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貨比真品還好：葛優的造夢公司三部曲

If sub specie aeternitatis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nything matters, then that doesn’t matter either, and we can approach our absurd lives with irony instead of heroism or despair.
（編譯：在永恆的形式下，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有任何事是相干的，因此也是不相干的，如此，我們可以以冷嘲熱諷而非英雄主義或絕望來對待我們荒謬的生命。）

── “The Absurd.” Thomas Nagel

世界唔夠好，就笑夠佢為止

講起「中國」很多人就想起「荒謬」，那麼中國喜劇當然也是充滿荒謬。然而「荒謬」的意味模棱兩可，有些人總連著「可笑」兩字來說，有些人卻會想起沉重的「存在主義乜乜乜」。這世界很荒謬，這是很多人的人生體驗，也是某些哲學家客觀理性地思考後所得出的結論。「那麼人生也是沒有意義的了」有些人會這樣想，也有人會以「自由」和「意志」等主觀的方式去回應，以抵抗的態度挺立（如喪事喜辦）、以創造的姿態爆發（如多難興邦）──但這實在累人。哲學家Nagel對荒謬世界的態度則「從輕發落」，提議以冷嘲熱諷的態度來面對。

喜劇的姿態當然是以輕為主，卻也會被人批評為「犬儒」，而犬儒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種文化表徵。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亦被一些學者視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中國」。新自由主義本指開放的市場經濟，個人可以自力更生，甚至白手興家；東亞研究學者任海提出，這些在新自由主義中國出現的公民模範是「企業主體」（entrepreneurial subject），是精於計算的經濟理性者^[1]。由葛優主演的《頑主》（1988）、《甲方乙方》（1997）和《私人訂製》（2013）三齣喜劇就是圍繞「企業主體」來講故事，其中兩齣由馮小剛執導，三中有二由王朔編劇；題材和結構也相近，主角都是一家小公司裡的老闆和職員，業務都是為顧客度身訂造地「解難圓夢」，各以不同個案拼成一齣長片。有趣的是，他們的客戶需要其服務，正在於他們都不符「企業主體」的模樣，更像是「新自由主義中國」的發展大道上被擠往一旁的沙石。

《頑主》的主角創辦了「三T公司」，「T」跟普通話的「替」同聲，「三T」代表「替人排憂、替人解難、替人受過」的業務範圍；《甲方乙方》的公司叫「好夢一日遊」；《私人訂製》的公司與電影同名。它們業務的共通點就是為客戶度身訂造地演一場戲，把他們的幻想具體地呈現出來：真的沒有，假的也要（何況馬雲也說假貨有時比真的還好）；一生沒有，一時亦佳（所以說明是「夢」，始終會醒）。三家公司順著時序比較，可看成是行業發展史，從山寨草創的模式邁向專業化。「三T公司」在中國還在摸索市場化的八十年代創辦，主角在當時的主流中被視為「不務正業」，最後關門大吉，但找上門的顧客卻源源不絕。「好夢一日遊」由四個電影從業員組成，暗示當時電影工作者在轉型期的艱難境況^[2]，把電影製作轉化為讓客戶親歷其境的體驗遊戲。因為方向不明確，公司在助人和賺錢之間沒拿捏好，最後還是虧本，便乾脆轉型為慈善機構。「私人訂製」可算是「好夢一日遊」的成功範式，有專業人士的行頭和職稱，例如「心願規劃師」、「夢境重建師」之類；辦公之處也不再是小區裡的一角廳堂，而是海邊的會所。

從《頑主》到《私人訂製》，敘事結構也有轉移。《頑主》的重心是「三T公司」的三個年輕人，描繪他們嘗試逃脫社會主流的期望，尋索新的意義；他們沒有雷鋒的英雄形象，也是以助人為業，卻因走得太前，而被視為脫軌的「失足青年」並被打壓。《頑主》的結構像主人翁的生活狀態那樣，主角的愛情、家庭、事業發展和客戶的故事交錯起來，有點散亂。《甲方乙方》中客戶的故事佔主要篇幅，公司本身的發展只是當中的過渡，男女主角那交待不詳的愛情則成了副線。《私人訂製》的結構則完全由客戶的個案來主導，公整地分章拼節而成，公司和職員本身沒有故事可言。可以說，「私人訂製」的四位職員其實並不算是主角，客戶才是各章節的主角。

