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電影節2017】連結與體察:《家園──伊拉克零年》 的溫柔凝視





中東如披著薄紗,透視著一個若隱若現的世界。我們所看到的,是被約化與扭曲的歷史,真實永不可即。移居法國多年的伊拉克導演Abbas Fahbel拍攝《家園──伊拉克零年》,他所提供的視角不是絕對的、全然的真實。電影給予的,是別種難以概括、畸零的、直視哀痛日常的經驗。在五小時多的悠長時光,我們經歷了真實的生命,如何在灼熱的土地上翻滾求生,又或是盡歸於無。關於中東,總有說不完的故事。

 

1. 導演移居法國多年,家國零年是你回到伊拉克拍攝的紀錄片。怎樣開始萌生拍攝的念頭?為何選擇以紀錄片的形式?

我在八十年代初到法國唸書,當時仍是十八歲的少年,很想遠離家鄉獲得自由。但當我在巴黎看電視上的新聞,與我所認識的伊拉克很不一樣。西方的媒體所報導的盡是一些刻板形象(stereotype),只呈現薩達姆(Saddam)的極權統治。我難以在這些片段裡認出我過去熟悉的家人、朋友。而經歷了八十年代的伊拉克戰爭(註:又名「兩伊戰爭」,屬伊拉克與伊朗從1980年至1988年長達八年的戰爭),更讓我回想自己出生與成長的國家,思考自己的身份。在2002年的2月,我決定返回伊拉克拍攝紀錄片,希望能貼近現實,因此選擇了紀錄片作媒介,呈現一種像counter-shot般、美國電影裡無法呈現的眼光。

 

2. 電影分成兩部分,從凝視家庭,到家庭以外的大眾,為何有這樣的視角轉變與結構推展? 

當我從2002年回到伊拉克拍攝,便決定拍攝我的家人,他們是最好的「角色」,同時可以通過他們尋找自己與家庭及伊拉克的關係,存有親密感(intamacy)。我有二十多年沒有見過我的親人,好像我的兄弟姊妹都已為人父母,我也是首次見他們的孩子。因此拍攝時,我都是一人攜著攝影機記錄我對一切事物的第一印象,觀眾亦隨著我的第一印象來認識我的家庭,認識伊拉克。

從家庭拍攝還有另一考量是,當時拍攝是被禁止的,因此留在家庭裡拍攝也是比較安全。但那時外面的環境是一片亂局(chaotic),我希望以另外的方式來呈現美軍進入伊拉克後的景況。而且家人的房子沒有在戰亂中被炸毀,我希望能走出屋外,去了解我的家庭以外的狀況。我在街道上訪問與拍攝了很多人,他們各自有不同的故事,我最後只能選取了有獨特性格,以及能呈現伊拉克狀況的訪問者。

3. 電影中為何以你的姪兒作敘事主軸?

不是我選擇以我的姪兒作敘事主軸,而是他的選擇。我在拍攝時沒有刻意選擇一位特定的人物,我總在拍攝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但我的姪兒個性很突出,很強烈,因此當我重看片段剪接時,便自然以他作主要「角色」了。但對我來說,所有在片中的人物都是真正的英雄──在這樣的危險環境下過著日常的生活。

 

4. 紀錄片拍攝的是2002年至2003年伊拉克的狀況。為何十年後才重新剪接?而十年的時光凝結了,重看這些片段有何特殊的意義?

當拍攝中途,我的姪兒離逝,令我到2003年3月停止拍攝,也不忍重看這些片段。直到2013年,我原來想拍一套新的作品,紀念伊拉克戰爭十周年。其時我才重新端看那時的片段,覺得很有歷史性,最終決定以那時候的材料剪接成完整的作品。

經過十年再看,伊拉克的情況是變得更差。例如像ISIS的恐怖組織,讓情況變得更混亂。而當我看這些片段時,再重新看到一些已然離逝的人,我感覺像看到他們的「鬼魂」,像捕捉了他們的生命。因此,在電影裡我給觀眾預告姪兒的死亡,讓觀眾看下去時產生與我同樣的感覺。

 

5. 拍攝這部紀錄片捕捉了大量的日常影像,從電影的敘事裡看出剪接的無痕。你是如何處理大量的素材?「日常」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我從2002年2月拍攝至2003年3月,共拍攝了一百二十小時的片段,花了兩年時間剪接。選取片段時,有很多強烈的場景我都沒有放進電影裡,因為它們之間不能組成完整的拼圖,所以電影裡主要是線性時間的敘事方法來呈現日常。我受到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啟發,電影不一定由很強烈的「行動」或「事件」來推展,而是通過「日常」來構築整部作品。

6. 你曾拍攝劇情片與紀錄片,兩者的創作方式有很大的差異。你如何從兩種形式之間轉換思考?

我的第一與第二套作品均是紀錄片(註:2002年的《Back to Babylon》及2004年的《We Iraqis》),到了2008年才拍攝第一部劇情片《Dawn of the World》。拍攝紀錄片與劇情片是完全相反的思考模式。拍攝劇情片需要風格的建構。例如長鏡頭的運用,我是受到塔可夫斯基與溝口建二影響。

而紀錄片的創作倚靠的是直覺。拍攝《家園──伊拉克零年》時,我時常思考與游移於家人與拍攝者兩種身份之間。我將攝影機隱藏在日常裡,好像不存在般,希望他們能視我為家人,在鏡頭前也更為自然。

還有的是,拍攝劇情片需要很多人合作;但拍攝紀錄片,我只能一人拿著攝影機,也是獨自剪接。

 

7. 多年戰爭及與西方國家的矛盾,讓伊拉克被定型為「邪惡」的國度。通過紀錄片,我們能認識一個怎樣不同的伊拉克?「真實」能讓矛盾與衝突能得到和解嗎?

《家園──伊拉克零年》曾在很多國家的不同影展放映,例如美國,曾放映五次。我最深刻的一次,其中一位美國觀眾看畢後跟我分享:「我以身為美國人為恥」(I am shamed to be American)。過去西方國家對伊拉克的呈現都只有戰爭,好像奇連伊士活的《美國狙擊手》。因此,我希望這部紀錄片能提供真相(truth),能鬆動少許的環境,能呈現少許的真實。還有的是,希望能呈現人與人之間共享的人文關懷(humanity),能讓不同人體察與連結電影裡的人物、我的家人,以至所有伊拉克人民。

 

8. 電影的名字為何是「伊拉克零年」?「零年」有何含義?

名字是參考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導演羅塞里尼在1948年所拍攝的《德國零年》。電影中的小孩最後喪生,跟《家園──伊拉克零年》相同。羅塞里尼拍攝《德國零年》時,意大利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猶像廢墟,因此命名為「零年」,重新開始。這跟伊拉克的情況相近,也是經歷戰亂後,一片頹垣敗瓦,一切歸零,然後重新開始。

* 劇照由香港獨立電影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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