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在2014年一場名為「從電影及電視文化走過來的錄像藝術」的講座中，香港影像藝術家及Videotage的創立者鮑藹倫將自己的影像創作與60年代香港TVB初初興起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及一系列電視娛樂進行關聯，她將自己這一代的錄像藝術家描述為「從電視文化走過來」的人──區別於僅呈現聲音的電台和早期只有畫面的電影默片，他們更為熟悉聲音與畫面的同期作用，對影像的理解與感受更為個人化，愈發豐富的電視節目亦為他們提供了多樣的創作素材。更重要的是，電視作為延展性極強的傳播媒介，為他們對影像之公眾性的理解提供了清晰的說明。
基於對電視媒介的理解與接納，隨著80年代超8毫米膠片的沒落與攝像機的出現，個人化的影像創作逐漸在香港形成了一個與電視及電影具有區別的分類，藝術家們使用「挪用」、「重構語境」、「再媒體化」、「超媒體」、「介入公共媒體空間」等等方式作為創作手段，此時電視不僅僅是錄像藝術家們重疊拍攝的對象，同時它亦代表著這一媒介的公眾性、娛樂性、政治性、意識形態承載力、資本運作力等等，構成創作者們引用、辨識，進而分解的對象。
媒體研究學者Michael Z. Newman在著作《錄像革命：一個媒介的歷史》（Video Revolu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 Medium）的開始就將錄像的發展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電視播放發展并滲透主流時常的階段，此時「錄像」與「電視」為同義詞，兩者之間並無區分；第二階段中，電視已經佔據大眾傳播的主流地位，錄像則藉助錄影及其它新生技術與手法成為診斷電視既有問題的另類媒介……第三階段裡，作為數字移動影像媒體的錄像已經成為囊括電視及電影在內的移動影像媒介。區分這三個不同階段的要素是它們的主要技術（傳送、模擬錄像及回放、數碼錄像及回放），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技術背後的想法，以及它們的使用者及用途。
當然，這種清晰決絕的分類並不是絕對的，它的錄像創作的歷史軸線上亦不是遞進發生的。獨立影像合輯《錄像殺死了廣播明星》則是站在80年代中早期這個時間點，將目光投向錄像媒介對電視主流敘述及價值觀的顛覆、龐克浪潮的DIY與反商業主義精神，以及後龐克哲學中對電影、音樂、文學、藝術、批判性理論的、不斷變動的結合。不同於60、70年代中概念藝術對錄像媒介的借用，這裡的錄像創作與電視及流行文化是沒有剝離的，通過對電視的觀看、引用和模仿，反觀它所代表的價值系統和話語權利。白南準就曾基於電視作為當代大眾文化的絕對象征提出宣言：「終其一生，電視都在襲擊著我們，如今我們終於要反以擊之」。
《Absence of Satan 》（George Barber, 1984, from ‘The Greatest Hits of Scratch Video Volume 2’），圖片由藝術家及LUX提供
從第一台便攜式錄像機在越南戰爭期間由美國軍方發明，到1965年白南準在約購得一台索尼便攜錄製機器并開始在一個小時的錄影時間中實時記錄周遭的真實場景，這種在軍事策略中便是用於監視與揭露的記錄方法順水推舟地成為錄像媒介質疑並考察電視播放中「精心剪輯的敘事性」的敏銳眼睛。《錄像殺死了廣播明星》中呈現了英國先鋒電影製作人John Smith為後龐克／新浪潮樂隊Echo & the Bunnyman的現場演出所剪輯的充滿片段、懸置和爆發的音樂錄影帶（Echo and the Bunnymen: Shine So Hard，1981），一批獨立影像製作者為1984-1985年英國礦工大罷工所製作的抵抗媒體及官方敘述的紀錄片（The Miners’ Campaign Tapes: The Lie Machine，1984），以及80年代中期「扒片錄像」運動先鋒The Duvet Brothers、Gorilla Tapes和George Barber的數條短片（The Greatest Hits of Scratch Video Volume 2，1984），分別從解構敘事、政治激進、聲影實驗、視覺效果等角度切入創作，寄生於可不斷複製、無限傳播的錄像帶和電視轉播，呈現出一種另類的影像力量。