敘事重心的轉移反映了「企業主體」的形構過程及變化。「三T公司」在1980年代，市場化才剛開始，三個主角把「助人」作為賺錢的手段，跟社會主義想像中「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理想格格不入。他們的工作內容按客戶的需要而定，從舉行文學頒奬禮到照顧老人，不符合既定的工種分類，便被視為不務正業。他們要結業的真正原因，或許在於男主角于觀（張國立飾）父親的質疑：「要你們為人解難，那要共產黨幹甚麼？」國家的手逐漸從社會退場，由市場代替，但轉型的過程並不順暢。 「三T」方向正確，但起步太早。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十分常見，需求越來越大，但老一套意識形態影響力尤在，衝突便起。任海指出新自由主義下的中國新主體並不再是循規蹈矩之人，規矩只是諸般計算的因素之一，只要最後能獲益便不怕犯險。有趣的是，《頑主》中的反抗心態在《甲方乙方》中則回歸保守，「好夢一日遊」是因為辦理了太多基於情誼和公益而非利潤的個案而無法繼續營商。在戲中，那是回到「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保守意識，這種不太真實的溫情脈脈，可以理解為創作者在新舊意識型態之間作出的折衷方案。表面上，「好夢一日遊」是失敗的「企業主體」，但成功的「企業主體」不是戲中演「好夢一日遊」老闆的馮小剛，而是在戲外從此成為賣座大導的馮小剛。《甲方乙方》是夢，馮小剛就是真正成功的「販夢人」。

《私人訂製》被人視為《甲方乙方》之老調重彈，劣評如潮，但票房成績跟評論相反，前者的七億票房是後者的二十多倍。「私人訂製」公司裡的葛優終於成為了老闆，經營狀況從開始到結局沒有變化，就如市場經濟和私營企業在中國已成常態，而雷鋒式的溫情模範已完全為專業的中產人士所取代，「企業主體」己成熟了。當然《私》作為賀歲喜劇，主角作為「企業主體」不會是勢利小人，而他們所付出的看來也超越了《甲》：《甲》中的葛優對於虧本的個案會說「成全了別人，陶冶了自己」，《私》裡的葛優卻以「成全別人，噁心自己」為公司宗旨，彷彿自願「噁心」就是專業的表現。問題是，這並不代表掛上「專業」名牌的「企業主體」就是比前人更會捨己，反而也會造成剝削：「私人訂製」其中一個客戶想體驗一下「能拒絕誘惑的清官」的滋味，葛優要求女下屬小璐去色誘客戶，她不願意，他便祭出「成全別人，噁心自己」的「專業」要求令她屈服。小璐經歷的這一情節，便是她以「噁心自己=專業」來建構自身的主體化過程。

The problem is the fake products today are of better quality and better price than the real names
（編譯：問題是，現在假貨比真貨質素更佳，價值更便宜）

── Jack Ma（馬雲，2016年6月13日，投資者會議中的演說）

笑之業務：務虛之夢工場

成功的「企業主體」是新自由主義中國中出現的主體，但不是唯一的，因為還有很多想成為這種主體但失敗的人，以及那些不去參與這種主體構成而被主流擠開的人。若三家公司的比較可被視為「企業主體」構成的過程，那麼他們的客戶則都是那些不是「成功的企業主體」的人。然而，他們都是在中國融合全球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所誕生出來的；這些難以定位的人更不屬少數，會否對主流構成威脅？《頑》、《甲》和《私》三片為戲裡戲外的這些「非企業主體」提出了解決方案：造夢^[3]。

夢在這裡跟幻想相通，是現實之代替品，是虛擬的、暫時的，是未滿足的慾望。「三T」販售的服務是「代替」：代人拍拖、替人照顧母親、暫代丈夫的角色被人妻責罵出氣……性質是暫時和偽裝的。兒子照顧母親是親情，傭人照顧老人是工作，市場經濟讓那些本來並非商品的事情被買賣，而「服務」也由一種美德轉變為商品。「三T」被逼結業後，去了當特技替身，加入了電影業，呼應著「好夢一日遊」的電影從業員；而「三T」為一個低俗小說作家度身訂造出來的文學頒奬禮，也是《甲》和《私》那些虛擬情景體驗的原型。馮小剛電影的一大特色是充滿反身性的犬儒自嘲^[4]，所以他的電影內容及其電影實踐本身可以並置觀看，都是他的「作品」。「好夢一日遊」和「私人訂製」兩家公司繼承「三T」的「替代」業務，替人「造夢」，短暫地滿足客戶在真實世界落空的願望；電影被稱為「夢工場」，也是讓觀眾的幻想在銀幕上由角色代替他們去得到滿足。客戶們的願望可按慾望而分類：名聲、誠信、家庭、愛情、權勢。所以從「三T」到「私人訂製」，他們的事業一個比一個成功，是因為他們漸漸懂得離開最貼身的現實，轉變為滿足人們對「虛幻」的真實需要。馮小剛拍賣座喜劇，也滿足了國內觀眾的心靈需要，如「好夢一日遊」一樣是暫時的。所以《甲》比《頑》中的葛優更有一種樂於助人的仗義精神，並不是回歸保守的意識型態，因為那是虛擬溫情，是由於市場化過程中有太多自利的「企業主體」出現，大眾越來越缺少「雷鋒精神」，馮小剛這「夢境重建師」才以電影作為代替品給予觀眾快慰。戲裡葛優的客戶所感受到的快感，跟馮小剛的觀眾在戲院中得到的歡樂，以及一個小女孩在假日穿上Elsa的藍色裙子在迪士尼樂園中得到女王或公主一般的體驗差不多^[5]。

