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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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放映:家庭電影】《擁抱》、《錄像書簡》與《你有什麼特別的事要我告訴你?》──尋家(我)的旅途





電影的起源,可以說是由家庭電影開始。1895年12月8日,世界仍未有「電影」的概念,盧米埃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在巴黎的Grand Café放映一系列的短片。其中一部《Feeding the Baby》,一家三口擠在鏡頭裡用餐,桌上狼藉,父母忙不迭餵吃嬰兒,場景好不溫馨。影像捕捉了瞬間的家庭日常,在電影出現以前,我們缺乏對「家庭」的影像記憶。於是,《Feeding the Baby》不止是純粹的紀錄,更塑造了對「家庭」的意識與印象。

但「家庭」就是如此嗎?爾後更多異質的影像打破了「家庭」在影像中的呈現。

《M+放映:家庭電影》選映的作品未必是傳統意義的「家庭電影」,卻在各種影像類型中深挖「家庭」這個命題。好像河瀨直美的《擁抱》(1992)、游靜的《錄像書簡1-2》(1993)與《你有什麼特別的事要我告訴你?》(1991),都摻雜了日記電影/家庭電影/散文電影/紀錄片的形式(事實上這幾種類型也有相像與互通之處),從個體尋找失落的家。如果我們仔細觀看這幾部難以分類的影像作品,更能爬梳個人與家庭那曲折幽微的關係。

《你有什麼特別的事要我告訴你?》,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你有什麼特別的事要我告訴你?》,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個人與家庭的對恃

 日記電影與家庭電影大概可由錄像的普及談起。影像仍是稀罕的年代,可攜式錄像讓記錄影像變得輕巧省便,跟生活漸無分割。日常(everydayness)是新近的概念,它意味著秩序、重覆,與現代性的規範與軌道。而錄像就是顯映、明證(manifesto),它既再現日常,同時創造日常。有了這樣的關係,錄像成為確立自我與家庭的媒介與場域。Roger Odin所寫的〈從家庭電影到日記電影〉一文,指出兩者都具有「瞬時連續」的性質:

在一天接一天的書寫/拍攝中並沒有預先計劃好書寫的內容,它們的作者也不知道它們要往那裡前行、移動,以及它的目的地(它們的開始與結束,也從來不刻意去挑選時間)。

由時間決定影像,扭轉作者導演預先設定母題與風格的傳統,成了另類電影(alternative cinema)的養份。除了在美國出現Jonas Mekas這類的日記電影導演,日本也出現了「私映畫」的發展。日本的「私」(可作「我」之義),跟西方的「我」不同。西方高舉的「我」隨著六七十年代的思潮,每每包含著個人的政治(personal politics),例如性別或國族。個人折射群體,突顯「我」的獨特性,從差異挑戰單一的集體。日本的「私」卻自有其脈絡傳統(好像具深遠歷史的「私小說」),更著重個人與社會/集體的辯證關係。從這樣的背景來看,會更明白《擁抱》裡個人與家庭的矛盾與拉扯。

《擁抱》,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擁抱》,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尋父(母)

影像不僅是河瀨直美凝視的眼眸,更是她的身體、感知,連結與靠向家人。她早期代表作《蝸牛》(1994),拍攝她與沒有血緣關係的奶奶(實際上是她的養母)的生活。她們互相通過鏡頭進入對方的世界,河瀨直美的鏡頭靠近奶奶(極近鏡成了《蝸牛》的標記),製造特殊且親密的距離。她更將攝影機交給奶奶,讓奶奶拍攝她,交換「私」與家人的視點。

《蝸牛》前的短片作品《擁抱》,則是追溯父親的過程。父母在她出生不久便離異,多年未與親父見面的她只能以舊照作記憶的憑藉,缺席的父親通過照片顯映。她翻開舊相簿,父母的結婚照成了她記憶中的最大「刺點」。雙親的結合、分離,塑造了她失落的身份。尋父並非修補家庭缺口,而是在過程裡對自我身份的反覆詰問。短短三十分鐘充滿靈光的影像裡,河瀨直美不斷喃喃自語,「是哪一個河瀨直美在尋找過去?」。自我的腹語在照片、出生紙等物件,與自然風景中穿梭滑行,將「我」投射與寄身在客觀事物裡。我們一般理解畫外音(voice-over)都是影像的說明與陳述,而這些充滿歧異、絕對主觀的低迴語句,與影像拼合出新的意義。有時候,她宛若宣告般,讀著出世紙的內容:父母與自己的名字、出生日期,自我的身份猶像在各事各物裡轉化重生。

