為電影帶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當抗爭落入最失落的狀態,我們就去唱歌振奮我們的精神狀態」。抗爭其實在大理念及口號外,簡單的歌唱也可以延續我們的精神面貌、持續我們的抗爭。

有觀眾質疑電影美化了2012年的「佔中OC」 (響應美國華爾街對抗資本主義,佔領匯豐銀行的運動),並指運動後期傳出的負面事件會讓這運動添上污點。獨立音樂人梁穎禮(阿禮)視運動為一場試驗,指即使當時有人犯了錯,他們卻選擇透過反「正路」的方法,去了解事情因由。阿禮舉出OC期間,有一名男士常常在附近的女廁偷窺女佔領者如廁,最終被阿禮他們當場人贓並獲。那男子當時囂張地要求報警處理,因為他知道最後也只不過是以遊蕩罪處理,他已將法律刑罰習以為常。阿禮和其他佔領者最後未有報警處理,也斷不是將懲罰訴諸暴力。他們希望與那男士對話,讓他去面對自己偷窺的欲望。從而,希望問題得到根本解決,而不是把簡化成「非正常」的問題,單純地矯正處理就算。Rita認為大家執著一個運動是否存在污點,其實很潔癖,質疑為何運動不可以有錯,就像形象不可以有污點,公眾人物也不可以有錯。而且,單憑印象去判斷一場運動,我們很容易忽略了當中的細節和過程。《風景》的重點便是去討論運動中曾討論及質問過的事,去反思更多我們參與社運的形式。

阿禮有一句說話:「用派對心去公民抗命」。他覺得既然要長時間留守在佔領的地方,沒有道理長時間也維持很氣憤的狀態,倒不如「把佔領的地方建立成好玩的地方」。在反高鐵的其中一個星期,菜園村農夫帶了菜到立法會門口賣,阿禮當時也到了現場打鼓。「佔領」頓時變得很歡樂,甚至變成讓人可以留守的嘉年華。誠然很多人會不解抗爭為何要如此歡樂,亦有觀眾表示抗爭是希望盡快有成果,長時間留守並非抗爭者所期待的。但現實是抗爭往往需時,如果抗爭需要持續,就需要正面的愉悅,為抗爭提供持續下去的力量。

反高鐵為社會運動帶來很多啟示。原來我們不一定要在禮賓府示威,我們可以苦行;我們不一定要衝鐵馬,我們可以斷食。阿禮希望可以用各種形式的方法,引起公眾的注意,讓大眾有一個切入點去了解走出來的人在做什麼。很多人會說社會運動激進,但其實是否激進也視乎我們如何去建立參與的形式。其實反高鐵的抗爭方法並不是嶄新的創意,韓農早在2005年反世貿衝突時,已經給港人示範了抗爭的可能性。他們既衝鐵馬,又苦行。Rita道:「韓農霸佔了干諾道煮即食麵這一幕,讓我很震撼」,她認為他們其實才是香港的佔中先驅。

阿禮與朋友在2012年「佔中」的11個月中,試驗在社會運動現場加入音樂元素。有人會唱歌、玩樂器,希望在公共空間表達自己的想法,並透過音樂去凝聚大眾,延伸討論。不過,這個試驗在雨傘運動中卻未能延續,為他帶來很大衝擊。當時有獨立音樂人用簡約的方法在雨傘現場玩音樂,卻換來指罵。他認為傘運的二元對立,讓人在每一件事中,要分對與錯、黑與白、實用與無聊。在社運中音樂的定位,為阿禮帶來如何參與社運的反思,但作為音樂創作者,音樂依然是他介入社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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