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低賤黑人、強迫陽剛,與平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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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港譯:《月亮喜歡藍》)摘下今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1] 有人說是多得川普(Donald Trump)。正如伊朗名導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新居風暴》(The Salesman;港譯:《伊朗式遷居》)得最佳外語片獎,除了是對電影本身的認可,或許也是對川普入境禁令的回應──至少法哈蒂就利用了缺席和得獎感言來表示抗議。[2] 然而,奧斯卡有其政治性,並不是從這一屆才開始的。得獎感言就是證據之一,尤其是近年。即使不是每年都有同志電影入圍,但在致謝之餘,不忘發表同志友善論的得獎者,幾乎每年都有。因此,現在才忽然把《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勝利歸因於美國國情,不全無道理,卻忽略了過去每一屆,包括個別得獎者的謝辭、整個頒獎典禮的設計,乃至於由誰得獎,又何嘗不反映美國國情?奧斯卡所反映的,也不是「真實的」美國國情,而是包括奧斯卡在內的整個美國電影工業所再現(represent)的美國國情。姑勿論電影文本自有其想要說的話,當它被置於奧斯卡的脈絡下,它就會被賦予新的意義──奧斯卡所欲再現的意義。言則,奧斯卡會影響我們對電影文本的詮釋,或奧斯卡本身就是一次對電影文本的(再)詮釋。

奧斯卡有奧斯卡的詮釋,詮釋不必然要與作者的原意吻合,但我們也不必然要接受奧斯卡的詮釋。在替《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得獎貼上兩大政治正確的標籤──黑人和同志──前,且讓我們暫時放下奧斯卡,回歸電影文本。畢竟,奧斯卡選《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為最佳影片是政治正確之舉,不代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就是個政治正確的文本;《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拍黑人、拍同志,不代表它就是為黑人和同志爭權的平權電影。平權並不是黑人電影或同志電影的唯一面向,黑人電影和同志電影也可以不平權、不政治正確。而《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不政治正確」之處,在於它與黑人和同志這兩大平權論述並不相符,甚至極力避開。

先從黑人或種族談起。《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是一部黑人電影,更是一部全黑人電影。白人在電影中全是路人,而且數量極少(第三段餐廳裡的女食客應是全片唯一白人)。去掉了白人,當然不等於去掉了種族歧視(即不會因為白人在電影中缺席,電影中的黑人就進佔白人的位置,不再在社會底層掙扎),但既然種族歧視之所以發生,都是因為一個種族被認為比另一個種族高貴或低賤,去掉了白人這個較「高貴」的種族,也就去掉了高貴與低賤的對比,或去掉了擺脫低賤、成為高貴的慾望。有別於黑人平權電影多聚焦於黑白對比、黑白衝突,甚至黑白友好(例如,入圍同屆奧斯卡的《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港譯:《NASA無名英雌》就頗強調白人在黑人平權之路上所扮演的協助者角色〕,[3] 並以黑人能與白人平起平坐、黑人能享有白人所享有的權利為優先關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卻執意只拍黑人,只拍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

沒有白人、只有黑人,沒有高貴、只有低賤;換言之,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裡,成為白人──與白人平起平坐、享有白人所享有的權利──並不是低賤與底層的解方。只拍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並且不拍他們如何掙脫這種生活,使《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免於落入向上流動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也使之在云云旨在爭取權利、並視白人為權利的指標的平權電影中,別豎一幟。白人不是黑人的解方,甚至沒有解方,身兼導演及編劇的貝瑞.傑金斯(Barry Jenkins)的超越性視野,在這一點上可見一斑。沒有解方,黑人便不是一個必須被處理、被解決的「問題」。主角夏隆的母親不必然要戒毒、夏隆和母親不必然要脫貧、包括夏隆和母親在內的所有黑人不必然要向上流動──不必然,其實也是不可能。就連作為夏隆的父親形象(father figure)的尤安,極欲從沉淪毒海的夏隆的母親手中拯救夏隆,但事實上,他自己也依靠販毒為生,就是他賣毒品給夏隆的母親的。他也是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的一部分,並不比夏隆的母親優越多少。《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鏡頭或嫌唯美(畢竟是王家衛的大粉絲嘛),卻寫實地描寫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並且不強迫他們向上。不強迫向上,未必是出於妥協,更可能是出於理解和體諒──理解和體諒渴望改變卻改變不了、身不由己的苦況,一如尤安對待夏隆的方式:不能救走他,只能陪伴他。

尤安對夏隆說,「時候到了,你就得自己決定要當什麼樣的人。」(At some point, you’ve got to decide for yourself who you gonna be.)可想而知,這句話輕易地就能被平權論述所挪用,讀作:你可以自己決定要當什麼樣的人。這類「做自己」的說法,在同志運動中屢見不鮮。可是,尤安的意思真的是夏隆可以決定成為任何一種人,只要夏隆想就可以嗎?至少,尤安無法不販毒。《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參考了侯孝賢《最好的時光》的三段式結構,[4] 第一段結束在夏隆母親質問尤安「你要替我養兒子嗎?」、「你還會繼續賣我毒品嗎?」的第二天。尤安早就把自己當成夏隆的父親了,但他販毒也是不爭的事實,而夏隆痛恨吸毒的母親。第二天,夏隆問尤安什麼是「玻璃」(faggot),又問他是不是在販毒。第一段結束在尤安的自我質疑,同時也是對尤安的父親形象的質疑──販毒作為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的一景,會永永遠遠如鬼魅般纏繞著尤安所欲成為的理想陽剛:父親。更甚的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沒有給予尤安「改正」的機會,因為在第一段中戲份吃重的他,到第二段時已經不在人世。