《私人訂製》中「想市民所想」，不再是雷鋒式的温情，而是對貪官的厭惡與仇富情緒。戲中「情景規劃師」小白對那個想嚐一下清官滋味的司機說，只能安排現實中不存的職位，明言「虛」的比較好。戲和夢一樣，本質就是虛的。但虛擬不是真實的相反，而是以假亂真。馮小剛和王朔的戲提起了實在的問題，卻回以虛擬的解答。戲裡戲外的情景體驗，最後都是叫客戶／觀眾體諒權貴階層「在刀刃上過日子」的苦處。換言之，這齣在喜氣洋洋的賀歲檔期推出的電影，迎合了政權「和諧社會」的呼召。由此構成的中國新自由主義主體，是比「企業主體」涵蓋面更大的犬儒主體。片末一章，以發展造成的環境破壞為題，「私人訂製」四人代為向環境道歉（卻沒講明代誰道歉，把責任模糊處理）。在壓軸的葛優向一條受污染的河道歉之後，突然插入了電視台訪問的情節，問葛優「若有很多錢會否全數捐出去」，他說會。但問到若他有一輛車會否捐出去時，他卻說不會──因他真有一輛車。於是馮小剛連這虛情假意的公共關懷也用笑話自我解構掉。戲裡戲外的「造夢者」及其客户都知道那些都是虛幻，但假貨總比無貨好[6]。在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景況成了一場戲，而戲的特性就是：在虛假當中，人們仍能獲得快感，條件是成為不可認真的犬儒主體，只能以荒謬回應荒謬。

任何一副藥都不能包治百病，就像一個患了絕症，病得要死的人一樣，明明知道嗎啡只能暫時減緩他的痛苦，甚至還會有涉癮的不良作用，你給不給他注射？是看著他在痛苦中掙扎不管，還是讓他獲得短暫的安寧？所以說，這個道德啊，它不是空泛的，脫離對象，孤立存在的，你給一個健康的人注射嗎啡，那是犯罪，而你給一個垂死的人注射嗎啡那就是最大的道德！

 ──錢康（馮小剛在《甲方乙方》的角色）對下屬「以一場『中東公主約會戲』來為一個尋死失戀男打氣是否不道德」的回應。

注釋：

^[1] 詳見於 Neoliberal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Countdown of Time (Routledge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2010年出版。

^[2] 九十年代，電影業從公營單位轉為私營公司，離開了政府的保護傘，卻要同時面對日漸開放的市場競爭。進口的荷里活電影雖然配額有限，但對中國觀眾而言，吸引力遠超國產片。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則標誌著把中國觀眾召回國產電影懷抱的成功個案，並指出了發展的方向──喜劇，後來與古裝武俠「大片」並駕齊驅，成為最受國內觀眾歡迎的片種。

^[3] 不是別字，「造」字是故意的，因為戲裡的虛擬情景和是電影本身就是被人製造出來的。

^[4] Jason McGrath在著作Postsocialist Modernity的第六章對馮小剛電影的反身性（reflexivity）特質有深入的討論。《私人訂製》中更以一個想變得高雅的低俗大導演自況，對高雅文化大加鞭撻，卻因為太認真而削減了幽默感。

^[5] 而《私人訂製》中被逼「噁心自己」去色誘客戶的小璐，境況就如那些在迪士尼樂園中要扮演Elsa的演員，要忍受日曬雨淋和劣質遊客，卻總要「專業」地笑臉迎人。

[6] 所以假貨市場能造出一個全國首富，一個成功的「企業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