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殺前傳:首爾站》──「家」的尋找與失喪

一、「喪家」與「返家」之旅

論及「家」的定義可從兩方面而言,其一是空間性的存在,有實在而固定的地點,是歸返之地,與「遊徙」、「冒險」相對,為人提供休息、保護的場所;其二是情感的牽絆,關乎人際關係卻不一定建立在血緣聯繫之上,人因著群聚而得到精神與心靈上的依伴。一般而言,首都城市為國家之中建築與人口最密集之地,大量喪失情感與思考官能的喪屍充斥其中,入侵城市的慣常空間,辦事處、醫院等一般而言為市民提供保護的場所全然失效,主角為了求生唯有另闢逃亡之徑,遊走於路軌、高壓電線、施工棚架等非常規路線──沒甚麼比城市中的喪屍更有效地從空間與情感層面破壞「家」了。

前傳的故事清晰明朗,雙線敘事的一邊為惠善 老乞丐的逃亡過程,另一邊為基雄與大叔尋找惠善的經過。在惠善與老乞丐同樣為 「離家」之人,以首爾火車站為暫時居所卻適逢遇上在此處流浪漢中爆發的喪屍病毒,二人在偶爾間結成逃亡組合,渴望尋找安全的地方。雖說二人皆為「離家者」,但是離家出走的惠善失喪的是精神上的「家」,依然有回返之地(空間),基雄與大叔又為其提供精神上的歸屬;老乞丐的情況則大不如惠善,起碼在電影中所見,作為暫時避難所的首爾站的全然淪陷,亦未見他有親友支援。導演對城市空間的活用使二人的「喪家」與「返家」之旅有更豐富的維度。

二、在「家」中喪家

首都是為國家的經濟樞紐,要應付龐大的資本流動需要配合迅捷的速度與基建。拆卸與重建將是這片土地中最為日常的變動,這是資本的恆常衝動──消滅空間的障礙,淘汰舊的空間,不斷建立新的設施以應付經濟轉型,讓資本進一步集聚、流通。大型交通基建如火車站正是為達成這種意圖的地理景觀,以便捷的交通跨越距離的障礙。這亦是馬克思所言的「時間消滅空間」之意。然而,被時間所消滅的何止空間,原本居住在該空間之中的人亦同時被擊落,因著無法追上與空間革新同步進行的經濟轉型而流離失所。建築廢料可以移走、堆填直至分解,但是在空間調整中被淘汰的這群人,只能留在原地,在自己的「家」(國家)中成為喪家之人。

病毒的散播首先在火車站開始的,但其設定並非該類型電影中慣有的「人流流動大」即止──那是夜晚的火車站,早已關閉,並無市民的迅速散聚;感染的迅速散播正好與「流動」相對,若非一群因流離失所而只能長居火車站的流浪者大量聚集以火車站為家,成為首批感染者,加速了病毒在夜晚的傳播速度。這群人正正是城市當中最不具備「流動」能力之人;感染亦與其「低下」而衛生不佳無關,只因為他們在發展之中停滯,滯留在這「高速移動」的空間,便成為病毒的溫床。

老乞丐被軍隊射殺,彌留之際的最後一句話是:「如果我們找得到保護之地,大概就不必如此」。大概只有死亡能讓其停住不斷追趕的速度的逃亡,死亡成為資本時間下,他們唯一的應許。

三、重構「家」的可能與不可能

示範單位與廣告的功用相若,關於慾望的投射,將受眾理想中的生活形態實體化──城市的「烏托邦」建立在這些廣告與示範單位之中,其中承載的形象亦是前文提及的空間調整所嚮往達成的景觀。「示範單位」最重要的功用並非展現未來生活空間的可能性,而在於它是一個終極的理念,是支撐國內之人工作與維護安定的基礎;亦因為它只作「示範」而不作「使用」,它永遠與想像的理想圖像結合出現,使它能保持一塵不染,永遠是「家」的最佳典範。

電影最後的一幕在小區的示範單位中發生,當城市陷入一片混亂之際唯一的安寧之地,似乎無論在正常時期還是在緊急狀態,這裡依然是「家」的「烏托邦」,電影的緊張氣氛亦在此得到緩和予人塵埃落定之感,但是更大的顛覆卻要迎面而來。

如果要說在病毒爆發後的劇情有所謂「人性的光輝」,惠善可算一路受其「光照」:前半段老乞丐的扶持,或是中段青年將她的手抬起讓她順利過渡到房子之上,這些救助者完成為惠善「擺渡」的任務後一個被政權機器的武力鎮壓所殺,一個在救援惠善的途中被喪屍捕獲。這樣的安排雖說頗為戲劇化(畢竟女主角一路過來似乎無法掌握狀況,體力上亦不如同劇其他人),惠善的「幸運」只是為了讓「尋覓然後回家」的路線得到完滿,在波折重重之後來個「大團圓結局」,淨化之前的殘酷劇情。

「示範單位」中的「大團圓」,沒有甚麼比這更理想的結局,亦沒有比這更適合引爆「理想之家」的場合了。

如果說在老乞丐的故事中「家」的維度在空間層面,那麼惠善故事所指向的是情感與精神。經歷了一系列的驚險逃生,終於來到烏托邦式的「家」之所在,此處似乎並未被喪屍盤踞,是全劇少有的安全之所。基雄與大叔分別代表著非血緣與血緣的「家人」定義,因著動亂的破壞之力三人反而能夠冰釋前嫌,基雄能夠克服一己的自私軟弱決心保護惠善,大叔作為「父親」亦原諒了離家出走的「女兒」──在一片廢墟之上,反而得到了重構理想之「家」的可能性。

在一片廝殺劇情之中,基雄與大叔排除萬難要尋到惠善的舉動是暴戾之中唯一的「換氣位」,「尋覓」的行動證明「重構家園」的可能性。劇情最後的爆發是,所謂的「父親尋女」最重要的目的是追回欠債,而惠善真正的父親早已不打算為女兒負上責任,在大叔上門追債之時已經避走了。此一安排的意義除了突出「人性的險惡」(在最重要是互相扶持度過的危急時期,錢財始終是「更重要」的考慮)之外,還需配合事件發生的場景思考:代表著將「理想」實體化、排除現實困厄的示範單位,最後亦被「現實」所入侵而無法維持其原本的秩序──大叔與惠善的父女相姦,喪失情只遺下破壞蠻力的喪屍,毫無良善可言的虐殺。一方面表明了現實中腐壞之滿溢已經足以動搖理想的烏托邦,另一方面又以示範單位的完美配置對比其中的人物,人物如何以本能行動破壞高度理性的「繁榮」表象,從而檢討所謂「繁榮」之下所掩埋的暴力與無序。重構「家園」的嘗試至此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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