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葛斯．范桑（Gus Van Sant）的《大象》（Elephant，2003）是為我打開了一通靈感之門的電影，除了對電影本身的欣賞，它讓我認識到Alan Clarke，80年代英國的電視／電影導演。范桑的桂冠之作取名自Clarke於1989年同名的短片。“Elephant”，抽自諺語“The elephant in our living room”，意指集體無視、否定潛藏的窒礙。這是一部言簡意賅的短片，借用當時警方的報告案件，以冷峻、客觀紀實的技法，單單描繪18宗真實的殺人事件，藉著幾乎反戲劇反人物的方法，反而建構了一種強大的戲劇壓迫感，使觀眾如我直視當下的社會壓抑。其與Ken Loach 與類近所謂「社會關懷」議題系電影不同，《大象》的實踐將電影藝術與社會現象結合，「以虛構質疑虛構」，取消了觀眾與對象的強烈分野，讓人有種不斷自問的意覺：「這是真實的嗎︖」「我好像理解這種失控︖」「為甚麼我沒有殺人︖」震撼之餘讓人自省。范桑的破格之作只可以說是一部千禧後的再版，將科羅拉多洲科倫拜校園槍擊案搬上大銀幕，告訴你，這只是美國恆常的一天。
《大象》是一個起點，後來各個發達社會也持續出現出人意表的暴力事件，讓社會紀實作品出現了一種新的關懷。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的電影，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唐．德里羅（Don Delillo）的《白噪音》、《Monster》的衍生小說《Another Monster》到新近出版，Bifo Berardi 的《Heroes》等等作品都是直接間接試圖處理那只「客廳的大象」──到底潛藏著甚麼問題？讓我再度反思這個話題亦皆因近年除卻歐美日本、「無差別殺人事件」也在港台頻繁發生。在日本引起極大爭議，剛翻成中文的《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是一個極其恐怖的少年犯「前少年A」的自述書，讓人震驚的是，他居然是一個成長經歷平凡，受到父母愛戴的14歲小朋友，沒有了童年坎坷的經歷，我們要怎樣解釋犯罪行為︖「邊緣人」只是一種方便我們描述事件主角的用詞，我們活在這個世代，正常人要變成邊緣人需要的，可能只是一小步。
要理解社會，絕不能單單當它為一個對象，再正常、富足的人也有失常的因子，為得活著，無論是身體上或是心理上的，再離奇的事也是人之能及。懂得製造爭議的媒體／創作人不應只是站在中介人的身位，應該認識到自己就是事件中的對象。以第三身看自己和世界：因為多私密、多自閉的思想，在在平衡著「人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同樣，無論多客觀、外在的事件，亦不過是反映著「自己正過著怎樣的生活」。「隨機暴力與自毀」作為一種當代現象正是一種自己和世界失聯的極端表現。「隨機」的意思就是每個人都會有和世界失聯的時刻、成為罪犯的時刻、自毀、無望的時刻，重要的是，怎樣善用這種與他人的同理關係。作為Story-teller，心理上隨時作好成為「罪犯」、「精神病 人」、各類「邊緣人」的準備，才能最接近真相。
相比起Alan Clarke的年代，不容否認，現在的世界加倍凌亂。傳統媒體若墨守成規將難以獲得觀眾的代入與感應。美式娛樂連續劇的發佈模式；網絡媒體視像的隨機實感；傳統新聞式紀錄的嚴肅事實；虛構社會戲劇的張力與關懷，各處挪移，不難創造出新式的社會綜合媒介去描繪當代世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