作為華納兄弟音樂的委託創作，John Smith的「音樂錄像帶」仍舊算是介於主流與實驗之間的影像嘗試。然而他對這類創作中音樂與圖像連貫交織的傳統結構進行了切割，將樂隊的表演現場與場景化的、近乎抽象的生活片段互相插入，背景聲音也隨著圖像的變幻而驟停、斷裂、突變──敘事亦因此被打破，雖偶能捕捉到線索一二，但顯得早已沒有意義──反倒是那些片段拼貼所帶來的不適，與它們構成的互相對峙的衝突關係，持續干擾著錄像慣有的敘事結構和商業錄像創作的趨利性。在罷工期間通過VHS錄像帶廣泛傳播的《礦工宣傳錄像帶》將記錄的視角轉向屬於弱勢群體的礦工們，分別以工業下滑、女性參與、警察暴力、媒體謊言和政治辯論為角度記敘罷工運動中的個體，刺破政府通過電視媒介所描繪的假象。
《Echo and the Bunnymen: Shine So Hard》（John Smith，1981），圖片由藝術家及LUX提供
《錄像殺死了廣播明星》合輯中收錄的關於媒體與政府狼狽為奸的部分《撒謊機器》則更加直接的以錄像鏡頭為武器，直直指向捏造事實的其它鏡頭，進行媒體的反攻。最後，在收錄了8部「扒片錄像」短片的精選中，影視／新聞片段挪用、重複、染色、變速、扭曲、剪切、拼貼、疊加等等手法被不斷利用，其中部分影片所呈現的是更為視覺化、更具迷幻感的超現實體驗，另一部分則著重於對政治性影像的挪用，將電視片段重構成與原本意圖相反的抗爭性表達，質疑戰爭、政權的合理性與民主性。透過不同類型、手法和表達意圖的實驗性影像，這部合輯意圖表達的除了影像對社會／政治／固有敘事的批判力量之外，更重要的或許是暗示一個影像民主化時代的開始。到1985年，35%的英國家庭已擁有自己的家庭錄像機；90年代至今，電視媒體上不斷重複播放的逗趣的家庭錄像片段（譬如《笑笑小電影》）或許也正是主流媒體試圖消解錄像機的反思力量和批判衝動的方案。
這類以流行文化、電視播放、龐克文化為素材和土壤的創作在當下的影像創作中也乏常見，譬如Christian Marclay的作品就涉及對大量電影／電視素材的挪用和重剪，尤其是他1995年的作品《電話》（Telephones）與The Duvet Brothers作品《處女》（Virgin，1985）的開頭呈現著強烈的關聯。同時，Marclay對黑膠唱片的介入式改造亦是繼承了「扒片錄像」的「檔案挪用」傳統。
在這個圖像瘋狂繁殖疊加、連電視也岌岌可危的數字化網絡時代，流動的影響無論作為娛樂、藝術、政治宣傳、社會抗爭、恐怖主義散播──都已與我們無處不在。如果回到這一切初初發生時，Bruce Woodley and the Camera Club在1978年寫下的單曲〈錄像殺死了廣播明星〉，歌詞回看60年代的技術變革，憂心忡忡地目睹這一不可逆轉的變化：「他們偷走了你的第二隻交響曲，用新技術的機器將它改寫……我們走得太遠，無法倒帶……圖像傷透了你的心，一切都怪錄像機」。
「錄像殺死了廣播明星」放映資訊
日期：2016年7月10日
時間：晚上3時30分
購票：http://www.cinema.com.hk/tc/movie/details/8963
簡介：當年電視廣播系統正準備成立第四條頻道，早期獨立電影的出品無疑是一項革命性的DIY解藥。它們避開審查，為被邊緣化和不獲批准廣播的影片提供了一個平台。本放映精選了John Smith的一部滄海遺珠，還有Duvet Brothers、Kim Flitcroft與Sandra Goldbacher、Gorilla Tapes和 George Barber的「扒片錄像」傑作。
放映作品：
Echo and the Bunnymen: Shine So Hard, UK, 1981, dir. John Smith, 32 min.
The Miners’ Campaign Tapes: The Lie Machine, UK, 1984, dir. Various, 16 min.
The Greatest Hits of Scratch Video Volume 2, UK, 1984, dir. Various, 28 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