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亞洲視野競賽中的當代東南亞紀錄片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日前甫結束為期十天的活動。作為一個以台灣為基礎,關懷世界紀錄片近況的國際性大型影展,除了台灣競賽與國際競賽以外,更專注於亞洲地區的紀錄片發展,專設「亞洲視野競賽」單元,廣向世界各地徵件,只要是以亞洲為題材或由亞洲導演拍攝之作品皆可報名,唯一的報名門檻是須為亞洲首映;從2015年下半開始徵件,至年底為止,有490件作品報名。綜觀今年作品的產出國(以下皆以報名亞洲視野競賽者來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和中國為大宗,分別約有150部作品左右;其他例如日本、韓國、印度等國,則各約有24部左右,而印尼、馬來西亞、香港等地,則各約有十幾部的作品投件,至於其他亞洲地區例如泰國、新加坡、越南、緬甸、柬埔寨、伊朗、伊拉克等國,則投件的數量相當少,只有個位數的作品量,這當然牽涉到這些國家的創作者獲取徵件資訊的管道與其國內的創作自由度。然而,其中以菲律賓的情況相當特殊,雖只有10件菲律賓作品報名亞洲視野競賽,但卻表現亮眼,有兩部作品入圍,分別是《貓狗、家畜、生魚片》《橋下的迴聲細語》,其中《貓狗、家畜、生魚片》還獲得了本屆TIDF「亞洲視野競賽」評審團特別提及獎。

綜觀今年入圍亞洲視野競賽的十五部作品,以製作國別而言,依舊是日本、南韓、中國、台灣等國為多,就這些國家投件數本就優於其他地方,能有這樣的成果並不令人意外,但以菲律賓的投件數與入圍數比來看,便相當令人驚喜,特別是東南亞等國拍攝紀錄片的產業環境並不若東亞其他國家來得成熟與完善。當然不諱言的是,評選過程中難免會有平均區域的考量,但這並不代表這是分配後的結果。

以下將評介三部入圍今年 TIDF「亞洲視野競賽」的東南亞影片。

 

《我的義肢》──戰場過後的重生


《我的義肢》,是今年入圍作品中相當難得的一部,我們極少有機會能夠看到來自緬甸的作品,但這影片之所以難得,並不單因為它來自緬甸,而是這部作品本身相當誠摯、動人。全片只有17分鐘,在多是60分鐘起跳之長片的競賽名單中,它顯得相當特異,但是影片的長度並不直接影響一部作品的價值,它的價值不會因為篇幅比其他作品短,就打了折扣。

《我的義肢》是一部關於戰爭之可怖,人性之可貴的作品。但是,導演昆索莫翁(Khon Soe Moe Aung)並不聲嘶力竭地控訴戰爭的暴力,反而專注且細膩地描繪一群在緬甸東部卡亞區(Kayah state)的退役軍人,那地區因為英國的殖民離間政策,長期以來各種勢力、族群之間爭亂不斷,這些退役軍人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他們的共通點便是皆因為上戰場而四肢傷殘,特別是被大量埋藏在當地的地雷給炸斷腿。他們曾因著失去可自由行走的能力而喪志、失去希望,但是安裝義肢之後,一切宛若重生,而這樣的生命力量隨著他們在當地開設一間義肢工作室而得以延續、傳承。影片很單純地拍攝這間義肢工作室,拍攝在這空間中細心製著樹脂模型、打磨著腿型、調整關節螺絲的義肢師傅們;拍攝前來求助,看起來依然年輕,卻得拄著枴杖才能行走、眼神透著絕望的受傷士兵們,他們通常只有一隻腿,被截去的一段之下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年輕的生命,因為戰爭而被掏空、破壞,甚至失去生存的意義,「踩到地雷被炸死還一了百了,但要沒死那可就苦了。」

失去自由行動能力的痛苦,唯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夠深刻體會。而最動人的便是那幕製作義肢的師傅蹲下身來,為斷腿之人調整模具、調整在關節銜接處所感受到的不舒適。鏡頭跟著,聚焦在兩條分屬不同人的腿,你發現,那兩條腿都是義肢,只是一條略顯不合身、尚未完成,另一條充滿使用的痕跡,契合得多;一種因為自己親身經歷而能夠深刻共感的生命經驗,在這一個構圖中緩緩傳達。共同吃食著日常餐飯、為每一位有著相似境遇的退役軍人們製作義肢;在簡陋且不大的空間中,循著兩根金屬欄杆來回練習著行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與相濡以沫,在被戰火、衝突破壞殆盡的此地更顯得彌足珍貴。影片最後,兩位軍人穿上量身定做的義肢坐上雙條車,儘管可以想見那生活依舊辛苦,戰火依然持續,但至少,在義肢行走發出的篤篤聲中,他們有了支撐生活繼續下去的勇氣。