如果連形象陽剛的尤安都無法決定,或決定了也無法按決定選擇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更何況是陽剛不足、陰柔有餘的夏隆?如上所述,《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裡沒有強迫向上──卻有強迫陽剛。風格唯美的《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對霸凌的處理也許不及某些同志電影般血腥,但已足夠有餘地交代了夏隆被排擠的原因──夏隆的母親毋須直指夏隆不夠陽剛,她只需要每天用謾罵來轟炸夏隆,又反問尤安,「你會告訴他(夏隆)為什麼別的男孩總是欺負他嗎?」(You’re gonna tell him why the other boys kick his ass all the time?);而尤安不敢回答,因為不夠陽剛在黑人文化中是禁忌。由於《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只拍黑人,所以夏隆被排擠的最大原因不是黑白之間的階級之別,而是黑人內部的階級之別。這是只拍黑人的另一點「好處」,也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與呼籲團結的平權電影之間的另一點區隔。雖然同屬底層,但黑人內部不是沒有階級之分,陽剛與否直接影響位階高低。關於這一點,可以向同樣探討性別議題的非裔美國女性文學借鏡。以愛麗絲.華克(Alice Walker)為例,她最著名的作品是1982年出版的書信體小說《紫色姊妹花》(Color Purple),該小說當然也談與種族歧視脫不了關係的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但沒有少談、甚至談得更多的,是低賤的黑人的底層生活中,男性對女性、陽性對陰性的歧視與暴力。[5]

身材瘦小、沉默寡言、打不還手,因而被視為不夠陽剛的夏隆,被強迫陽剛,再次證明不是他想當什麼樣的人,就能當什麼樣的人。尤安的話可以被讀作黑人宣言,也可以被讀作同志宣言──不要被膚色限制、不要被喜歡同性限制,勇敢做自己吧!但是,夏隆再勇敢,勇敢到當自小所憧憬的凱文因遭受群眾施壓而揮拳揍他,就昂首挺胸、任由他揍,卻無法勇敢地拒絕陽剛。第三段的夏隆完全變了一個人,從不夠陽剛的男孩和少年,搖身一變成為極端陽剛的男人。他繼承了尤安的陽剛氣質,也繼承了尤安的販毒事業。但尤安在天之靈目睹這一切,會感到欣慰嗎?也許未必,因為如今的夏隆雖然不會再被欺負,但他也無法「做自己」。成年的夏隆的極端陽剛是他的保護罩,保護他在崇拜陽剛、賤斥陰柔的黑人社群中不被盯上,但這並不是夏隆所欲成為的人。夏隆所欲的,是「青梅竹馬」的凱文;所欲成為的,是凱文的戀人。

很難說《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有沒有成全夏隆這個卑微的渴望,或至少,成全的方式並不如某些同志平權電影般構築理想──愛情得以見光,同志得以成婚。但這一點也正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接地氣」之處:無論是在種族歧視猶在,黑人難脫底層生活上;無論是在父權猶在,陰柔男孩難逃被迫陽剛上;無論是在愛情的不確實性上。身為黑人,又拍黑人同志故事的傑金斯理應不難猜到,他的電影可以如何被平權論述所挪用。挪用就挪用吧,但在挪用的同時,這個始終堅守著一個黑人男同志的成長與愛情的小格局的電影文本,會迫使平權論述面對一個與它們所宣揚的理想背道而馳的「現實」。

然而,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的「現實」裡,儘管既低賤又底層、儘管強迫陽剛,卻有一份理解和體諒的温暖貫穿全片,從第一部至第三部,始終伴隨著夏隆。愛上異男是不少男同志的共同經驗,不能跟異男交往和結婚是身為男同志的現實,但是,一個異男替一個男同志打手槍、一個異男細聽一個男同志訴說他對他的愛,這份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愛情的愛情,一點也不輸給名正言順的戀愛和婚姻。

注釋:

[1]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得獎後,包括知名男同志雜誌《態度》(Attitude)在內的一眾媒體,紛紛替其冠上「首部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同志電影」的名銜。不過,何謂「首部」涉及如何定義同志電影。在《月光下的藍色男孩》之前,其實有1969年的《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得過最佳影片獎。儘管兩位男主角的關係曖昧不明,電影也未被清晰定位為同志電影,但片中的同志元素並不亞於當今的許多同志電影。

[2] 美國自2017年1月27日起,禁止難民及七個穆伊林國家的公民入境美國,包括法哈蒂所屬的伊朗。雖然白宮其後澄清,出席奧斯卡頒獎典禮符合豁免條件,不受禁令影響,但是法哈蒂仍決定以缺席來表示抗議。

[3] 陳穎,〈《關鍵少數》:三黑女與白鮮肉〉,2017年2月4日。

[4] Gregg Kilday, “How ‘Moonlight’ Became a ‘Personal Memoir’ for Director Barry Jenkins: ‘I Knew the Stor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The Hollywood Report, 11 Nov 2016.

[5] 《紫色姊妹花》除了是一部非裔美國女性文學作品,也涉及女同性戀(又或者應該說,女同志文學從來都是女性文學的一個分枝)。但當《紫色姊妹花》於出版後三年被改編成同名電影時,原書中的女同志情節被淡化了不少,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因而備受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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