尋父的過程裡,亦常見自然的空鏡,與昆蟲的近鏡。像前作《蝸牛》捕捉四季更迭,河瀨直美總在自然循環裡感悟生死起滅。其中一場刻意以快鏡,讓自然快速流過,如時間的急浪。她幽幽地道:「There’s wind with light, the water with weeds, and children with their mothers.(那兒有風與光、水與草,孩子與母親)」鏡頭之間溢出泛白的光,有時甚至將自己的身影與事物刻意曝光,看不清原來的模樣。她拿著攝影機,朝向鏡子裡的自己。自身在影像裡都是分碎的模樣。好像那些唯一替代記憶的舊照,一幀一幀的攤陳,無法組成完整的關於父母的回憶。於是,她重新填寫記憶──端著父母的舊照,回到照片所攝的地方,一邊念著攝影的日期與地址。眼下的她身處昔日父母的所在。如像偵查案件,重回「案發場地」,逐點逐點檢拾散失的記憶線索。家庭照片由是成了敘事的要素,她甚至直接將照片(好像Chris Marker的《堤》)串成一組蒙太奇,泯去照片之間的時間差距,讓無法湊合的時刻重新組裝。

《錄像書簡1-2》,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錄像書簡1-2》,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我」──尋找的主體

如果我們說家庭電影都是以事件(event)串連(生日、結婚、家庭聚會或更多特殊時刻),《擁抱》的敘事刻意抹去事件,河瀨直美並無以圓滿破碎家庭為影像目的。筆者尤甚喜愛的是河瀨直美嘗試打電話給父親的一段。她掙扎良久,自我質疑:「我應該打給他嗎?我應該怎樣做?」,有人接聽,然後旋即掛上。她的臉浮現,逐漸覆疊起來,渙散然後融解。接著是一段漫長的地景碎片,配上旋轉木馬的音樂,像回到兒時的遊樂場。她終於鼓起勇氣。電話接通,與父親對話。

河瀨直美的尋父旅程銘刻在她日後的作品。早在1988年的短片《爸爸的冰淇淋》已直面父親。後來紀錄片《在世界的沉默中》記錄父親死後,以紋身的痛楚將父親印在身體。即便是到了劇情片《第二扇窗》仍有往東京尋父的情節。

游靜的《錄像書簡1-2》與《你有什麼特別的事要我告訴你?》則是尋母──尋找身份的根源。

兩部短片也是游靜寫給缺席的收信者的書信。影像裡沒有說明與收信者的關係,只是喃喃說著一些絮語,或更多是意義不清的詰問,隱約之間探問語言的權力與本質。由是觀者便如第三者般侵入這片私密的敘述空間。如果我們嘗試理解而無法理解,那是因為我們都是偷看別人私信的偷窺者。

《你有什麼特別的事要我告訴你?》,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你有什麼特別的事要我告訴你?》,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錄像書簡1-2》以粗糙的黑白影像,照看游靜的生活。鏡頭以近鏡注視倒置的臉,然後不斷移動,時而拉遠時而靠近。生活的細碎物件、別具象徵意味的書刊等,瞬間的「我」與這個時代,都凝結在影像裡。中英夾雜的話語,繼續推敲著語言的意義。最後流行曲〈皇后大道東〉響起,「我」迴盪在歷史裡,無法割裂。

《你有什麼特別的事要我告訴你?》不同的是加插了許多官方的影節,像政府宣傳片,「我」跟世界的拉扯更為激烈。英語旁白繼續幽幽的念著複雜艱澀的信,影像浮幻:自由女神像(影像從美國緩緩移返香港)、一群渡海的泳手(讓人聯想到鮑藹倫的錄像作品《兩頭唔到岸》)、如劇場的場景女演員的煙視媚行……影像之間的關係鬆脫後,剩餘下來的是飄蕩流離的情緒。影像後段進行了一場「語言實驗」,畫外音以廣東話直接質問:「咁點解要用英文講?(那為什麼要說英語)」然後語言斷裂,中英交錯,語音吞沒另一語音,影像質疑影像。

當然游靜對立身之地與根植的身份充滿自覺。語言終究是權力的建構,我們身在其中,無法繞過深埋的矛盾與對恃。尋家不過也是尋己,在尋找的過程裡觀照個人,「我」才能構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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