《我的義肢》這部作品,是導演昆索莫翁加入仰光電影學校的第一部導演作品,作品雖短,但是溫柔、深刻的讓人感受到人性的溫暖與暴力。足以讓人看見這成立才兩年的仰光電影學校所具有的無限潛力。這電影學校,是德國歌德學院出資成立的,希望讓緬甸有志以影像創作的人們,能夠接受完整的影像教育,培育當地的創作者得以透過攝影機,講述屬於自己人民的故事。

 

《貓狗、家畜、生魚片》──在粗糙與晃動中捕捉生命力

《貓狗、家畜、生魚片》Of Cats, Dogs, Farm Animals and Sashimi)是菲律賓導演培利迪頌(Perry Dizon)的個人首部紀錄片作品,但就電影產製領域而言,他並非新人,他長期與菲律賓導演拉夫.達茲(Lav Diaz)合作,在其作品中擔任演員、製作設計;大學主修人類學,並從事劇場創作,特別是兒童劇場的部分。

《貓狗、家畜、生魚片》的拍攝契機,是 2013 年《Norte, the End of History》這部他與拉夫達茲合作、入圍坎城一種注目單元時,全劇組都選擇參加坎城,但培利卻把獲得的酬勞拿去小島度假──那是菲律賓三寶顏席布格省的卡瓦顏村,培利在島上度過了一段時日。在那裡,他認識了一位名叫東東的蘇班諾族(Subanen)男孩,因為隨著母親的工作而到處遷徙,無法穩定上學,抵達這座小島也不過兩個多禮拜,對當地的人事物都還相當生澀;導演培利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進入東東的生活,作為一位帶著攝影機的島的外來者,他想拍些東西,但在當地卻一點人脈也沒有,兩個對島上的一切都相對陌生的生命,就此有了美麗而短暫的交錯,片名「生魚片」正是這樣的由來──導演(拍攝者)與東東(被攝者)都是這樣的生嫩、柔軟。

這部素樸地記錄當地失學男孩的影片,以不煽動、不悲情的語調,緩緩地勾勒出島上的生活、男孩在成長階段的徬徨與夢想、反映出菲律賓殖民歷史所遺留的階級、族群差異。本應是殘酷的現實,卻在導演培利的鏡頭下呈現生機勃勃的樣貌,影片由許多短鏡頭組成,那些短鏡頭並非刻意設計好的,反而是直接地呼應導演對當地而言是個「新手」的關係,因為初來乍到,所以他(的鏡頭)對於環境的反應是相當直覺的;鏡頭的游移,例如原本在拍攝東東,但旋即會隨著身旁的卡邁舅舅說話,或是一旁小貓小狗的活動,就把鏡頭轉移過去,毫不遮掩地顯示出導演對於生命體的敏銳關注與帶有童趣的好奇心。那情感之真摯,不需要太多的影像語言與文字。在紀錄片越拍越精緻、越趨近概念化的當代,《貓狗、家畜、生魚片》反以粗糙、晃動、滿是不確定性與隨機,但捕捉許多生命力在其中的影像,帶領觀眾們進入這表面恬靜,但背後種種卻暗潮洶湧的菲律賓小島。

接近尾聲的時候,東東對著小貓說著他未來的夢想:「你這隻幸運的貓,你只顧吃飽就好,但是我們人類需要揮汗勞苦來溫飽;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但小貓我跟你保證,我會為我的人生好好努力,然後我會再回來, 報答老闆和舅舅的恩情。我一定要做到。」這無疑是整部影片最為動人的時刻,即使在那樣令人感到絕望的環境裡,東東依然對自己的人生抱持著正向的希望。影片的最後,海平面彼端的夕陽呈現魔幻的色彩,畫面無人,東東的聲音以畫外音的方式出現,他用著努力練習的英文說:「你今天好嗎?答案是,我很好。我很好。」海浪聲陣陣,東東的聲音伴隨著浪潮迴盪。

