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沙地阿拉發》（A Hologram for the King）原名中的hologram即全息立體投影，使用者開視像會議時能看見對方真人比例的立體影像。有甚麼用？我不知道，那是電影主角Alan的工作，因為他是個推銷員，奉命到沙地阿拉伯向國王爭取承包新發展區的全息投影工程。但所謂新發展區的絕大部份範圍仍是沙漠，Alan 在那裡總是「不知為何會走到這裡」的狀態──其實他被派來中東之前便已經落入這境地了。電影甫開始便以戲謔電視廣告的形式交待前事：房子沒有了、車子消失了、妻子不見了，一個典型美式中產的生活煙消雲散了，而主人翁不知究竟，就如很多因金融海嘯而失去養老金的人始終莫名其妙。《沙地阿拉發》的笑話與反思繫於一個「謎」字：人生際遇、世界局勢、國王出現的時機，都如沙漠地勢的變化一樣難以捉摸。Alan本貴為跨國集團董事，今日還原為「寂寞的推銷員」，流落異鄉，這戲卻不是講「中年危機逆轉勝」，而是「風景不轉心境轉」的故事。
他人與他鄉的處境設計，凸顯了Alan的迷茫狀態，也是笑話的來源。笑話往往跟身份認同有關，關乎「我們」與「他們」的分別。這分別可以是國族、性別、階級，正常／怪異，以及成功／失敗。笑話引起的主觀情感刺激，可以紓解身份差異之間的客觀矛盾與張力。《沙》片中的文化差異，起初看來還是有點西方中心的優越感，例如當地司機Yousef「因戲人妻而怕暗算，被人在車裡裝炸彈」的恐怖主義冷笑話，可使美國人Alan寒意徹骨；當地商談對象的反口覆舌，以及「想見的人總是見不到」的卡夫卡式遭遇，也使本性憨厚謙和的Alan感到「唔係路」，按捺不住而用「自己方式」開路，反而有所收穫。這些情節背後似乎仍是文明／不文明的衝突。哲學家Simon Critchley在《你好，幽默》（On Humour）中提到，幽默感往往把人帶回其歸屬處，跟同胞分享那些不能言傳之妙。民族文化的笑話通常表達出兩點：一是外國人沒有幽默感（不懂笑），二是外國人本來就很好笑。
問題來了，在沙地阿拉伯，Alan才是外國人。Critchley 所講的，對Alan和其他角色都適用。換言之，在這齣會有美國人看的、講一個美國人在異地的美國電影當中，每個角色都可以是「沒有幽默感的可笑外國人」。Yousef的幽默感對Alan只有反效果，而Alan對當地人的問題「你是不是CIA」的戲言「只是當兼職」也幾乎闖禍。後來Alan跟Yousef一家埋伏在羊圈外圍對付野狼時，Alan沒有扣下扳機，就是因為他察覺到自己（跟美國的資本家）其實是狼，是羊的他者。因文化差異而起的誤會產生了笑話，是常見的喜劇設計；但這在《沙》片中，笑話出現時卻不一定好笑，源自誤會的笑話轉為源自笑話的誤會，便有一些後設意味。
《沙地阿拉發》反身地玩味著「誰和誰在笑誰」的族群笑話邏輯，不得不提故事中另一種他者：中國人。這電影也會發行到中國，「誰和誰在笑誰」的問題便更複雜了。在金融海嘯之後，Alan和其他美國人同樣走上衰頽的道路，而中國崛起，以前學了美國的東西，今日成為強大對手。因中國競爭而產生的焦慮感滲透了這齣戲，這戲卻不是大美國意識的一記反擊，不作貶損。這是個後中年危機療癒故事，雖然開局是謎樣的資本主義危機和卡夫卡式的荒誕處境，結局卻非解謎逆襲，而是改變人生軌道，發展異地情緣，作個沙地姑爺，與謎共舞。文化身份就如一個立體全息影像，始終是個幻象。要療癒，《沙》片便要讓觀眾代入主角的處境，想像自己成為他者，想像自己是個跨越時空的立體影像。
電影的信息是接受現實，沒法改變環境便改變心態。然而這種「接受現實」的心態本身是否如也全息立體影像一般虛幻？Critchley推崇的一種幽默，不會引人爆笑，而是會心微笑，往往是自嘲的苦笑，讓人抽離地回望自身可笑之處，以他者的眼光看自己，超現實地看現實，繼而覺察現實轉化之途。《沙地阿拉發》令人微笑多於爆笑，但它對於改變現實的啟發性是否闕如，抑或心態轉變也可以是變革之一種，或許需要觀者對現實世界和自身作出抽離的回顧才能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