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低頭》兩邊不是人──活在資本主義與官僚制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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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聞說堅盧治上一部作品《翩翩愛自由》 (Jimmy’s Hall,2014)會是他最後一部作品,未幾就傳出他開拍《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2016),並在去年使他第二度獲得康城的金棕櫚獎。不少影評人和影迷對於《我,不低頭》這影片奪金棕櫚有所不滿,尤其是對於那些喜愛風格化、緩慢、平淡和不動聲色的電影的觀眾來說,無疑堅盧治的電影往往顯得過於戲劇化,過於情感豐富。

顯然,若然對世間沒有愛,很難拍出像《我,不低頭》這類作品,這可以說是拍攝社會議題的示範之作。近日多有人討論黃進的《一念無明》,因他切中了時代的癥狀──精神病患。可以與堅盧治比較的,是因為大家都在拍關懷社會議題的影片,而堅盧治則延續他對下層的愛,拍攝老人和勞工的問題,這也是為何他常常被稱為左翼導演的原因。

電影的英文名字是“I, Daniel Blake”,其實是未完成的句字。觀眾知道,這是一個關於Daniel Blake的故事,而是從「我」這個角度出發,說明Daniel Blake是一個怎樣的人。那麼,Daniel Blake是一個怎樣的人呢?他是一個老人,一個在工作時心臟病發的老勞工。醫生判定他暫時不適合工作,因而他去拿失業救濟金,但福利處的評估卻認為他有能力工作,故駁回他失業救濟的申請,他只可以申請求職者津貼(Jobseeker’s Allowance)。顧名思義,這份津貼需要他不停去求職,證明自己求職,並要證明自己積極地求職,他才可以繼續拿這份錢。

堅盧治的電影一刀切中英式官僚和福利制度的核心:官僚制度關卡層層、毫不針酌,冷酸而鐵面,國家在右翼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下,需要縮減福利開資,就是透過這種鐵面不仁的審查制度,不斷迫人走上它要求人民軌跡,直至他們放棄領取福利。

有人把堅盧治和戴丹兄弟( Dardenne Brothers,同時兩獲康城金棕櫚獎)的作品相比,這比較是好的,正正突顯兩組創作者不同的取態。戴丹兄弟集中討論道德與倫理的問題,例如殺自己兒子者成為自己的學徒、貧窮的父母該不該棄養新生嬰兒……,但堅盧治的電影往往直指制度,人的善心與同情無能左右。《我,不低頭》其中一幕是說Daniel不懂用電腦,但福利處所有的格表都已經電子化,於是他就暗地求助福利處職員Ann──她是唯一一個在政府部門中表露出同情的人。在她正在暗中幫助Daniel填表之時,觀眾也可以猜想到,Ann的行徑被上司發現,就被召到上司辦公室中責罵。觀眾在電影中看到制度的層層牢固,所有的善意都被官僚架構調整成「中立」而無情緒。Daniel在整部電影中則像是在面對冰冷的牆。

堅盧治作為左翼電影人,他的電影中必不缺乏共同體。左翼經常強調串連和團結(solidarity),是以堅盧治的影片中都會出現帶有共同信念的共同體:有些是打游擊戰的同志,有些是工會中的同伴,《翩翩愛自由》中則是小鎮中想尋找自由的人。影片中既有共同體,就會出現共同體中的共同與不同,所以堅盧治的電影中往往會出現一段長達十分鐘、極為精彩的共同體內部爭拗片段。然而這次在《我,不低頭》中,堅盧治的共同體形態改變了,不是擁有共同信念的理念群體,而是Daniel和他的鄰舍單親媽媽Katie並她的一對子女,極像是由基督愛鄰舍而構成的共同生活群體。Katie是無家者,由倫敦被編派到紐卡素的公共房屋居住,她的具體情況與Daniel不同,但所遭遇的官僚冷牆則是相同──她的生活津貼被停止了,因她到達福利處比預約見時間遲了數分鐘。架構的牢定在於,不論你遲到的原因是甚麼,遲了就是遲了,就要停止津貼。

Katie找不到工作,失去了津貼,雖在生活上得助於Daniel,但她還是需要實質的金錢來支撐她的生活。後來的結果是可想而知,Katie當上了名義上為伴遊的妓女生涯,而這也正是《我,不低頭》這個共同體的內部分裂:Daniel作為一生正直不阿的人,在道德上無認同Katie的做法。Daniel有一次以嫖客的身份,去與以妓女(而非母親)身份的Katie相遇,打算相勸她放棄妓女的工作。在道德上來說,這場像是「無私的善」與「墮落的惡」的相遇,Katie無法忍受Daniel的目光而請他離開,就在Daniel想要表達他的傷心和失望的時候,Katie奪門而走。Daniel與Katie在街上無言以對的一場戲甚為動人,他們彼此沒有更多的對白,一邊說傷心和失望,一邊說她袋中終於有三百磅的金錢可以生活,而攝影機(觀眾)也在旁聽觀察在這場對峙與道德拉扯。

當然,正如我上述所說,道德並非堅盧治核心想要處理的問題。電影最後,Daniel終於可以上訴,而很大機會上訴得直可以領回失業救濟金。但他在開庭之前,就心臟病發身亡。他留下了一份想在法庭宣讀的言說,最後由Katie在他的喪禮上讀出。Daniel在這段言說上想表明他不是客戶、不是盜賊、不是乞丐,也不是數字;他不是一隻狗,而是一個人,而在最後,他的言說是這樣完結的:“I, Daniel Blake, am a citize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Thank you”(我──貝丹尼──是一個公民,不多,不少,謝謝)。這裡再次體現了堅盧治和戴丹兄弟的不同,戴丹兄弟會說,我是一個人,而堅盧治則明瞭人在現代社會生活,多一重身份,就是在社會之中,我們都是公民,除了要面對道德的抉擇外,也是面對社會制度的不公不義。

堅盧治的《我,不低頭》儼如一套教材,說明了拍攝社會議題的電影,對社會問題需要何等的研究(應該走訪了不少老人和勞工),對社會制度需要何等的了解,對社會上的人需要何等的愛和耐心,對世界又需要何等的希望和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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