這結尾其實保留了許多詮釋空間,沒有交代東東後續去了哪裡,在一場映後座談中,有觀眾問了導演培利這一個問題,他說,他完成拍攝事隔一年以後,想再回去找東東補拍一些畫面,但他回到那小島那村子,卻怎麼找都找不到。後來當地有人跟他說,東東被捲入了一場地方勢力的街頭鬥爭之中,離開了。導演講到這邊聲音有些哽咽,他接著說,但他不相信,因為東東是一個聰明、認真的孩子,他是一個有辦法生存下來的人,他相信他一定可以度過難關,現在正在某個地方過得很好。這樣的盼望,導演培利透過影像祈了個願,在只有銀幕發出光芒的放映空間,「我很好。我很好。」緩緩自發光體流瀉,慰藉了受傷的靈魂;在殘酷的現實之下,電影提供了另個做夢、想像的空間。

 

《橋下的迴聲細語》──權力中樞旁的艱苦生活

而相較於《貓狗、家畜、生魚片》的拍攝手法,另一部同是來自菲律賓的導演海克特.巴列托.卡勒馬(Hector BARRETTO CALMA)作品《橋下的迴聲細語》(Murmurs from the Somber Depths of Sta. Mesa)則呈現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紀錄片思考與風景。導演海克特是相當年輕的紀錄片創作者,年僅 26 歲,目前仍在菲律賓就讀電影學校,長期關注城市中的底層社會,希望透過影像來喚起人們對資源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教育不普及等議題的重視。

《橋下的迴聲細語》聚焦於首都馬尼拉的梅莎車站周邊的底層居民,他們奮力掙錢度日、期待政府做出一些改變,人們沿著鐵軌、橋墩搭架起棚子,挨著每日乘著嗚嗚汽笛聲而來的火車比鄰而居。一開場的黑畫面,搭配火車運行的聲音,影片中繚繞不散的火車汽笛聲與各種紛雜的環境音,正精準地展現梅莎車站周邊的生活樣態;車伕在鐵軌旁無盡地等待下了火車要前往他處的乘客,這是他們謀生的方式;孩子在鐵軌上玩耍,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導演的鏡頭放置在兩條鐵軌的中間,孩子正對著鏡頭感到有趣,不久遠方傳來的汽笛聲,一列火車正從鐵軌的一端逼近,原本在鐵軌附近任意穿越、走動的人車慢條斯理的游散開來,這是他們生活的常態,一如泰國美功鐵路市集旁的小攤販,早已與每日往來多班的火車產生了微妙的默契。

然而諷刺的是,這社區就正位處菲律賓總統府的旁邊,是一國之權力中樞,理應是核心地帶,但生活在此的人民卻困苦艱辛,鄰近的達官權貴對此地的境況視而不見;導演的鏡頭有意識地拍攝穿越馬尼拉市區的捷運,確認這仍是座高速發展的城市,然而現代化的進程來到梅莎車站卻仿若遇上了某種結界,就此凝滯不前。

而影片中多個火車駛過的鏡頭,亦讓人聯想到法國盧米埃兄弟的《火車進站》,年輕的電影工作者正以完美的黑白攝影向經典大師致敬。導演海克特在求學階段,深受二十世紀初期街拍黑白攝影所吸引,因此在《橋下的迴聲細語》這部作品中,無處不見到向街拍攝影的致敬,所有鏡頭皆採取定鏡、長鏡頭的拍攝,任由景框中的人物自由來去,相較於《貓狗、家畜、生魚片》的游移鏡頭,時常無預警地跟著生命體移動,鏡頭後的海克特更像是與當地維持一點距離、既深入又從旁凝視的街拍攝影師,截取屬於此地的社會切片;選擇畫外音的方式呈現訪談,影像與聲音並不同步,更加深了街拍式的疏離與觀察感。只是海克特捕捉的不是靜止的某一瞬間,而是景框中的動態人生。

影片的最後一幕,原本充斥吵雜環境音的畫面突然無聲,艷陽下裸著上身玩耍的孩子們,在橋墩上又跳又笑,接著紛紛縱身躍入橋下的河流求一身涼。導演海克特刻意將此段的聲音全部抽掉,並讓畫面慢動作播放,是玩耍,也是在玩命,海克特以最後一幕暗喻這群居住在梅莎車站周遭的人們──那種也無後路、只得奮力一躍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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